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台港小說界，無論是創作題材，還是藝術風格，均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態勢。
蘇偉貞、朱天心在這一階段創作了係列展現“外省人”處境和心態的“眷村小說”。所謂“眷村”，乃國民黨遷台後為其帶有家眷的中、下層官兵提供的住所，少則幾家幾十家，多則成百上千家聚落為村而得名。“眷村小說”的發展，不僅因當時族群問題凸顯的社會背景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一改以往著重於對眷村正麵描寫的傾向，轉而注意觀察和揭示眷村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缺失。
蘇偉貞的小說《離開同方》圍繞眷村幾位精神失常人物展開一幕幕悲泣的故事。段叔叔是一位孤僻的潔癖患者，又是個一挨近老婆便渾身發抖的性障礙患者，最後更發展成自虐狂；李媽媽是個具有表演天賦、本能流溢而理智喪失、無法說出其子女的父親是誰的精神病人；袁伯伯是個**不羈、酗酒尋歡的男人；方媽媽則因獨生女兒的失蹤而躺在**怪獸般嘶喊。這種病態心理和性格甚至傳染給了下一代，袁寶因高燒而導致癡呆；狗蛋從小寡言少動有種神秘感；修養甚好的趙慶竟是告密者和殺人凶手；三歲的小白妹也因過於敏感而嗜睡，整個村子好像都有瘋狂的傾向。當然，作者之所以刻畫這些形象，並非為搜奇獵怪，尋求刺激，而是要借此表達對眷村乃至某種時代社會問題的深刻觀察。因為這些人的精神病變顯然與他們曾飽受離亂之苦不無關係，而且眷村現實氛圍本身的壓抑、窒悶更是導致心理病變繁多的重要因素。在蘇偉貞筆下，眷村從一塊汙泥濁水中赫然挺立的淨土，一下子淪為混亂不堪、瘋狂沒落的淵藪，這固然會令眷村子民備感淒涼悲傷，但或許也能激起某種反省，引起社會對他們命運的關注。
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則對眷村人未能紮根土地的現象有深刻反省。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並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都有離開的念頭。這種失根、無根的狀態必然使眷村鬱悶窒息、斫失生機，終至腐朽——“原來，那時讓她大為不解的空氣中無時不在浮動的焦躁、不安，並非出於青春期無法壓抑的**的泛濫，而僅僅隻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而這種浮躁迷惘正和農家子弟的篤定怡然形成鮮明對照。作者還對眷村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作了思考，反複體味和描寫了所謂“濃濃的眷村味兒”。正是這種思索、反省和同情、憐憫同在的書寫，賦予其“眷村小說”深厚的藝術感染力。因為作家對眷村的省思並非對它的背棄，而是著眼於未來，或者說作者想表達的是：封閉式、失根態的眷村已失去生命活力，隻有與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族群相融合，才有出路和前途。
朱天文小說則流露出了某種世紀末的況味，如《世紀末的華麗》裏的時裝模特米亞，其不斷更換的華麗衣裝內卻是一顆空無、寂寞、蒼老的心靈——20歲已“不想再玩”年輕人的愛情遊戲，找了一個40多歲的有婦之夫同居，可真正能夠與她患難與共的隻有那些日見枯萎的風幹玫瑰，展現的正是當前台灣都市社會的某種景觀，既帶有無深度、無曆史感、消費膨脹、物欲橫流、理想破碎、複製和假冒泛濫等後現代亂象，又呈現著頹廢、厭世、隔膜、腐爛等世紀末景致。《荒人手記》則大膽地涉及了同性戀題材。小說以一男性同性戀者自述口吻，展現這一社會畸零族群的愛欲生活和孤獨、寂寞的內心世界。作者寫“荒人”（遭社會遺棄或遺棄社會之人）的意識更甚於寫同性戀者，是借同性戀這一極具代表性的題材，為社會邊緣族群，乃至整個現代人群做某種心靈寫照。可見這個遭受閹割的社會顯然已走到“世紀末”，毫無前途，隻有眼看著它不斷地敗壞下去，鮮明表露了作者對當代台灣社會的強烈不滿和批判。
這時期還出現了一種“泛政治”小說，它不同於以往政治小說的單向度。
王文華的《性·政治·強暴案》就關聯了性、政治與暴力諸方麵。一樁校園強奸案，本來在每52分鍾就有一名女子被強奸的台灣並不足以引起軒然大波，隻因校花林美珠美得具有使知識分子半夜裸奔張揚其政見的煽動性。加上林父為“立法委員”，林母為婦運領袖的政治背景，故此案驚動了學校、媒體、政要、黨派、社團、白道、黑道，一樁“刑事案”被說成“政治謀殺”或“政治誘陷”，連她父母也拿女兒的名節、性命來打政治牌。這一切全是由事件男女主角合作設計製造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強暴案所引起。最後那極度誇張煽情的一團混亂，不僅成就了男女主角的名利欲望，而且滿足了社會各界為各自政治、經濟及其他利益而借題發揮、推波助瀾的需要。小說以此虛構的假案消解了後現代大眾消費社會的虛假現實，其間肇事者與造勢者、敘述者與被敘述者關係的多重轉換，也暗喻了某種情欲關係與政治關係。在這個社會中，經濟無孔不入，“政治”也不甘其後。可見90年代多數台灣小說中的政治書寫並非為了宣揚某種政治主張，或表達某種政治傾向，其內涵另有所屬。
紀大偉的小說則以“酷兒書寫”知名。其小說處理的核心主題乃身份認同問題。他認為決定一個人的關鍵因素是後來的身份認同（包括政治理念和性別傾向等），而他著重探尋的是，在人/獸、異性/同**、幻想/真實的邊際，一個人如何確證自己的身份[7]。在科幻情節中糅合了同性戀情愫的《膜》即一典型例子。小說女主角美容師默默是一個人造的“生化人”，其思維感情與人無異，但所有的記憶都由電腦輸入並控製。她所從事的貌似為人們創造美麗的工作，其實是為可能導致世界滅絕的戰爭服務的。如吳念真所言：“身體是別人的，是被改造的，所有曆史記憶是被輸入的，你做的事情是什麽你不知道，原來是夢……你隻是一個大腦，當你要探察你的真實來源的時候，卻發現完全不堪，你以為自己在塑造美麗，其實是最醜陋的東西，而你卻不知道。就像我們支持一種主義、理念，或反對某些東西，最後卻發覺都隻是謊言。”[8]也許正是在此意義上，紀大偉宣稱：“《膜》是性政治文本，是酷兒的科幻小說，是僭偽的女性官能之作。”[9]與一般同性戀作品相比，其小說確實“酷”得多。
本時期香港小說的代表作家是黃碧雲和董啟章。黃碧雲小說是典型的後現代文本。《盛世戀》中的方國楚，把愛情和結婚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謊話。然而方國楚還是說著謊話結婚了，結局是他又離婚了，也說不出太大的理由，就像結婚那樣。另一部小說集《溫柔與暴烈》寫了更多的愛恨。但恨在她筆下也照樣寫得十分平和。即便是遭人**，或者強迫**以致胎兒流產，或者挨批判被流放，或者叫一個女子說笑話而殺了她……恨也像愛那樣，不是什麽情感的需要和流露，而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種方式而已。黃碧雲讓人覺得她是很自然地走到後現代的，後現代是她對現代都市文明進行挑戰和表現叛逆性格的適當容器。
董啟章的代表作是《安卓珍尼》。小說女主人公的丈夫是個成功的商人，給她安排好了生活上的一切，卻不斷地絮絮叨叨，分派給她扮演生活中的各種角色。這終於讓她不能忍受，於是離開了自己安逸的家而走進森林去尋找隻有雌性的，並且隻靠雌性即可繁衍後代的斑尾毛蜥。在那裏，她遇見了一個粗野的守林人。這個男人總是帶著一把斧頭，一聲不吭地強暴了她。從表麵上看，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權主義小說文本，圍繞著女主人公的兩個男人，一個是成功的商人，舉止文明卻以語言的暴力來統治她；一個是粗野的守林人，基本上不說話卻用強製的暴力來統治她。所以，她隻和丈夫的妹妹建立深厚的感情，並一同去尋找一個沒有男人，卻可以擁有她們共同的孩子，並讓她們生存下去的地方。然而，意味深長的是，這個地方恰如“不存在的物種”——斑尾毛蜥那樣，也不存在。小說的深刻之處，在於作者並未一味地為女權主義唱頌歌，而是在為女性的生存辯護的同時，也指出了這種前衛意識的局限。由此使讀者更進一步去思考整個人類的命運，以及擺在他們麵前的種種生存難題。
從黃碧雲和董啟章創作的共同指向上看，他們超越了前輩比較狹窄的視野，不再局限於香港本土，以及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表明了香港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轉型期之後，整個審美的指向正在發生一些深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