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本時期的中篇小說創作是很薄弱的，較有影響的隻有孫犁的《鐵木前傳》、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柳青的《狠透鐵》、劉澍德的《歸家》、康濯的《水滴石穿》、方紀的《來訪者》等有限的幾篇。孫犁的《鐵木前傳》無疑代表這一時期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我們將在本章的第四節介紹。這裏選擇《歸家》《水滴石穿》《來訪者》作些評析。
劉澍德（1906—1970），吉林永吉人。主要作品有小說《橋》《歸家》等。《歸家》問世於1962年，是作者計劃寫的長篇小說的上部，後也被作為中篇小說看待。主人公李菊英從省城農業專科學校畢業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龍竹村，準備用所學的知識服務於家鄉農業生產。生產隊長朱彥恰是她少年時青梅竹馬的戀人，後因雙方家長在農業合作化道路上的不同選擇而使婚事告吹。現在菊英回來了，許多矛盾糾葛便不可避免地展開了。從創作初衷而言，感情糾葛顯然不是要表現的主題，隻是一條帶動情節的主線，但作品在具體的敘事過程中卻成了“不是愛情故事‘融合’於階級鬥爭，而是階級鬥爭‘融合’為愛情故事”[3]。雖然作品設置了一些反映“大躍進”時期農村激烈的兩條路線鬥爭的事件，但並未排斥對主人公情感糾葛的表現。這也正是《歸家》與同時期反映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不同之處。盡管對主人公情感世界的表現也沒能擺脫“放棄私人情感選擇革命事業”這一當時流行的敘事模式，但個人情感尚還有自身的空間，尤其是菊英的內心世界的刻畫，比較細膩、真實，如她醉酒後對朱彥失態的發泄和傾訴、她的日記，以及她參加完女伴的婚禮回到住處時產生的幻覺、夢境等細節，真實地表現了一個知識女性豐富、複雜、曲折的情愛心理。在表現人物強烈的情感衝動時甚至涉及雙方身體的接觸。小說大膽生動的愛情描寫事實上和它寫作的年代相對寬鬆的文藝政策有關。這篇小說在當時被當成愛情小說，在受到讀者喜愛的同時也受到了“流露低級趣味”“格調庸俗”“戀愛至上主義”等批評，一度引起熱烈的討論。
康濯（1920—1991），原名毛季常，湖南湘陰人。主要作品有《我的兩家房東》《水滴石穿》等。《水滴石穿》是其代表作，發表於《收獲》1957年的創刊號上。故事發生在河北山西兩省交界處的農村，主人公是村裏的勞動模範申玉枝。小說除了表現申玉枝如何帶領大家堅定不移地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外，還有另外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這便是她的個人生活。申玉枝是個年輕漂亮的寡婦，圍繞她的愛情糾葛，作品揭示了鄉土社會、執政黨基層幹部身上的封建意識，還尖銳地批判了某些農村幹部的流氓行徑。相對於作者過去的作品，這篇小說的確如作者自己所說“在揭示現實生活錯綜複雜的矛盾方麵”作了一些大膽的嚐試。[4]盡管小說對農村生活的描繪總體上的“歡樂”基調與“光明”的結局都帶有粉飾太平的痕跡，但是相對於同一時期作品中作為“先進模範”的正麵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這篇小說最值得一提的是對申玉枝獨特的性別境遇的揭示。她除了要麵對與男性“先進人物”相同的各種工作上的困難外，還要麵對性別身份帶給她的種種困境。丈夫“犧牲”多年，她孤身一人拉扯孩子。作為一個遠近聞名的模範人物，她甚至不能有重新尋找幸福、自由選擇愛人的權利，因為莫須有的“作風問題”，她一直不能入黨並時時受到流言的中傷；村長張山陽利用職權不斷糾纏、騷擾她，最後竟然深夜潛入她家中企圖強暴她。小說真實、細致地刻畫了申玉枝內心的痛苦和對幸福的憧憬，以曲折的筆致，含蓄地寫出了申玉枝的性心理。漫漫長夜裏如泣如訴不絕於耳的泉流、剝了一地的玉米粒……這樣的描寫在當時實不多見。小說另外一個值得稱道之處便是風景畫和風俗畫的描寫：泉水叮咚、綠樹環繞、野花爛漫的村子；具有濃鬱地方特色的一年一度元宵“打社火”的鄉俗；山道田頭過往客商及村民們閑談、嬉鬧……無不透出鄉村日常生活氣息。小說發表後產生熱烈的反響，曾準備改編成電影和話劇。但不久便受到批判。
方紀（1919—1998），原名馮驥，河北束鹿人。著有《方紀文集》。《來訪者》是方紀寫於1957年年末的作品，它的取材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顯得比較獨特，表現的是帶有藝伎色彩的鼓書藝人的生活。小說敘事視角也很奇特，有兩個敘事人：主人公康敏夫和“我”。在康敏夫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大學生康敏夫愛上年輕漂亮的鼓書女藝人，雖然在新社會，但她卻依然沒能擺脫“媽媽”的控製，康敏夫熱烈的愛情使她燃起對新生活的希望。當他們付出很大的代價終於擺脫“媽媽”的控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時，卻發現幸福並非像他們先前所想象的那麽簡單，康敏夫骨子裏瞧不起鼓書藝人的生活，他不能容忍自己所愛的人再到“園子裏”拋頭露麵：“你所渴望的、心愛的、隻屬於你的東西，被所有的人愛上，喜歡——你怎麽想？”而妻子卻無法割舍觀眾與舞台，她終於無法忍受精神的折磨，帶著身孕不辭而別，又回到舞台上去過獨立的、不依附任何人的生活。她走後康敏夫一蹶不振，生活日益頹唐。這樣的一個悲劇性的愛情故事實際上包含了很豐富的意蘊，比如關於女性獨立、關於**的道德倫理觀念等。但顯然這樣的一些主題意向在那時都處於非常邊緣的位置，甚至不具有合法性。為此小說敘事又安排了另一個敘事人“我”的視點，通過這個視點交代女主人公離開康敏夫後如何在組織關懷下幸福生活，從而歌頌帶給女主人公新生活的新社會。同時通過這個視點，這個悲劇故事還被直接植入1957年的政治鬥爭語境中，康敏夫被敘述成一個極端自私、狹隘、玩弄女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多麽相像”。這樣的人最後的結局當然隻能是“勞動教養”。盡管作者用心良苦地為小說塗上了一層“左”傾的保護色，但這個作品發表以後還是無法逃脫被批判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