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就是索緒爾語言體係的言語，是詩人、作家根據某個民族的語言規則所寫下的“話”，這些“話”聯成一片構成了一個又一個文學文本。雖然每個詩人作家的語言是不同的，具有個性的，但如果把詩人、作家寫在文本中的語言，與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相比，我們立刻就會發現文學語言的共同特色或特性。
（一）文學語言及其特性
首先我們還是要來討論文學語言對於文學來說具有什麽意義。因為傳統的語言觀和現代的語言觀對這個問題還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大家知道，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文學理論界出現了所謂的“語言論轉向”，認為語言就是文學的本體，甚至認為“不是人說話，是話說人”。我們要結合文學語言在作品中的地位來討論一下“語言論轉向”有沒有道理。
1.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功能
從古典到現代，人們都非常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但他們對語言在文學中究竟占有什麽地位具有什麽功能的看法是各異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論所持的是“載體”說，語言隻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於表達生活的和情感的內容，內容有“優先權”，形式則處於被內容決定的地位。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則持“本體”說，認為語言是文學的“本體”，文學就是語言的建構，語言是文學存在的家園。古代文論與20世紀西方文論的文學語言觀就這樣分道揚鑣。
那麽文學語言觀念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20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在西方，19世紀以前，占主導地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製約一切，所以理性作為文學的內容也自然處於“統治”地位，語言隻被看成是傳達理性內容的工具。20世紀初葉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發生，人的生存境遇惡化，人性的殘缺化越來越嚴重，人們覺得過去崇拜的理性不靈了，反理性的思潮應運而生。這就導致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人們不再追問語言背後的理性，而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維特根斯坦）。語言不是單純的媒介、手段、載體，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語言的動物。王一川教授還告訴我們：“更根本的原因則是物質生產的發展。語言從次要的工具一躍而擁有中心權力，並非偶然。這裏起最終作用的正是物質生產的發展所導致的語言表達方式的飛躍，從而是語言的重要性的大大增強。最初的口頭語言和手寫語言傳達能力有限，信息相對封閉，適應於集權意識形態，這是受原始、奴隸和封建時代的物質生產水平製約的。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印刷術得以普及和發展，這就使語言可以成批印刷和傳播，讓更多的人去接觸、使用，從而令語言的作用發生改變並大大增強。例如，《聖經》一向以手抄本傳世，握有它的少數人便握有萬能的闡釋權力。但當印刷術普及和發展，《聖經》可以大量複製了，普通人也可能擁有它，從而可能打破少數人對闡釋權力的集權壟斷。正是這一物質基礎與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16世紀路德新教革命。這也可以看作由手抄本‘語言’到印刷本‘語言’的語言表達方式的革命。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不僅印刷術持續發展，而且無線電通訊、攝影和電影也相繼發明和發展，這就極大地拓展了語言表達方式，從而給人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這裏的語言顯然已不再是過去那種單純的‘工具’，而直接參與、構成人們的新的存在方式本身。”[1]王一川從媒介的變化的曆史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語言論轉向”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