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在新時期最重要的理論話語，是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會上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話，這個講話最後以《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為題發表於《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講話分為四部分：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二、要重視認識論問題；三、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引起爭論的就是第四部分。爭論在中央高層進行，整個過程比較複雜。目前已有相關的學者記敘此事[1]。我們這裏不再爭論描述的過程，僅就周揚的相關思想作一些分析和評價。
當年胡喬木從政治的角度來批判周揚是否妥當呢？這一點胡喬木生前自己就有回答。在著名的黨史學家龔育之為郝懷明的著作所寫的“序”中，龔育之說：“周揚作為論戰一方，當然認為他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寫在他那篇文章裏麵；而論戰的另一方，批評周揚那樣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胡喬木，當然也認為那樣批評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寫在那篇批判文章裏麵。這兩篇文章現在都收在他們兩人的文集裏，胡喬木的文章，把這場爭論定性為‘是關係到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實踐的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的學術理論問題’。”“1988年上海一個內部刊物發表一篇文章，認為胡喬木那篇批評文章把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這個刊物的編輯很想知道胡喬木的意見。別人向我說了，我向胡喬木傳達了。胡喬木告訴我，他已看過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觀點，的確是過分政治化。證據是，後來就沒有不同意見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和討論了。”[2]既然是學術問題的討論，那麽，給周揚的言論上政治的綱，就顯然不恰當了，這還堵塞了繼續討論的空間，把人道主義問題重新定為禁區。時間又過去了二十多年，今天我們完全把人道主義當作學術問題，可以實事求是地探討周揚所說的話是否正確。
周揚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看法，可以分成以下幾點：
（一）十七年文藝界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教訓必須記取
他說：“在‘**’前的17年，我們對人道主義與人性問題的研究，以及對有關文藝作品的評價，曾走過一些彎路。這和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那個時候，人性、人道主義，往往作為批判的對象，而不能作為科學研究和討論的對象。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我們一直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認為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相容。這種批判有很大片麵性，有些甚至是錯誤的，我過去發表的有關這方麵的文章和講話，有些觀點是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的。‘**’中，林彪、‘四人幫’一夥把對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批判，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他們推行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製造輿論根據。過去對人性論、人道主義的錯誤批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這個教訓必須記取。”[3]周揚在這裏所說的都是事實：第一，十七年一直批判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不能被當作研究的對象。如1957年巴人發表了《論人情》，同年，王淑明發表了《論人情與人性》，陳夢家發表了《論人情》，徐懋珍發表了《過了時的紀念》，錢穀融發表了《論“文學是人學”》等，都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其實，巴人等發表的言論都是常識性的，並非什麽高深的理論，如巴人說：“人情是人與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飲食男女，這是人類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鳥語，這是人所共同喜愛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如果這社會有人阻止或妨害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愛和希望，那就會有人起來反抗和鬥爭。這些要求、喜愛和希望，可說是合乎人類本性的。”可能出於魯迅對文學的非階級性的批判，出於毛澤東對人性論的批判，於是把人道主義和人性論當作學術的禁區，不許涉及，不許研究，結果連這些普通的常識也被當作反動的言論來對待，被不留情麵地批判。第二，周揚作為文藝工作的主持者，自己過去也錯誤地批判過這些言論，對此周揚做了誠懇的檢討，說“我過去發表的有關這方麵的文章和講話，有些觀點是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的”。的確，周揚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和中國作協理事會上，做了題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的講話，列一章“駁資產階級人性論”，他說：“‘人性論’是修正主義者的一個主要的思想武器。他們以抽象的共同的人性來解釋各種曆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以人性或‘人道主義’來作為道德和藝術的標準，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其中還直接點名巴人，進行嚴厲的批判。二十多年過去了，周揚對此做了檢討，應該受到歡迎。最後，周揚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非人性甚至反人道的對待，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體會到人道主義是多麽重要，不能不起來與林彪和“四人幫”的慘無人道和滅絕人性的言行進行鬥爭。這說明一個領導者或學者空談理論是不行的，必須在生活實踐中對相關問題有深刻的體驗，才能站在正確的理論立場上，與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思想劃清界線。這也說明周揚為什麽對他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意見一直不肯放棄，始終認為自己是有道理的。
（二）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
周揚在文章中說：“我不讚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的體係之中，不讚成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當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4]在這裏，周揚一方麵跟“西馬”劃清了界限，不同意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的體係之中；另一方麵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也是一個事實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馬克思在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多處講人性、人道主義，甚至把人道主義與共產主義聯係起來談，例如：“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複歸，這種複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產的範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曆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就是這種解答。”[5]馬克思在這裏給共產主義下了定義，共產主義對私有製的揚棄，其目的就是“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是“人性的複歸”；他認為共產主義要解決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矛盾，那麽怎樣來解決呢？馬克思提出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這兩個重要的詞。按照朱光潛的解釋，所謂“自然主義”就是“物盡其用”，所謂“人道主義”就是“人盡其才”。就是說隻有實行這樣的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才能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共產主義才能實現，人的解放也才能實現。所以，周揚講馬克思主義包含了人道主義，或者叫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完全出自馬克思的著作。周揚繼續闡述：“在馬克思主義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當然，馬克思主義講的人是社會的人、現實的人、實踐的人；馬克思主義講的全人類解放，是通過無產階級解放的途徑的。馬克思把費爾巴哈講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變成了社會的人、實踐的人，從而既克服了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主義，並把它改造成實踐的唯物主義；又克服了費爾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論為基礎的人道主義，把它改造成為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現實的人道主義，或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6]在這裏，周揚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社會的、實踐的，從而與費爾巴哈的理論相區別。這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嚴正立場上，可以說，周揚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胡喬木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一致的。
關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也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這一問題，周揚說：“作為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出現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亦譯人文主義），是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提出來的，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揭露中世紀神學和宗教統治方麵，曾經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在某種條件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也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7]這段話所說的也不過是一個事實而已。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不但要反對資產階級製造的謊言，揭露其剝削、壓迫人民的本質，而且也要反對比資產階級更為腐朽的封建主義思想的束縛，反對宗教對人的控製，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就可以結成同盟軍，向共同的敵人——封建主義和神學作鬥爭。我們可以補充說，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對巴爾紮克、列夫·托爾斯泰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及其作品持肯定的態度，甚至加以讚揚，也是基於這些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可以通過它們來為無產階級革命尋找部分依據。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揚說的人道主義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這一問題，完全是言之成理的。在中國，由於封建主義的勢力特別強大，從“五四”開始引進的馬克思主義，麵對的敵人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具有啟蒙性質的民主革命鬥爭中，我們還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因此，人道主義成為我們反對封建主義的一種武器，也就可以理解了。土地改革中貧苦農民對地主的控訴，就常常是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人道主義這個武器。就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實事求是地說，封建主義思想仍然是橫亙在我們麵前的障礙，資本的非人道的剝削重新浮出水麵，這時候我們也仍然可以借用人文主義（也就是人道主義）的思想武器，對一切反人文的現象進行批判。正是從上述意義上，周揚說“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應該是有道理的。並且，周揚在講了“同盟軍”問題之後，又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根本缺陷。他說：“必須指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體係，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係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觀念去說明和解釋曆史。盡管這種人道主義學說，對舊製度的抨擊，也曾經顯示出某些激動人心的力量；對曆史的認識，也有過片斷唯物主義的見解，但總的來說，未能跳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曆史唯心主義的框框。作為整個思想體係，未能成為科學。”[8]周揚是在批判的前提下來講“同盟軍”，因此他的“同盟軍”論並沒有混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界線。
作為一位文藝理論家，周揚為什麽要講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呢？這是因為過去經常呼籲人性和人道的常常也是文藝理論家。巴人、錢穀融等都是文藝理論家，他們呼籲文學要寫人性、寫人情，講“文學是‘人學’”，但都遭到了無情的批判。周揚此時出來講人性、人道，當然是對這些被批判的人表示抱歉的意思，同時也說明文藝創作需要人學的基礎。文學藝術如果不寫人性、人情，就不可能動人，不可能獲得成功。這三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寫人性、人情上麵放開了手腳。
（三）不是說社會主義就沒有任何異化了
這是周揚遭到最多責難的一個論點。首先是對“異化”概念的理解。周揚說：“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麵，然後這個對立麵又作為一個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異化’是一個辯證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馬克思講的‘異化’，是現實的人的異化，主要是勞動的異化。”[9]周揚所講的“異化”概念與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講的“異化”是一致的。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勞動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10]。馬克思所講的勞動的異化是說，工人生產出產品，但產品成為一種異己之物，反過來支配工人。周揚正是在領會了馬克思的概念之後提出他的看法的。這兩者之間沒有根本的區別。其次，也是根本的，就是社會主義時代有沒有異化現象。這是爭論的焦點。周揚說：“承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反對異化，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社會主義消滅了剝削，這就把異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製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的宗教異化有某些相似之處。所以，‘異化’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用不著對這個名詞大驚小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當不害怕承認現實。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11]如果我們認為周揚對“異化”的界說可以成立的話，那麽就必須承認，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麵的力量由於各種原因轉化為異己的力量，這種事實的確存在於經濟領域、權力領域和思想領域。就經濟領域說，由於非公有經濟日益強大，私人企業主實際上就是資本家，他們對工人的剝削是明顯存在著的，工人勞動的異化不但沒有克服，而且有所增加。這個問題我們隻需考察一下農民工與私營企業主的關係，就可以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在權力領域裏，由於官員的貪腐現象仍然嚴重存在，官員變成罪犯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這些官員從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蛀蟲，就是說人變成虎豹豺狼，變成非人，這是不是異化呢？思想領域的問題更多，我們需要物和錢，但物欲和錢欲一旦發展起來，就成為拜物主義和拜金主義，人反過來被物和錢控製和支配，這是不是異化呢？所以，周揚所講的三個領域的異化被社會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80年代初期留下的那場討論，既然如胡喬木後來所承認的那樣是學術討論，就不能政治化，不能隨意上綱上線，就不能扣帽子。學術問題不能設禁區，隻能用百家爭鳴的方法去解決。另外，有些問題，不要忙著下結論，要等待實踐的檢驗。不能一邊在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邊又用主觀意誌對待學術討論問題，匆忙下政治結論，不給學術討論留下必要的空間。再一點，學術麵前人人平等，不是誰的官大，真理就握在誰的手裏。胡喬木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周揚是中央委員，但真理不在於誰的官更大。這是那場討論給我們留下的思考。我們必須吸取這個教訓。
周揚的文藝思想經曆了四個時期，即“左聯”時期的幼稚、延安時期逐漸走向成熟、北京前期遭遇到的尷尬、北京後期的反思和新的探索，雖然一度又成為爭議的對象，但應該看到，他經過大風大雨的不尋常的考驗之後，經曆了起伏跌宕的時代變遷和自身的艱辛磨礪之後，他北京後期的文藝思想，是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體會，是反思的結果，是感悟的產物，所講的是真話、實話和誠懇的話，他為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建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並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1] 可參見盧之超《80年代那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顧驤《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的相關部分，以及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一書的相關部分和龔育之為該書所寫的“序”。
[2] 參見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4頁。
[3]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頁。
[4]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頁。
[5]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
[6]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頁。
[7] 同上。
[8]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頁。
[9]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頁。
[10]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
[11]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