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文學理論問題成為少數人特別是“四人幫”進行陰謀活動的政治工具，這個教訓是慘痛的。痛定思痛，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指導下，思想界和理論界開始了對一係列問題的重新思考與檢討。特別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推動下，文學理論界也開始了撥亂反正，逐步克服了長期以來的“左”的思想和舊的思維模式的束縛，許多被攪亂了的理論問題開始得到澄清。
從理論上看，“文藝從屬於政治”的觀點是導致和平建設時代文學思想僵化和封閉的重要原因。文論界的“撥亂反正”也應該由此開始。“政治”這個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含混模糊的概念，胡喬木明確指出：“為政治服務可以並且曾經被理解為當前的某一項政策，某一項臨時性的政治任務、政治事件，甚至為某一政治領導者的‘瞎指揮’服務。應該承認，為狹義的政治服務，在某種範圍內也是需要的（隻要這種政治確是代表人民當時的利益），但是決不能用它來概括文學藝術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傳畫和諷刺畫是需要的，但是畢竟不能用來包括整個的繪畫。……藝術的門類品種不同（例如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舞蹈、建築藝術等以及各自的進一步分類），它們服務於社會主義的方法、方麵和性質不可一概而論，我們對它們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1]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中，意識形態是對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意識形態、倫理意識形態、法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等一切意識形態的抽象。隻有分屬不同部門的具體的意識形態，沒有絕對抽象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這些意識形態作為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們各自有相對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說過文學藝術作為審美意識形態要從屬於政治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倒是說過文學藝術這些意識形態是“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思想領域”，具有獨立性。從社會的經濟基礎到文學藝術等審美意識形態之間有許多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十分重要。文學藝術作為自身曆史傳統和許多偶然因素的審美意識形態，它與經濟、政治的關係“愈來愈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恩格斯語）。機械對應的關係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晚年致力於批判幼稚的“經濟決定論”和“政治決定論”，就是教導人們不要把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變成“小學生作業”。在常態下，政治與文學相互作用，但政治不能直接支配或徹底支配文藝，它對文藝的影響也隻有經過“中間環節”並在文藝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才能發生，不能超越文藝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應該說，新時期以來，不論人們對這一點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文學與文論基本上進入了這一理論軌道。由此文學理論逐漸擺脫“泛政治化”，開始了學術化和學科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