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經過前十年的實驗與探索，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詩人完成了藝術轉型，創作出了相當成熟的文本。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20世紀最後的十年，中國新詩完成了自身發展的一個周期。
90年代的詩歌日趨多樣性和多元化。這個時期最深入人心的文學口號是“個人化寫作”。所謂“個人化寫作”，並非指詩人沉湎於個人的狹小天地，而是指擺脫從眾心理，追求思想與人格的獨立。正是在這個前提下，90年代詩歌反而增強了與現實、曆史的親和力，並增加了其內容的分量。這樣一來，成熟與理智，就成為衡量一個詩人的重要標準；智性化與個人化就成為估量文本的重要價值依據，這意味著以前所界定的所謂共同的文學理想失去了合法性。詩人們將有權利按照各自對生活、曆史以及藝術的理解，選擇自己的道路。正因為如此，90年代的詩歌無論是在題材還是創作方法上，都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從深受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生活流”，到承繼西方現代主義精髓的形而上哲學冥思，乃至於麵向中國傳統的禪宗玄學，都吸引了不少的實踐者。而且，每一流脈都湧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詩人與範本。
若以年齡段為劃分單位，90年代的詩歌，可謂是老、中、青三代詩人的藝術集合體。事實上，按照年齡來劃定詩歌群體的做法並不科學。可是，當代詩歌的斷層性與非邏輯的發展，造成了當代詩歌經常要依據年齡來命名的窘況。這一劃分方法，在80年代中末期，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文化環境的轉換以及西方各種詩學理論、詩歌譯本在中國的傳播，不同年齡段詩人藝術觀念的差距越來越小，在創作中還不時出現交叉與合流。因而，老、中、青三代詩人的說法，隻是為了描述的方便，並不代表相互間無法通約。
繼80年代以後，以邵燕祥、蔡其矯、牛漢、鄭敏、杜運燮、曾卓、蘇金傘等為代表的老詩人，仍是詩壇上一支難以忽視的創作隊伍。多數人的作品數量在減少，但年輕的精神狀態與精湛的藝術造詣，卻令人刮目相看。邵燕祥在“紙上”高談“風雲”：“國務院任命21名稽查特派員/心頭一震：要除懶筋治懶病……/武漢‘桑塔納’當街爆炸/天河北路新樓廈麵向十萬豪門/兩記者追蹤川島，下轉第六版/澳門警司司長返回葡萄牙搬兵”（《紙上風雲十三章·A1版》）；杜運燮指著一棵棵綠樹對我們說，哪怕“最後隻剩下一片黃葉/也要捧出最後一角綠/我不願聽枯葉得意的自語/人不如樹，人不如樹”（《八十自語》）；曾卓在“華發蒼蒼”之年，竟要攜帶“七星劍”闖**江湖：“仗劍遠遊，闖**江湖”/傲問：“誰有不平事”（《人與劍》）。
老詩人在創作中顯示出的另一特點，就是越到晚年越抒發真摯的“性情”。一生在困境中跋涉的綠原，到了晚年還在接續那首至今沒有寫完的情書：“把我留住不放的是我的/愛：我的愛隻剩下/還讓我仰望到的藍天/還讓我匍匐的黃土地/還讓我聽得懂的漢語/和讀得懂的方塊字和/我用它們寫著寫著/一直沒有寫出來的/一首情詩”（《我的愛》）。蘇金傘在耄耋之年回憶起“幾十年前的秋天，姑娘約我到一個小縣城的郊外。秋風陣陣。因為當時我出於羞怯沒有親她，一直遺恨至今！隻能在暮鄉的黃昏默默回想多年以前的愛情”的往事時，禁不住寫下了“……第二天我獨自來到這裏/想把那座小沙堆移回家中/但什麽也沒有了/秋風在夜間已把它削平//第二年我又去憑吊/沙坡上雨水縱橫，像她的淚痕/而沙地裏已鑽出幾粒草芽/遠遠望去微微泛青/這不是枯草又發了芽/這是我們埋在地下的愛情/生了根”（《埋葬了的愛情》）的感人詩句。
90年代詩歌的另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出現了不少長詩。“第三代”詩人中的於堅和翟永明等人，也寫了不少長詩，還引發出一些評論。進入90年代後，還有另外一批與“流派”保持距離的詩人在從事長詩的創作。代表性詩人有昌耀、韓作榮等，其詩歌在思想與藝術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長詩創作當然不是在90年代才出現，可一直到90年代才全方位地展示出其整體實力與規模。
以孔孚、孫國章等為代表的新山水詩在90年代的活躍，也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件。它標誌著新詩創作進入了對傳統文化與審美意識進行重新反思、整合的階段。由在詩歌理論界頗有影響的《詩探索》發起的曆時4年多的“字思維”討論，與新山水詩的凸顯有著內在的精神聯係，即探討在西方詩歌大規模入侵東方詩歌的版圖時，我們該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化傳統。
在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創作群，是先鋒詩人們。自80年代中期以後，先鋒詩派就得到詩歌研究界的格外青睞。在當代詩歌史的寫作及單篇論文中，這個群體中的不少詩人都是必須提到的對象。本該為“另類”的先鋒詩人群，實際自80年代中後期開始，漸漸由邊緣轉入了中心。批評界的這種學術傾斜，在無形中喚醒了先鋒詩人對“排名”的敏感，最終導致了先鋒詩人陣營在90年代走向了對峙與分裂。
新時期以來的新潮詩歌批評，對促進當代詩歌的現代化轉變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把批評重點鎖定在幾個先鋒流派與詩人的身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術視野的開闊和客觀公平性；也可能導致那些遠離群體，以個體身份出現的優秀詩人長時間被冷落。如寫下《土撥鼠》等不少長詩的西安詩人胡寬，在活著的時候根本不為詩壇所知。直到病逝後，他那被譽為比“金斯堡的嚎叫還要撕裂人心”[1]的詩，才逐漸被人所了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