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的構想是：以審美評價活動為中心的同時，還必須雙向展開，既向宏觀的文化視野拓展，又向微觀的言語的視野拓展。我們認為不但語言是在文學之內，文化也在文學之內。審美、文化、語言及其關係構成了文學場。文化與言語，或曆史與結構，是文化詩學的兩翼。兩翼齊飛，這是文化詩學的追求。程正民教授深刻指出：“文藝學研究可以從曆史出發，也可以從結構出發，但如果是科學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曆史與結構的統一。文藝學如果從曆史出發，那麽曆史研究的客體就是審美結構；如果從結構出發，那麽也隻有靠曆史的闡釋才能理解結構的整體意義，對結構的認識和理解隻有通過曆史的闡釋才能得到深化。”[1]這種看法把曆史的與結構的研究結合起來，是很合理的，很有啟發性的。隻有這樣去做，才能克服所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所帶來的片麵性，文學研究也才能實現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體的“文學場”及其要素的聯係上麵來。
（一）向宏觀的文化語境拓展
在研究文學問題（作家研究、作品研究、理論家研究、理論範疇研究等）的時候，要向宏觀的文化視野拓展，以曆史文化的眼光來關注研究的對象，把研究對象放回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不把研究對象孤立起來研究，因為任何文學對象都是更廣闊的文化的產物。這樣，研究文學和文學理論都要充分考慮到“曆史的關聯”、“社會的關聯”。恩格斯曾經稱讚過黑格爾的“偉大的曆史感”，認為“他是第一個想證明在曆史中有一種發展、一種內在聯係的人”，認為他“在現象論中，在美學中，在曆史哲學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偉大的曆史觀，材料到處是曆史地、即放在與一定的曆史聯係中來處理的”。恩格斯的觀點表明了一種曆史主義的觀念和方法。[2]別林斯基也深刻指出：“不涉及美學的曆史批評，以及反之，不涉及曆史的美學批評，都將是錯誤的。”[3]“曆史優先”是文化詩學的基本原則。隻有把研究的對象放置於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才能充分揭示對象的意義和價值，才能開掘出審美精神、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