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學者過分誇大文藝學的危機。危機是有的，不但文學理論學科有，其他各個學科同樣也有。整個文學創作也有危機。就全社會而言，精神文明的建設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危機。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麵臨危機。所以，不要光喊文學理論的危機。
對於文學理論的危機，人們的看法不一樣。在一些人看來，文學理論的危機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上麵。是不是說，原有的文學已經終結，或即將終結，隻是“文學性”還在電視節目、網絡節目、審美化的日常生活中“蔓延”，並認為這種“蔓延”才是文學的真正發展。原有的一套理論已經解釋不了這些“文學性”的“蔓延”部分，因此要“跨界”，改變文學理論原有的研究對象，這樣才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在求解問題上則要用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否則文學理論就永遠要陷入危機之中。
我不太同意上麵這些看法，發表了幾篇文章，這都是大家知道的。今天我想補充一點看法。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的確有新的因素的介入，如市場化因素的介入而產生的問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又如電視、電影和網絡節目等大眾圖像文化對於文學所形成的擠壓，也是文學發展中的新因素。生態批評、身體寫作，也是現實中湧現出來的新問題。我們的確要調整我們的視角，去研究這些文學活動中所產生的新情況、新問題。不能以不變應萬變。所有關係到文學自身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都應該得到深刻有力的研究。但是我們似乎可以把我們的研究對象分成兩類：一類是就是上麵所說的新情況、新問題、新因素；一類是文學理論這門學科所呈現出相對穩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曆史社會文化語境建構起來的，這就是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很多，如原道與載道，文學性與非文學性，文學與審美，文學與語言，文學與曆史，文學與文化，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革命，文學與自然，文學與生命，文學與民間，文學與時間，文學與地域，文學與民族，文學與生態，文學與身體，文學與文體，繼承與創造，感情與形象，典型與意境，文本與作品，比喻與象征，隱喻與反諷，接受與對話，抒情與敘事，假定性與真實性，審美與審醜，崇高與卑下，優美與壯美，欣賞與玩味，古典主義與偽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等，這裏隻列了三十多對，我們還可以列出許多來。這些問題是在不同的曆史文化語境中提出來的，應該給予充分的邏輯的曆史的研究。用我們的理解來說，就是予以文化詩學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教授程正民曾深刻指出：“文藝學研究可以從曆史出發，也可以從結構出發，但如果是科學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曆史與結構的統一。文藝學如果從曆史出發，那麽曆史研究的客體就是審美結構；如果從結構出發，那麽也隻有靠曆史的闡釋才能理解結構的整體意義，對結構的認識和理解隻有通過曆史的闡釋才能得到深化。”[1]這種看法把曆史的與結構的研究結合起來，是很合理的，很有啟發性的。隻有這樣去做，才能克服所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所帶來的片麵性，文學研究也才能實現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體的“文學場”及其要素的聯係上麵來。這種研究會使中國文學理論這門學科建立在對這些問題深入研究的可靠的基礎上，使文學理論成為有根底的學科。說實在話，對上麵這些問題，我們是否都研究清楚了，都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了，我看沒有。在我的有限的閱讀中，隻有一個典型和典型化問題這一論題，因王元驤教授在80年代的《文學評論》上麵發表了長文，把典型與典型化的來龍去脈梳理得比較清楚，可以說解決了一個問題。錢中文教授用六萬字梳理、闡釋了“審美意識形態”的生成，也可以說解決了一個問題。新時期三十年來，文學理論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有許多成果，僅錢中文和我主編的“文藝學建設叢書”六套，共36種，這些成績不是隨便吹的。不能動不動就說危機如何如何。但我們必須承認，許多文學理論的基礎性問題我們都是淺嚐輒止，沒有拿出像樣的東西來。這與長期以來浮躁的學風有關，與刊物的萬字文體製有關，與評職稱的規定有關。我現在的體會是，不論你方法多麽先進，你反本質主義多麽堅決，這些都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學者的坐冷板凳精神，刻苦勤奮的精神，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熟悉得如數家珍的精神，研究現狀和研究曆史的精神，缺少這種精神，不能做出係統的深刻的具有學理的研究，隻是匆忙發表一些意見，那麽我們的文學理論學科就缺乏學術的根基，如果說文學理論有危機的話，我認為最大的危機在這裏。有人會說，這些基本問題就是研究得再深刻也解釋不了當下湧現到我們麵前的新問題。我當然知道這一點。但我要問的是，你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工作者連這些基本問題都不甚了了，基本的功底都不行，又怎麽去解決那些新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