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學領域掀起一次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它們主要是：1950—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對蕭也牧等作家“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的批判；1954—1955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的批判；1955年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1957年的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對“丁（玲）、馮（雪峰）、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再批判。此外，尚有對具體的作家作品和思想觀點（如阿壟的《論傾向性》、影片《清宮秘史》）的一係列批判。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批判運動中，以對電影《武訓傳》、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規模和影響最大。
1.《武訓傳》事件
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於1948年拍成三分之一，後因經費問題而中斷。1949年以後，全麵修改的劇本經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當時尚屬私營的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決定繼續拍攝。拍竣後的影片又經上海市委宣傳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審查，1950年12月開始在全國上映。
武訓（1838—1896）原是清末山東省堂邑縣（今山東冠縣）一個貧苦農民，由於他幾十年如一日的“行乞興學”和“苦操奇行”，被清代與民國時期的統治者和包括陶行知在內的很多文化教育界人士尊為“聖人”。飾演武訓的著名演員趙丹十分看重這次表演，並付出了巨大努力。
《武訓傳》在全國公映以後，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發表了四十多篇頌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上海的三家出版社還分別出版了電影小說《武訓傳》、章回小說《千古奇丐》和《武訓畫傳》，《大眾電影》則將電影《武訓傳》評選為1950年全國“十佳國產片”之一。但是不久，諸如《不足為訓的〈武訓傳〉》和《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意義嗎？》這樣的文章開始出現。由此開始了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電影《武訓傳》及其所表現的武訓這一曆史人物的廣受歡迎，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其中指出：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全國各主要報刊都轉載了這一措辭嚴厲的社論。同一天的《人民日報》還在“黨的生活”專欄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三天以後（1951年5月23日），文化部電影局又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展開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原先對電影及武訓其人的肯定性評論迅速從報刊上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在思想立場和思維方法上與“社論”完全一致的否定性的批判。周恩來和周揚等曾經支持或未阻止過這部電影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了檢討，當時的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長夏衍還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的檢討。這樣，起初局限於文化藝術領域的正常的“學術討論”就被“升級”為規模宏大的政治批判運動。全國的所有報刊都在批判武訓及電影《武訓傳》，不同的意見根本無法表達。電影《武訓傳》的編導、演員和曾經肯定過武訓的人，都被迫進行了檢討，有的地方甚至還搞人人過關。《人民日報》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發表了江青參與的“武訓曆史調查團”的《武訓曆史調查記》和8月8日發表周揚了《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電影〈武訓傳〉批判》，算是在形式上為這一批判運動做了總結。經過毛澤東審改的《武訓曆史調查記》這樣為武訓定性：“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進而強調：“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並不僅僅因為對武訓這個曆史人物和這部電影的評價問題，更為深層的原因在於武訓和《武訓傳》在當時的廣受歡迎所顯示出來的政治文化意識與新政權所欲建立的新文化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電影《武訓傳》以武訓的“行乞興學”反襯了太平軍武裝鬥爭的失敗，這樣一種政治意識，為剛剛通過農民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所難以容忍。這部電影雖然是當時尚未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製片公司所拍攝，但其劇本審讀、資金投入、最終審查的獲得通過和在領導層的內部放映，以及在全國公映後的社會反應，在毛澤東看來，都顯示出很多共產黨員甚至是不少領導幹部的“思想麻痹”，這使得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都極為敏感的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還有著另外的目的，即延續第一次文代會開始的對於來自“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來曾明確指出《人民日報》社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14]，這部電影的主要創作者正是來自於1949年以前的“國統區”。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執政黨領袖以其特有的政治權威與精神權威，運用高度組織化的文化管理體製，在文化官員的密切配合下所進行的廣泛的社會動員。作為在1949年以後初次展開的大規模的具有明顯激進色彩的文化實驗，它的基本“經驗”與運作模式在其後的批判運動中都有明顯的延續，所以說，它為後來文學領域的批判運動開了一個“先例”。
2.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引發的批判運動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對《紅樓夢》的研究被稱為“紅學”。以王夢阮的《紅樓夢索引》、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等為代表的早期《紅樓夢》研究被稱為“舊紅學”，而以胡適為代表的《紅樓夢》研究則被稱為“新紅學”。俞平伯（1900—1990）是“新紅學”的重要學者之一。1952年，俞平伯將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修訂後，易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並相繼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和《讀〈紅樓夢〉隨筆》等多篇文章。這些著述主要發揮了“新紅學”的“自傳說”，認為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感歎自己的身世”和“情場懺悔”。《紅樓夢》的基本主題，也被概括為“色”與“空”；其藝術風格，則是“怨而不怒”。
1954年，大學畢業不久的李希凡與藍翎投稿並附信給《文藝報》，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批評，未得發表與答複。他們又寫信給母校山東大學的教師，受到鼓勵與支持。於是他們合寫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在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發表。當時任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的江青要求《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未能實現。後經折中，《文藝報》1954年第18期被指定轉載了該文。主編馮雪峰為該文撰寫了多少持保留態度的低調的“編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又發表了這兩位作者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直接將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與胡適聯係起來。
李、藍兩位年輕人對俞平伯、胡適的批判，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士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開宗明義地指出李、藍二人“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該信在曆數了李、藍之文所受的“阻攔”及消極對待之後，緊接著指出：
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信中將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明確定位為“錯誤觀點”，並且納入“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係統中加以批判，還在把俞平伯一類的知識分子明確賦予“資產階級”政治身份的同時，以貶抑性的修辭指責他們的思想學術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這樣，一個相當具體的“紅學”問題便在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這個二元對立的“階級論”的政治思想框架中經過擴展與提升，變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僅在這封信中，批判的目標指向，就已經不僅僅是俞平伯，而是“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僅是俞平伯及其學術師承胡適的“紅學”觀點，而是“資產階級唯心論”；也不僅僅是這些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與思想上的對立麵，而且還包括“對他們投降”，“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的“大人物”。
從一個具體的人、一部具體的作品入手，掀起一場規模浩大的批判運動，並且很快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更為廣泛的對象，這是1949年後在文學和文化領域開展批判運動的慣常模式。正如此前的批判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樣，此次的批判俞平伯和《紅樓夢研究》，也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俞平伯也好，《紅樓夢研究》也好，都不是批判運動的發動者真正興趣所在。“徹底清算胡適流毒”，才是這場批判運動的真正目的。正因如此，對俞平伯和《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很快上升到對整體的“胡適思想”的批判，並專門成立了一個指導批判運動的委員會，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等人組成。一個明確的批判胡適的計劃也被製訂，決定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曆史觀等九個方麵對胡適進行批判。整個文化學術界都被發動起來，萬炮齊轟“胡適幽靈”。從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共編輯出版八輯題為《胡適思想批判》的“論文匯編”，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批判文集和小冊子，總字數在三百萬以上。
胡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受到全方位的批判，其實並不難理解。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首先就要清理地基，或者說，要對人們的頭腦進行“清洗”。從五四時期到20世紀40年代末，三十多年的時間裏，胡適的思想對國人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尤其在文化學術界，胡適的價值觀與方法論的影響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看來，胡適顯然屬於“資產階級”陣營，他的思想隻能是“資產階級”的。因此，胡適的巨大影響就成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過程中的攔路虎。不把胡適批倒批臭，不把人們頭腦中的“胡適幽靈”清除，“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就難以進行。這樣，胡適在50年代中期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就是一種必然了。
相對於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一次的批判要更加嚴厲，批評的組織化程度以及文化體製的高效運作也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