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開始之際，文學理論界所麵臨的問題，是如何從“文革”路線的完全政治化的話語中解放出來。“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就是“文革”路線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是要繼續接受和背負這份“遺產”呢，還是要拒絕這份“遺產”？這就展開了“凡是”派和解放思想派之間的鬥爭。
1979 年對文藝學界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上海文學》第4期發表了《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一文，文章認為，“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是造成文藝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 “四人幫”提出的 “三突出”、“從路線出發”和 “主題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義創作原則的“理論基礎”。“如果我們把‘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作為文藝的基本定義，那就會抹煞生活是文藝的源泉，就會忽視文藝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就會僅僅根據 ‘階級鬥爭’的需要對創作的題材與文藝的樣式作出不適當的限製與規定，就會不利於題材、體裁的多樣化和百花齊放。”[1]文章強調，“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與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有關，並認為“工具說”不符合文藝的特點，結果把文藝變成政治的傳聲筒。政治錯了，文藝也跟著錯。應該說，這篇文章從解放思想的立場觸及了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根本問題，從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以這篇文章為導火線，1979年至1980 年，文藝學界圍繞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討論，維護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學者和認為文藝不從屬於政治的學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辯。雙方都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裏麵找根據，從文學發展的曆史找根據。應該說，不論當時爭論雙方是否意識到，他們所說的所主張的都不是個人的話語，而是不同“路線”的話語。
“路線”話語的變化，還是自上而下展開的，是從周揚1979年11月1日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告《繼往開來 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文藝》“征求意見稿”開始的。當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就“征求意見稿”於當年9月8日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全文的關鍵似在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襲過去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過去的提法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過於簡單化，但現在不必加以批評，還是要給以曆史的積極的解釋和估價，因為它是時代的產物，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產生了消極作用），但現在仍然因襲就不適當了。我們想這可能是這次文代會能否開好的一個關鍵。”[2]這是自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黨內專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和“文藝為政治服務”。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年10月30日）中說：“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寫什麽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麵，不要橫加幹涉。”[3]隨後不久，鄧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80年1月16 日 ）中說：“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4]胡喬木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幹問題》（1981年8月8日）中，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我們的一切政治歸根結底都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為政治而文藝等等。”
作為政治化話語向學術化話語的過渡，這段時間文藝學界討論了毛澤東過去提出的“形象思維”問題、“共同美”問題。
我想強調的是，在新時期開始之際，文藝學界似乎很熱鬧，每個人都在發言，但我不得不說，多數人的發言仍然是有不同“路線”背景的，並沒有進入到深厚的學理層麵，因此這不是眾聲喧嘩，不是百家爭鳴，如果說有“家”的話，就是“極左”一“家”，或反“極左”一“家”。不論你那時說了什麽，不過是兩家中某一“家”的話語而已。因此，那時高校的學術組織雖然大多恢複了“教研室”的活動，但活動的內容主要是教學，至於學術觀點上同一個“教研室”就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即兩種政治化的“路線”的聲音。除一些例外，“教研室”不展開任何學術研究的活動，也沒有學術研究的任務。
我還想強調的是，從意識上說，對於建立學術組織各高校不但還無此要求，甚至有可能認為是一種“負擔”。那時，各個高校的許多老教授渡過了“文革”的險灘，存留下來，但無論老、中、青，對於申請博士點，建立學術組織的意識，都還十分薄弱，或者根本看不到博士點對於將來學術發展的重要意義。等到 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以後，各高校建立學術組織和學科的意識有了，甚至意識很強烈，但那些能夠領銜建立博士點的老教授先後辭世，各校相同的學科之間競爭十分激烈，要申請下一個博士點又談何容易。大家知道，新中國建立學位製是1980年的事情。國務院學科組遴選頭一批博士點，文藝學學科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學校去申請。我當時隱隱約約意識到“博士點”的重要，便去找了我的老師黃藥眠教授，提出要申請文藝學博士點的願望，希望他能夠領銜“出馬”。黃先生當時對我說：“我們要博士點幹什麽？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們如何能帶出博士？”我無言以對，覺得自己是不是有“非分”之想，於是退了回來。1983年國務院學科組評選第二批博士點，這一次我鼓足勇氣，向身體還算健康的黃藥眠先生再次提出北京師範大學要以他為帶頭人申請文藝學博士點的願望。黃藥眠先生畢竟有眼光，這一次他同意了。我填了兩張紙的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表格。當時擔任國務院語言文學學科組的負責人鍾敬文教授後來告訴我，對於黃藥眠先生的申請，評審組隻是用幾分鍾議論了一下，大家都表示同意，就通過了。我們當時的申報條件就是一位正教授、兩位副教授和若幹名講師。當時有這樣條件的何止我們一家？不過我們的“意識”比他們領先一步而已。
[1] 本刊評論員：《 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上海文學》1974年第4期。
[2] 《從胡喬木、鄧力群給胡耀邦一封信談起》，《人民政協報》2004 年10月21日。
[3] 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編：《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頁。
[4]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與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