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1902—1985）是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理論批評家和編輯活動家。曾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和書記，與魯迅、馮雪峰等聯係密切。抗戰時期，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創辦並主編《七月》《希望》等雜誌，是著名的“七月派”核心人物，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大影響。
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集中體現了1949年以後左翼文學內部在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解、文學規範的設置、文學體製的建立，特別是在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認識等問題上的重大分歧與嚴重衝突。[15]不過，這種分歧與衝突以大規模的甚至是極其嚴酷的批判運動的形式爆發，卻又有著深刻複雜的曆史原因。
胡風在文學思想方麵與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和作為毛澤東文學思想的權威闡釋者與忠實執行者周揚間的嚴重衝突，實際上在20世紀30年代便已開始。此後，這種衝突又經曆了好幾個回合。
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文學的“民族形式”問題。他要求把“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6]。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17]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下，周揚、艾思奇和何其芳等延安文化界人士隨即紛紛撰文展開了對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所謂“討論”，不過是談學習毛澤東報告和文章的體會，而且，大多局限於如何運用“民間形式”問題。相應地，“國統區”也展開了對此問題的討論。而其時身在重慶的胡風卻在《論民族形式問題》的著作中強調五四文學傳統和世界文學經驗，反對把“民族形式”狹義地理解為“民間形式”，反對“文化上文藝上的農民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死屍”。這與毛澤東所倡導的“民族形式”顯然有著明顯的不同，而且，還近乎是一種明確的理論挑戰，便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列為重慶文化工作中必須“糾正”的嚴重問題。
20世紀40年代，胡風獨特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及其所強調的主觀戰鬥精神，又與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文學思想表現出特別的不同。從30年代起，胡風就堅持批評文學創作中的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重“體驗”，倡“主觀”，堅持能動的文學反映論。1945年1月，胡風在其主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一文，他在同期所寫的短評，也提倡“主觀戰鬥精神”，反對客觀主義的機械論。這“在客觀”上，顯然有悖於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反對主觀主義的指示，也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著明顯的分歧，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才在重慶組織召開座談會，集中批判胡風的文藝觀點及其所竭力推崇的《論主觀》一文。但是，胡風非但沒有接受對他的批判，而且還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不斷的深化與完善。
1948年3月，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中共華南局香港文委領導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專輯再度對胡風發起了批判。邵荃麟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文在“對於幾種傾向的檢討”部分著力批判了胡風“所謂追求主觀精神的傾向”，認為胡風的理論“把個人主觀精神力量看成一種先驗的、獨立的存在，一種和曆史、和社會並立的，超越階級的東西”，“是個人主義意識的一種強烈的表現”，認為“這首先就和曆史唯物論的原則相背離了。從這樣的基礎出發，便自然而然地流向於強調自我，拒絕集體，否定思維的意義，宣布思想體係的滅亡，抹殺文藝的黨派性和階級性，反對藝術的直接政治效果”。實際上，這樣的指責，已經非常明確地把胡風的理論劃入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對立麵，“已經是一個惡兆了”[18]。然而，就在6個月後的1948年9月，胡風又出版了《論現實主義的路》一書，並發表了一些文章，更加全麵深刻地闡述了他的理論體係。胡風在關於文學創作的生活源泉問題上，認為“到處都有生活”，“哪裏有人民，哪裏就有曆史。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有生活有鬥爭的地方，就應該也能夠有詩”[19]。他認為，人民的“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著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20]，因此，應該堅持五四啟蒙主義的改造國民性主題。在此意義上，他對知識分子的曆史作用也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且認為知識分子不一定要接受人民群眾的“改造”，而應該以自覺的“主觀戰鬥精神”主動地搏擊生活。非常明顯，胡風的理論主張不僅回答與挑戰著來自邵荃麟等人的批判，還幾乎是直接地和“對應式”地指向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闡述的基本命題，而且，他還在著述中明確提出了對於延安整風、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國統區文藝中心問題的不同看法。
1949年以後，胡風、阿壟、舒蕪的理論，魯藜、路翎的詩歌與小說，甚至是胡風的歌頌毛澤東、歌頌新中國的長詩《時間開始了》，都曾先後受到了相當嚴厲的批判。
1952年5月25日，舒蕪在湖北的《長江日報》發表了題為《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檢討文章，同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在轉載該文時，胡喬木為其所加的“編者按”開始將習慣所稱的文學上的“胡風派”貶抑為“文藝上的小集團”，並且做了批判。至年底，中宣部連續召開了四次會議，專門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別作了長篇發言《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並先後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藝報》刊載。
愈加激烈的批判以及當時的文學體製對於胡風和“胡風派”作家的排斥，使得胡風開始全麵思考1949年以後的文藝領導及文學體製問題，也使他對自己及其朋友的處境開始擔憂起來，因此，1954年7月，他將用3個月時間寫成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以下簡稱《報告》）麵交當時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勳並請轉呈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一、幾年來的經過簡況；二、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三、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四、作為參考的建議。此外，胡風還另附了給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信。胡風全麵闡述了他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包括文藝方針、文藝政策、文學體製等方麵在內的“文藝實踐情況”的意見，並對其所遭受的批判予以反駁。1954年10月至12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連續數次召開會議批評《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的錯誤，胡風誤以為這是他的《三十萬言書》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重視而產生的結果，便在會上作了兩次長篇發言，猛烈抨擊當時的文化官員。從此，“胡風集團”便開始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近乎一種“加速度”的方式走向災難的深淵。
就在胡風抨擊周揚等人的上述會議上，周揚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總結報告，報告的第三部分專門談了“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正式發出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戰鬥”號召。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報告的指示》，進行了批判胡風的全國性動員。胡風《三十萬言書》的第二、第四部分也作為批判材料，隨《文藝報》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發。此後，全國報刊開始出現大量的批判文字。
本來，胡風的問題再“嚴重”，也不過是“思想觀念”的問題，但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問題的性質起了戲劇性的變化。本屬“胡風派”的舒蕪，此前即已撰文自我檢討，並勸路翎與胡風劃清界限。1955年4月，舒蕪又將胡風和“胡風派”其他成員與他的私人通信交出，並應林默涵要求分類摘錄，在“必要”處加上注解。周揚和林默涵決定將舒蕪整理注釋過的部分信件連同胡風的自我批判，同時在《文藝報》發表，並擬了《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這樣一個標題。1955年5月9日，周揚將材料清樣送毛澤東審閱。舒蕪交出的私人信件使毛澤東決定對事情進行重新定性。他首先將《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改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重寫了按語。在按語中，毛澤東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胡風反黨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欺騙而不願永遠跟著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應當向黨提供更多揭露胡風的材料。……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原擬在《文藝報》發表的這些材料和按語，按毛澤東指示，在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5月16日，胡風被拘捕、抄家。與此同時，胡風在各地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學生等，也大多先後被拘捕和抄家。5月24日和6月10日，又相繼公布了第二和第三批材料，內容是抄家獲得的私人信件的節錄、整理，毛澤東對按語作了修改，給胡風們安上許多嚴重的政治罪名。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時，標題已由原來的“反黨集團”改為“反革命集團”，《人民日報》還同時發表了社論。從此，全國範圍內展開批判、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同時也開始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胡風事件共涉及2100餘人，拘捕92人，隔離審查62人，停職反省73人。1965年，胡風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69年又被改判為無期徒刑。阿壟、賈植芳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路翎、綠原、謝韜、盧甸、耿庸、徐放、方然、歐陽莊、冀汸等也長期被關押。阿壟、方然、張中曉、彭柏山、盧甸、呂熒、俞鴻模、費明君等含冤而死。“胡風分子”的譯著也同時遭禁。一些與胡風有過某種相似觀點的人，即使在此次事件中幸免於難，也未能逃過1957年的“反右”運動的整肅。
胡風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源於自身理論上的“矛盾”和性格上的“執拗”。譬如，“魯迅前期的意誌論哲學和生命哲學就其性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主義的。他在理智上堅持的是後者，他在感情上重視的是前者，如何在理論上統一起來始終成了胡風思想的一大難題”[21]。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後，胡風既認同毛澤東文藝觀點，又想堅守魯迅精神，並且總想把二者統一與調和起來，但終於以失敗告終。
批胡適和批胡風是差不多同時進行的，其對學術風氣的敗壞與文學精神的扼殺，是明顯的。文化學術界的人，大都參與了這些批判運動，其中包括胡適和胡風的許多友朋故舊。“在這一場真正鍛煉人、改造人的批判運動中，不少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先驗的、機械的思維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動的學者，其學術必定是為反動政治服務的，因而是一無是處、不值一文的。其哲學基礎必定是‘唯心的’、‘反動的’，因而學理上也必然是荒謬的、錯誤的、愚蠢的。這種明顯的形而上學的懶人思維、庸人思維在一些受過‘五四’以來科學方法論訓練的學者來說原來是不屑一顧的，即便是為了偷懶或敷衍應景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臉皮發紅的。但是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等公開或暗示的讚許與慫恿下，他們的膽子漸漸壯大，胸中漸漸明亮，臉不紅、心不跳，話可以說滿口，理可以推到極致，觀點明知站不住，也強裝站著，哪怕一戳即破，也無所畏懼，因為決不會有人逆行而動，不知趣敢來‘戳’破，敢於來回擊。左顧右盼，皆行其道，許多人不僅樂此不疲，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自如，愈演愈坦**。從‘五四’過來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喝洋墨水的，還是啃線裝書的，麵對一個陌生的文化氛圍，麵對一種新的略帶強製意味的文化規範，如何麵對？道德學問傳統心理積澱的厚薄，‘五四’人文精神潛入心中的深淺，於中正可以測出。”[22]這番話雖是針對批胡適而言，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對胡風的批判。還應指出，在對胡適和胡風的批判中，低下的人身攻擊、粗鄙的信口謾罵開始大量出現，一些批判文章真如潑婦罵街。此種話語方式此後形成風氣，在“**”中則嚴重影響了紅衛兵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