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立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呼喚，已經有好幾年了。這種呼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這是時代的呼喚，曆史的呼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時代的嬗變，使文學這塊園地裏，出現了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現象，產生了許多令人困擾的新矛盾，提出了許多令人惶惑的新問題。當人們把建立於20世紀50年代、發展於20世紀60年代的文學理論範式運用於當前的錯綜複雜的文學實踐，企圖去解釋它時，就立刻發現新的實踐往往已不接納舊的範式，或者說舊的範式已往往無法介入新的實踐。

按庫恩的見解，科學發展是一種動態結構。科學的曆史發展要經過四個時期。（1）原始科學時期。各種學派相互批駁、辯論是這一時期的特征。（2）常規科學時期。經過長期批駁、辯論，意見趨於統一，建立起“範式”。“範式”的確立，意味著科學的發展進入相對穩定時期。人們的研究不是改變“範式”，而是在已有的“範式”內作累積性的填充、闡釋。（3）“革命”科學時期。“反常”現象層出不窮，舊範式在解釋這些現象時，屢遭失敗。人們對舊範式產生不信任感，要求建立新的範式。（4）新的常規科學時期。部分或全部拋棄舊的範式，建立起適應新的情況的新範式。在新範式建立之後，科學發展進入更高層次穩定發展的常規時期。那麽作為一種科學的我國文藝理論，目前正經曆著一個怎樣的發展階段呢？庫恩說：“麵對著異例或危機，科學家對於現存的範式就采取了不同態度，他們的研究的性質也就隨之改變了。互相競爭的闡釋增加，願意試試任何東西，表達出明顯的不滿，求助於哲學對基本原理的辯論，所有這些就是由常規研究過渡到非常規研究的征象。”聯係到五六十年代建立起的文學理論體係在大量的新的文學現象麵前無能為力的情況，在說明問題時混亂的情況，不難看出，作為一門科學的文學理論正經曆著揚棄舊範式並要求建立新範式的革命科學時期。建立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呼喚是科學發展的必然。

然而，重要的還不是我們需要建立的文學理論體係，重要的是我們根據什麽來建立新的文學理論體係。人們已經提出了各式各樣的關於新理論的框架，可是令人滿意的、能夠為大家所接受的理論體係似乎一個也沒有。當然，這需要討論、辯駁、論戰，在經過長期的研討之後，基本構想也許會趨於一致，到那時，一個或數個新的文學理論體係的框架可能會被人們接受。但就目前而言，我認為重要的是找到建立新體係的根據。

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根據。但我以為最重要的根據是時代。人們現在喜談“超越性”，追求“超越性”，不願像動物那樣隻有適應性，沒有超越性。這種超越性希望我們的理論超越時空和曆史條件的製約，獲得一種亙古不變的永恒的普遍的終極真理。但這不過是一種良好的願望而已。實際上，任何一種理論都不過是時代的產物，任何一條真理都有它出生的時刻，理論（包括文學理論）無論如何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受到時代的製約。而且理論也隻有接受時代的製約，鍥入特定時代的生動活潑的實踐，才不至於很快過時，才有可能獲得某種超越性。自由是對規則的認識，超越是對製約的順從。有規則，才有自由；有順從，才有超越。因為任何理論隻有當它有特定時代提供的立足的事實時，它才可能有某種生命力，才不至於速朽。作為一種理論，其真正的超越性，隻存在於它具體的曆史進程中，要有無數“受製”，才能達到真正的“超越”。恩格斯說：人的思維，“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曆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情況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1]，恩格斯這裏所說的“至上”、“無限”，實際上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超越”。那麽我們作為凡人，我們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們隻處在曆史總進程的一個瞬間，我們所能達到的就是“個別實現”，因此我們的理論是“不至上的”，亦即非超越的，“有限的”。這個“限”，首先就是我們所處時代的限製。雄鷹誠然可以高高飛翔，但它能無限地高飛嗎？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誠然是偉大的，但我們能離開偉大時代的製約而隨意超越嗎？一種理論的產生必須深深地紮入一個時代，吸足一個時代可能有的養分，並能充分地表現這個時代，在後代麵前代表這個時代，它才有可能這樣或那樣地超越時代的局限。如果我們上麵這些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麽我們就應該有這樣的覺悟：要建立文學理論新體係，首先的問題是認識我們所處時代的特征。新時代的特征規定了文學理論新體係的性質。

[1]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