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講開始將進入文學形式與社會曆史文化之間的互動、互構的關係的討論。在構思這個問題下麵講什麽的時候，頗費斟酌。我最初的構想，可以分為三講來討論，首先討論文學語言與社會文化；其次討論文學話語與社會文化；再次討論故事形態與社會文化。我覺得文學語言是講文學語言的共性問題，即作家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作品有共同的特征，文學話語是講文學的個性問題，即不同作家因個性不同有不同的話語。但是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這樣講是否合乎語言學的邏輯和規則。有一天，在研究中心，恰好碰上趙勇博士、精通法國文論的錢瀚博士和一直在研究文體論的姚愛斌博士，我於是就把自己準備講的題目拿出來向他們請教。其中，錢瀚認為，話語是與權力、意識形態相關的概念，比較之下帶有更多“共性”，而語言可以理解為個人的言語，他建議先講話語，再講語言。回家後，對此仍不甚放心，於是又看了一些書。我意識到語言問題是20世紀人文學科關注的焦點問題，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學者各有各的說法。分歧與誤解到處可見。“話語”提出的曆史很短，似是超越索緒爾的語言與語言的問題。正在我猶豫不決之際，理論語言學的專家伍鐵平教授因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趁機就我思考的問題請教他。他的回答完全是索緒爾式的，他認為索緒爾的語言二分法是根本，即把語言分成語言和言語兩個層麵，“語言”是“體”，是係統的規則；“言語”是“用”，是按照語言的規則通過人說出的或寫出的話，“話語”也是一種言語，文學語言也是一種言語，文學語言中抒情語言、敘事語言也都是言語。我覺得伍鐵平教授說得比較合理，所以我最終決定，在文學言語層麵來探討“文學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互構”，這裏的“文學語言”實際上是指“文學言語”，“社會文化”則指“社會的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