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 80 年代初的反思時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撥亂反正，破除“極左”思潮的 “泛政治”話語對文學理論的束縛的話，那麽到了80年代中後期，文學理論研究者似乎獲得了充分的信心，開始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自主性的追求。個人的學術話語從 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沒有形成潮流。直到 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現實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當代文論湧進的背景下，在讀書成為熱潮的背景下，在學術視野得到開拓的背景下，個人的學術話語才應運而生。
1985 年被稱為文藝學“方法年 ”。北京、廈門、揚州、武漢等地都召開了專門討論文藝學方法的學術會議。長期以來我們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即社會曆史批評，不但沒有獲得生動的豐富的發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被庸俗社會學化。單向的、孤立的、靜止的、線性因果關係的、機械的思維方式，使文藝學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結果是，大家意識到一定要拓寬各種不同的方法的運用，獲得不同的學術視角，對於文學事實進行不同的解釋，對文學經驗獲得不同的理解，對文學問題作出不同的解答，這樣文學理論才能走向學術化。1985年，劉再複發表的論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近年來我國文學研究的若幹發展動態》影響很大。他認為近年來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除了從破到立這個總趨向之外，還有四個突出的趨向：（1）由外到內，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轉向深入研究文學的內在規律；（2）由一到多，由單一的哲學認識論或政治階級論維度來考察文學現象轉變為從美學、心理學、倫理學、曆史學、人類學等多種角度來考察文學；（3）由微觀分析到宏觀綜合，由孤立地就一個作品、一個作家或一個命題進行思考、分析轉變為從聯係的、整體的觀點進行係統的宏觀綜合；（4）由封閉體係到開放體係，吸收外來的西方的文論的養料和不斷吸收文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的養料。文章最後指出這四種趨向的七個較突出的具體表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