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 80 年代初的反思時期，主要的努力是在撥亂反正，破除“極左”思潮的 “泛政治”話語對文學理論的束縛的話，那麽到了80年代中後期，文學理論研究者似乎獲得了充分的信心，開始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自主性的追求。個人的學術話語從 80年代初就有了，但沒有形成潮流。直到 80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已成定局，在現實需要的背景下，在西方當代文論湧進的背景下，在讀書成為熱潮的背景下，在學術視野得到開拓的背景下，個人的學術話語才應運而生。
1985 年被稱為文藝學“方法年 ”。北京、廈門、揚州、武漢等地都召開了專門討論文藝學方法的學術會議。長期以來我們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即社會曆史批評，不但沒有獲得生動的豐富的發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被庸俗社會學化。單向的、孤立的、靜止的、線性因果關係的、機械的思維方式，使文藝學研究陷入泛政治化的境地。思想解放的結果是，大家意識到一定要拓寬各種不同的方法的運用，獲得不同的學術視角，對於文學事實進行不同的解釋，對文學經驗獲得不同的理解，對文學問題作出不同的解答，這樣文學理論才能走向學術化。1985年，劉再複發表的論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近年來我國文學研究的若幹發展動態》影響很大。他認為近年來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除了從破到立這個總趨向之外，還有四個突出的趨向：（1）由外到內，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轉向深入研究文學的內在規律；（2）由一到多，由單一的哲學認識論或政治階級論維度來考察文學現象轉變為從美學、心理學、倫理學、曆史學、人類學等多種角度來考察文學；（3）由微觀分析到宏觀綜合，由孤立地就一個作品、一個作家或一個命題進行思考、分析轉變為從聯係的、整體的觀點進行係統的宏觀綜合；（4）由封閉體係到開放體係，吸收外來的西方的文論的養料和不斷吸收文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的養料。文章最後指出這四種趨向的七個較突出的具體表現。[1]
果然，方法的革新很快取得了學術成果。1986 年被稱為“文學觀念年”。“泛政治”話語“退場”，學術話語終於“出場”。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 6期和1986年第1期上，劉再複發表了長篇論文《論文學的主體性》。劉再複論文的主旨是：“構築一個以人為思維中心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研究係統”，“我們的文學研究應當把人作為主人翁來思考”，“把人的主體性作為中心來思考。”[2]論文的這個主旨有明確的針對性，那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庸俗社會學和機械認識論傾向及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
《論文學的主體性》的主要論點是“文學中的主體性原則”，“就是要求在文學活動中不能僅僅把人（包括作家、描寫對象和讀者）看作客體，而更要尊重人的主體價值，發揮人的主體地位，以人為中心、為目的。具體說來就是：作家的創作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主體力量，實現主體價值，而不是從某種外加的概念出發，這就是創作主體的概念內涵；文學作品要以人為中心，賦予人物以主體形象，而不是把人當成玩物與偶像，這是對象主體的概念內涵；文學創作要尊重讀者的審美個性和創造性，把人（讀者）還原為充分的人，而不是簡單地把人降低為消極受訓的被動物，這是接受主體的概念內涵”。[3]劉再複就上述觀點展開了洋洋灑灑的論述。劉再複論文的意義不在於具體論述一個問題，而在於文學觀念的學術立場的轉變，即從過去的機械的反映論文學觀念，轉變為價值論的文學觀念。因為在強調文學的主體性的時候，劉再複的核心思想是要論證人，主體的人，人的經驗，人的尊嚴，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人的命運，人的活動，等等，這才是最具有意義和價值的。一切離開“人”這個主題的文學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
總的看來，劉再複1985年至1986年間提出的文學主體性思想，盡管不是沒有邏輯的概念的缺陷，但作為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同的文學觀念，即主體性文學觀念，還是讓人們充分意識到，文學主體性理論相對單純認識論文藝學的批評而言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標誌著不同於認識論文藝學的主體性文藝思想的出現，這對於中國文藝學的變革與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盡管他的學術化的理論也遭到了不少質疑，但已經屬於正常的學術討論了。立論者和批評者已經失去了政治的考量，一個學術化話語的時代終於降臨了。可以說，以討論文學主體性為發端，文藝學界各種學術話語從此不斷湧現出來，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文學觀念，出現了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謂“多元共生”的理論局麵終於形成。就是在新世紀，學術化的話語也一直延續著、發展著，學術研究走上了正軌。
[1] 劉再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讀書》1985年第2、3期。
[2] 劉再複：《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