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7日。
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界為了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從中國文藝發展實際出發，向馬克思主義文論、西方文藝理論（特別是西方當代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和中國現代文論傳統尋找理論資源，加以融合創造，逐漸形成了中國當代文論的一些新鮮話語，取得了與時代同步的成果。如我們摒棄了“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帶有“左”的印記的話語，為文學理論的研究掃清了道路；提出了文學人性基礎論，改變了過去的簡單的文學階級論；提出了文學的主體性，改變了過去的機械的反映論；提出了文學“向內轉”，改變了文學單一“向外轉”；提出了文學審美特征論，取代了過去的文學形象特征論；提出了文學審美反映論和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改變了過去的非詩意的社會反映論；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化詩學”等，批判商業化出現所引起的拜金主義和拜物主義；提出生態批評，力圖回應現實的環境汙染問題；提出了文學性在大眾文化中蔓延的觀點，力求擴大文藝學的研究領域；提出了完整的文體論、敘述學，完善了過去的零散的技巧說。應該說，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是老、中、青三代理論家的心血凝結而成的，應該加以充分肯定。在這期間所形成的部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鮮話語，將成為建設新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更完整的文學理論話語的重要基礎。我不太同意現在一些學者的做法，為了創新、突進前沿，就首先拿上述一些觀點“開刀”，似乎隻有打倒這些曾經發生了影響並繼續發生影響的理論，才能推出新理論。“後新時期”隻能是“新時期”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繼續，而不是倒退，更不是簡單否定。這種前後的承繼關係一定要處理好，我們新的出發才有一個清晰的起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