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求當下性
當前文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是與當下社會問題聯係在一起的問題，是與社會廣泛流行的拜物主義、拜金主義的流行密切相關的。上麵所說的社會問題如何變成為文學理論問題呢？這就要找到文學理論自身的問題域，找到自身的切入點。換言之，文學理論是文學的理論，而非政治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必須把社會問題通過一種途徑，一種轉換，把當下社會問題變成為文學理論問題。例如，“五四”時期，魯迅等根據當時社會的狀況，提出了“改造國民性”問題，就成為了文學理論的有效話語。“五四”時期的一整套文學理論話語，如白話文運動話語，平民文學話語，文學真實性話語，文學與革命關係話語，等等，都有鮮明的針對性，因此文學理論就必然具有時代性。
今天，我們親身感受到當下的社會問題，但似乎沒有足夠的能力把這些社會問題轉化為文學理論問題，就是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學》，發表了王曉明等人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提出了文學和人文精神危機的問題。不久《讀書》、《東方》、《文匯讀書周報》等報紙、雜誌上也紛紛發表文章參與了討論，這就是人文精神討論。這次討論主要涉及了人文精神危機、人文精神內涵和人文精神重建等問題。但可惜這次討論未能持久。實際上這個問題是針對在商業大潮中文學失去了真善美的品格而提出來的。1995 年，錢中文在《文學評論》發表《文學藝術價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提出了新理性精神。後麵錢先生又多次發表討論新理性精神的文章，探討人的生存與文化藝術的意義，探討在物的擠壓下，在反文化、反藝術的氛圍中，重建文化藝術的價值與精神，尋找人的精神家園，呼喚新的人文精神。這是很有意義的話題，但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1998 年筆者在央視“百家講壇”作《走向文化詩學》的講演，也是植根於當下現實土壤中的文學理論，呼喚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來對抗現實的種種社會弊端。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另外，在這期間，曾永成、魯樞元、曾繁仁等提出並論證“生態批評”、“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針對現代工業給環境帶來的汙染，做出了理論建構的努力，但關注的人仍然不夠。新世紀以來，陶東風率先發表文章，提出了犬儒主義問題，有點重提“國民性改造”的意涵，問題具有當下性，值得討論。我這裏回述文學理論界為文學理論的當下性所提出的這些問題，意在希望這一領域的學者應該更加關切這些問題，即使這些問題的論述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它們是重要的，我們可以進行深入的討論，進一步去完善它，而不應被淹沒在眾多的無意義的話語裏，或遭到嘲弄和摒棄。我們要分清楚今天文學理論中，哪些話語是具有當下性的，哪些是不具有當下性的，要給予具有當下性的文學理論話語足夠充分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