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學體製與文學運動
第一節 第一次文代會與文學體製的建立
在新中國尚未宣告誕生的1949年年初，中國共產黨就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召開全國性的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確定今後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成立全國性的文藝組織。
1949年前後，國內政局的巨大變化，使得作家必須做出明確的政治選擇。胡適、梁實秋、蘇雪林、張愛玲、徐、紀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後離開大陸，有的前往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或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有的則幹脆去往國外。而更多的作家則懷著對新政權的信任和對新社會的向往，紛紛“北上”，雲集已被確定為未來首都的北平，還有一些旅居國外的作家和藝術家，也懷著興奮和期待歸來。1949年3月，在當時的全國“文協”（即“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華北文協理事會議上，產生了以郭沫若為主任委員和茅盾、周揚為副主任委員的42人籌委會，籌備召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即“第一次文代會”）。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正式召開。這次會議實際上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製，自此以後，整個國家的文學實踐，都受製於這樣的體製。
出席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共有753人，分別組成了平津（一團、二團）、華北、西北、華東、東北、華中、部隊和南方（一團、二團）等十個代表團。代表中，中國共產黨黨員有444人，占代表總數的58.96%。[1]會議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會發來了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賀電”，要求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團結起來，進一步聯係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2]。會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周恩來作政治報告。郭沫若致開幕詞並作《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報告。茅盾和周揚先後作了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和《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分別總結了此前的國共統治區文藝創作和文藝運動的基本情況。大會期間的7月6日，毛澤東親臨會場，作了簡短的講話。
第一次文代會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文藝的全麵領導，確立了新生政權與文學藝術家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毛澤東7月6日的即興講話雖然簡短，卻很深刻地隱含了這種關係：“同誌們，今天我來歡迎你們。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於革命有好處，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再講一聲，我們歡迎你們。”[3]這一講話所頻繁使用的“你們”和“我們”這樣的字眼充分顯示出，在毛澤東的思維當中，掌握政權的主體“我們”並不包括被稱為是“你們”的文學藝術家，“你們”尚未真正進入“我們”的陣營，而且，隻是因為“你們”合乎人民和革命的需要，才為“我們”所歡迎。實際上，中共中央的“祝詞”由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來作，特別是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所詳述的人民解放軍在新政權建立中的赫赫戰功，也必然會使亟待改造的文人們自慚形穢，產生某種自卑心理。
從五四前後和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戰中通過思想倡導的方式對於文學實踐的竭力介入，中經20世紀30年代通過“左聯”而對文學實行的“組織化”實踐，到40年代延安“解放區”通過政權對文學的管製，中國共產黨對於文學領域的介入，終於發展為“國家”層麵上的全麵領導。從此，中國共產黨可以動用包括國家機器在內的一切資源與力量對文學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或政策要求，進行相當有力的掌控。
第一次文代會確定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全國文藝工作的方向。郭沫若在開幕詞中認為毛澤東的《講話》“一直是普遍而妥當的真理”，並且“明朗地表示”要“把這一普遍而妥當的真理作為我們今後的文藝運動的總指標”[4]。周揚的報告說得更加明確：“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5]於是，“大會宣言”便指出：“今後我們要繼續貫徹這個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6]在這樣的基本方針明確之後，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文藝的普及與提高、舊文藝的改造以及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方麵的具體政策便都有了相當具體的規定。
大會產生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和周揚為副主席。成立了中國文聯所屬的文學、戲劇、音樂、電影、美術、舞蹈等方麵的文藝團體。[7]
第一次文代會建立起來的由各種團體所組成的文藝體製一直延續至今。這些團體名義上是“群眾團體”的性質，但在實際上，它的任務卻是與“政權機構裏麵的文藝部門”一樣並且與後者緊密配合，“安排”和管理全國的文藝工作。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在談及此點時曾向大會指出：將要成立的新的國家政府機構中，“也要有文藝部門的組織。這種文藝部門的組織，那就要依靠我們上麵說的那些群眾團體來支持”，“我們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機構裏麵的文藝部門，也需要我們全體文藝工作者來積極參加工作”；“文藝工作在政府方麵也好，在群眾團體方麵也好，我們都要來有計劃地安排。這就靠你們將要推選出來的領導機構來安排這些事情”[8]。
周恩來等人的報告中強調，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意味著來自不同方麵的文學藝術界人士的“大團結，大會師”。“團結”“會師”也是會議文件所屢屢強調的會議主題。但是，這種“團結”與“會師”，卻有著相當明確的前提條件。關於這一點，周恩來的政治報告指出：“這次文藝界代表大會的團結是這樣一種情形的團結：是從老解放區來的與從新解放區來的兩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也是新文藝部隊的代表與讚成改造的舊文藝的代表的會師，又是在農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隊中的這三部文藝軍隊的會師。這些情形都說明了這次團結的局麵的寬廣，也說明了這次團結是在新民主主義旗幟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藝方向之下的勝利的大團結，大會師。”[9]這裏的“旗幟”與“方向”，顯然是“團結”與“會師”的前提與基礎。
實際上，在政治報告所說的“情形”之外，還有著另外兩個方麵的“情形”。
一方麵，第一次文代會“團結的局麵”雖然很“寬廣”，但也有突出的排異性。很多在現代文學史上極有成就的作家被排斥在外。1948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已勝券在握時，為了強化其對文藝的領導，在香港創辦了一份在當時震動文壇的刊物——《大眾文藝叢刊》，這一刊物的主要作者，均是在當時或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或中央政府主管文藝工作的文化官員，如馮乃超、胡繩、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個引人注目的動向是，《大眾文藝叢刊》所發表的文章不僅有體現了中共文化意誌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10]，更有基於這樣的意見所展開的對於不少作家的批判。《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所刊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動文藝》，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將沈從文、朱光潛和蕭乾等人的創作指斥為“反動文藝”，挖苦他們是“桃紅色”“藍色”和“黑色”的作家。果然，第一次文代會多達七八百人的代表當中，沒有了沈從文、朱光潛、蕭軍、端木蕻良和馮文炳這樣的作家。郭沫若在文代會作總報告的時候，甚至多次點名指斥蕭軍。[11]這種依托於政治力量，尤其是大一統的政權力量對作家的排斥，不僅明顯侵犯了文學的尊嚴，其對作家的精神生命與創作生命的損害，無疑也相當嚴重。[12]
另一方麵，即使是在文學體製的內部，也有著相當明顯的等級關係。來自於“老解放區”的作家在精神與思想上分明要比那些來自於當時的“新解放區”（即原“國統區”）的作家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前者在1949年以前的文學實踐被周揚以《新的人民的文藝》為題加以總結，被認為是體現了毛澤東的文藝方向，自然也就代表了未來文藝的發展方向；而茅盾的報告卻對後者的文學實踐在較為謹慎地肯定成就的同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檢討。依循著這樣的姿態，很多作家如曹禺、陳學昭和楊晦等人，都在會上作了相應的反思與表態。[13]1950年，《文藝報》根據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指示，專門發表了社論《加強文學藝術工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倡導文學藝術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1951年，開明書店陸續出版了24位中國現代作家的選集，茅盾、巴金、曹禺和張天翼等作家紛紛在各自選集的“自序”中對於既往的文學實踐進行了自我否定與自我檢討。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起點”，第一次文代會及其所明確的文藝政策和建立的文學體製，為中國大陸文學此後幾十年的實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