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經驗、困局與出路

一、批判“四人幫”文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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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四人幫”對文藝事業的破壞,批判“四人幫”的文藝思想,是周揚晚期在幾乎所有的講話和文章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揚認為,我們與“四人幫”在文藝問題上有著根本的分歧。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座談會,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周揚講了三個問題,一是正確評價30年代革命文學的曆史;二是正確估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工作;三是我們同“四人幫”在文藝問題上的分歧。在談到最後一個問題時,周揚認為我們同“四人幫”文藝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這裏以此講話為主,兼及周揚的其他文章,做一個梳理。

(一)如何對待文化遺產

我們一向主張批判地吸收其精華,既不是全盤吸收,也不是一概排斥。“四人幫”對文化遺產采取“徹底掃**”的態度,他們不但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藝、開國以來的文藝工作的成績,而且否定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成就,否定整個人類進步文化的財富,對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大批的古典的進步的文藝書籍被禁止出版和閱讀,說什麽從《國際歌》到那幾個“革命樣板戲”一百多年中間,全世界無產階級文藝是一片“空白”,隻有到了江青,才開辟“無產階級的新紀元”[1]。的確,如何對待文化遺產,是“文革”時期“四人幫”做得最極端的事情之一,把一切文化遺產都說成是“封資修”的大黑貨。文化的饑餓、審美的饑餓是空前的。周揚說:“不介紹、不研究外國文學,不了解外國文學的情況,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學習於我們有用的東西是不行的。這是一種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麵,盲目崇拜外國文學,對它亦步亦趨,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來對它進行評價和批判,對它的反動傾向不進行堅決的鬥爭,那就是投降主義,當然也不行。”[2]采取這種既吸收又批判的態度,才是對待中華文化遺產和世界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