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對此，毛澤東明確說過這一點。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題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中說：“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麵前。”“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度過長期的極端艱難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什麽不能在勝利以後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隨著經濟建設的**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中國人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這些具有宣告性的話語，表明了中華民族百年“危機時代”的基本終結，新的“和平建設時代”的開始。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不久，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的確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全國人民共同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時代的變化，要求一種體現新的時代精神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與之匹配。在文學和文學理論上也應該完成某種轉變，開辟一個體現新時代以“建設”為主題的開放性的新視野。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麵臨的主要是建設自己的現代化國家問題，在文藝上也應該有一次轉變。即從強調“他律”轉到強調“自律”，起碼是像李大釗所說的那樣，“他律”與“自律”並重。然而這種轉變或者文學理論的開放性新視野在從1949年直到1977年的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沒有出現。為什麽這種本來應該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新視野沒有出現呢？兩個關鍵性的因素遮蔽了我們的眼光。
（一）蘇聯文論體係及其教條化
20世紀50年代初中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起步。對一個毫無建設經驗的新國家來說，瞻望和學習已經有了40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偉大旗幟的蘇聯，是自然的事情。那時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全麵學習蘇聯成為一種思想潮流，而根據中國自身實際情況提出的意見、建議和理論遭到忽視甚至打擊。這又回到教條主義的傾向。在這種大環境下，新中國成立後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論體係建設也全麵地向蘇聯學習。西方歐美文藝思潮和理論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異端邪說，中國古代的文論遺產也被視為落後的東西，很少得到真正的繼承，而蘇聯的任何文藝理論小冊子在中國都當作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得到廣泛傳播。蘇聯文論體係通過兩條渠道進入中國：一是翻譯，幾乎所有在蘇聯占主流地位的理論專著和論文及教材，都被一一譯介進來，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學原理》、涅陀希文的《藝術概論》；一是請專家來華講座，如北京大學請了畢達可夫，北京師範大學也請了柯爾尊，他們在中國開班設課，編寫講義出版，其授課對象是新中國第一代的青年文藝學教師，其影響是巨大的。從理論專著、論文、教材到理論教員的全麵引進和學習，不能不使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一個時期，我們完全亦步亦趨地跟在蘇聯文論的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