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情有獨鍾，不但在延安時期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60年代致力於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闡釋，而且在新時期開始以後，在實踐證明毛澤東在文藝問題上也有不當說法之後，周揚晚年仍然充滿熱情地重新闡釋毛澤東文藝思想。但是他的闡釋有了全新的內容，這是他順應時代變化的結果。他的闡釋主要包括文藝與生活的關係、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上繼承傳統與革新創造的關係三個方麵。
（一）文藝與生活的關係
周揚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樣過分強調深入生活、深入工農兵的鬥爭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開辟了一個向度來理解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他說：“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體作為自己的對象。它從生活出發，又落腳於生活，並給與偉大的影響於生活。作家任何時候都應當深入生活，忠實於生活，寫他自己所熟悉的、有興趣的、感受最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作家不應隻根據一時的政策，而應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描寫和評價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藝的真實性與政治性是統一的。”[1]在這段話中，周揚對於文藝反映社會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這一點上，而提出過去從未提出過的、作家可以“寫他自己所熟悉的、有興趣的、感受最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應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描寫和評價生活”。這是觀察視點的變化，他不是從政策的統一視點去看生活，而是從以個人體驗為本位的視點去看生活。這兩個不同的視點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後一個視點才真正符合創作的內在規律。如果周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有這種理解，那麽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老舍、曹禺、沈從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會紛紛擱筆，放棄文學創作，而會樂於拿起筆，寫自己熟悉的、有興趣的、有體驗的、深思熟慮的生活，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觀察、理解、描寫和評價生活，我們“十七年”的文學該會湧現出多少優秀作品！實踐證明，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正是由於走了這一種文藝與生活關係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對於歌頌與暴露的問題，周揚也有新的解釋。他說：“作家和藝術家在認識和反映生活的時候，應該努力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作指導。這種世界觀承認社會生活是充滿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社會主義文藝要勇於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與鬥爭。是正視矛盾、揭露矛盾，還是回避矛盾、掩蓋矛盾，這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藝術觀的反映。所謂歌頌與暴露，並不是彼此對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麵，關鍵在於站在什麽立場，歌頌什麽，暴露什麽。文藝創作既要描寫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麵，也要揭露社會的陰暗麵。有光明麵就有黑暗麵，有頌揚就有批判。社會主義文藝負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任務。‘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丟掉這種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喪失了。”[2]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呈現生活真相的問題，如果敢於呈現生活的真相，那麽無論是光明的還是黑暗的，都可以進入文學作品，因為有光明就會有黑暗，在這裏對創作不設置禁區是理所當然的。
（二）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以後“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周揚在此前與此後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都有所闡述。1979年，周揚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對於這個問題的闡述從兩個角度切入：首先，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周揚認為：“我們所說的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政治。我們黨所製定的政治路線和政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因此，文藝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與政治無關，而是密切相連，隻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3]這第一個角度是把政治理解為人民的利益與需要，所以文藝不能脫離政治。其次，周揚又在這個問題上，考慮到黨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的問題：是不是黨提什麽政治口號，就要求文藝緊跟，並且圖解這個政治口號呢？在這裏周揚提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應當是依靠群眾包括尊重專家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應當是由外行變為內行，按照文藝規律辦事的實事求是的領導，而決不應當是憑個人感情和主觀意誌發號施令的領導。作家寫什麽和怎樣寫，應有自己的自由，領導不要橫加幹涉……”這第二個角度是從黨領導文藝的方式方麵進行論述。尤其是最後一句“作家寫什麽和怎樣寫，應有自己的自由，領導不要橫加幹涉”，真正解放了作家和藝術家的思想，給創作帶來了廣闊的自由的空間。這兩個角度互相補充，一方麵說文藝不能脫離人民的政治，一方麵呼籲給作家創作的自由，這種理解是可取的。
鄧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但“文藝也不能脫離政治”後，周揚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周揚首先是從唯物史觀出發，來梳理文藝與政治和社會經濟基礎的關係。他說：“文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從屬於經濟基礎，往往要通過政治作為中介，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但推動文學藝術發展的最後動力還是經濟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文藝也是上層建築，最後決定它們的發展的還是經濟基礎。”[4]“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以及各種上層建築主要是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之間的各種關係是極其錯綜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直線式的。……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視政治對文學藝術的巨大影響；但他們都從來沒有講過藝術要從屬於政治。藝術不但受政治的影響，也受宗教、哲學、道德等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各種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是密切聯係的，互相影響的，各種意識形態同時又都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當然，不是絕對的獨立性，因為它們歸根結蒂最後被經濟基礎所決定。……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藝在內的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相對獨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藝和政治在內的上層建築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否定文藝除接受政治影響之外，還接受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否定了除政治作用於文藝之外，文藝也反作用於政治，總之，把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以及上層建築各種因素之間的本來是極為複雜的關係過於簡單化、庸俗化，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麵。”[5]周揚在這裏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及許多中外學者那樣，首先肯定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在這個前提下再論述了意識形態各部分之間的聯係與區別，作用與反作用，認為文學在各種類型的意識形態之間具有“相對獨立性”， 從而否定了“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命題，這在理論上是符合唯物史觀的，是很有說服力的。其次，從“從屬”的狹隘性的角度，周揚也作了論述：“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決不能窮盡整個文藝的廣泛範圍和多種作用，容易把文藝簡單納入經常變化的政治和政策的框框，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上表現狹隘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傾向，導致政治對文藝的粗暴幹涉。”[6]最後，周揚認為政治分為兩個部分，即虛的部分和實的部分。虛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態度、政治觀點。實的部分就是政黨的領導。但政黨的領導要落實到人，這“人”就是人民群眾，所以文藝為政治服務說到底是為人民群眾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口號也能從曆史的角度作出說明：形勢永遠在變化，過去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這樣就不能不隨著形勢的變化提出新的口號。
（三）文藝上繼承傳統與革新創造的關係
這個問題周揚在多篇文章和講話中談過。主要重複了毛澤東的對待文化遺產應批判地繼承、古為今用、外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思想。周揚新的解釋不多，主要是認為隻有熟悉中外各種文化藝術遺產，我們才能繼承，也才有資格批判。但考慮到他的文章與講話都是在“文革”剛剛結束之後，所以重複毛澤東這些正確的論點和基本原則，還是有意義的。
[1] 同上書，第222頁。
[2] 周揚：《繼往開來 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4頁。
[3] 周揚：《繼往開來 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頁。
[4] 周揚：《解放思想，真實地表現我們的時代》，《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頁。
[5] 周揚：《解放思想，真實地表現我們的時代》，《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245頁。
[6] 同上書，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