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僅是文藝界的大事，在整個中國當代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運動直接孕育了1958年的“大躍進”，也為後來的“**”掃平了道路。可以說，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中國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極“左”時期。
因此，要說明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必須先說說“反右”運動的一般情形。毛澤東在1957年時這樣回顧1956年：“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23]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從“反對個人迷信”入手，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濫殺無辜的暴政，也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認識。此舉在國際上產生極大震動。尤其在社會主義陣營，無異於一場大地震。就在這一年，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相繼發生：6月，波茲南工人上街示威遊行，波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奧哈布批準武力鎮壓，釀成流血悲劇，局勢更為惡化，迫使奧哈布自動讓位，完成了和平過渡。同時，匈牙利也發生政局動**。在布達佩斯出現的騷亂，10月間向全國蔓延，最終招致蘇軍出動坦克鎮壓。蘇共二十大以及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波匈事件”，當然也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高度關注和熱烈反應。而中國知識界麵對此類事件的表現，無疑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怎樣避免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事在中國重演，便成了毛澤東所嚴重關注的問題。
在中國內部，1956年也頗為特殊。1月15日，北京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正式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了北京市的“喜報”。不僅僅是北京市，在這一年，“社會主義改造”被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同時“反冒進”的聲音新年伊始即很強勁。劉少奇、周恩來都一再強調“反冒進”。毛澤東後來這樣說當時的情形：“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麵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麵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24]薄一波對此也有這樣的回顧：“從1955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建設，出現了一股層層抬高數量指標和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1956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存在著冒進和反冒進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25]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有了“雙百”方針的鄭重提出和“反右”運動的迅猛展開。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一次提出了這一方針。
“雙百”方針的公開宣布，應該是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南海向一些著名知識分子作的一次報告。這篇經過毛澤東修改定稿的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公開發表於6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無論那朵花怎麽好，也是不會繁榮的。”此外，陸定一還提出了“自由”這一重要而又敏感的問題，將“自由”闡述為“雙百”方針的應有之義：“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雙百”方針提出後，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觀望與疑懼的態度沉默著。一方麵，他們確實從這一方針中受到了鼓舞。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陸定一的報告、關於這一方針的媒體宣傳，使他們沒有理由懷疑中央的誠意。但在另一方麵，他們並不敢貿然響應，而是擔心其中隱藏著“一放；二收；三整”這樣的政治謀略[26]，所以，他們選擇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出現了毛澤東所說的“不說話，沉默地抵抗”[27]的局麵。
為了消除顧慮、打破沉默，推動“鳴放”運動的展開，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又一次強調了“雙百”方針。3月8日，他又邀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文藝界代表進行了座談，指出“現在還沒有造成放的環境，還是放得不夠，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鳴而不敢鳴”。他在批評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對於言論自由的侵害時，甚至還提出了這樣的設問：“我們可不可以讓人家辦個唱反調的刊物？不妨公開唱反調。”3月12日，他在會議講話中仍然強調：“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
4月9日，《文匯報》發表了周揚的《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答〈文匯報〉記者問》，專門闡述了文藝界的“雙百”方針問題。4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正是這種對“雙百”方針的竭力倡導和緊鑼密鼓的鼓動，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百花”時期。“雙百”方針是在特定的曆史情勢下所提出的一項“具體策略”。雖然陸定一將“獨立思考”“辯論”“創作和批評”以及“發表”“堅持”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解釋為“雙百”方針的應有之義，但他又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很顯然，“鳴放”的權利隻局限於“人民內部”。而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更是為“雙百”方針規定了六條政治標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麵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麽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製，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製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28]
迄今為止仍在貫徹的“雙百”方針，從來都有著相當嚴格的政治標準。[29]這些限定性的標準使其充滿了難以克服的內在悖論——“無論是對這一方針的製定者、施行者，還是被施行者來說，問題的症結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否意味著對‘價值多元’的合理性的承認？確立能參與齊放的花，和能合法參與爭鳴的‘家’的標準是什麽？這標準由誰設立和解釋？在當代中國這一語境中，政治和學術（藝術）的界限、‘人民內部’和‘外部’的界限如何確立？是先確立其是否屬‘人民內部’的身份才能獲得‘放’和‘鳴’的資格，還是視其‘鳴’和‘放’的內容來確定其是否是‘人民’？”[30]實際上，嚴格的政治標準，特別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香花/毒草”“有利於/不利於”這樣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已經在根本上解構了“雙百”方針之“百”字的應有含義。
1957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決定開展整風運動。4月27日，經過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5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便在全國展開。在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的第18天，即5月15日，毛澤東便寫了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秘密文章，向黨內高層打招呼，說明準備“反右”的意圖。與此同時，鳴放仍在繼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論調突變。社論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少數“右派”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開始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右”運動。“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事實上變成了一場“引蛇出洞”、充滿著政治策略的“陽謀”。僅止1957年10月，全國就已劃出右派分子數十萬人。
文藝界的“反右”運動，主要在兩個方麵展開：第一個方麵，也是最早展開的方麵，是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31]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連續召開27次會議，重新批判“丁、陳反黨集團”，這次批判，還涉及了馮雪峰、艾青、羅烽和蕭軍等人。對於他們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他們的曆史問題。1958年第2期《文藝報》還出版“再批判”專輯，重新發表丁玲等人發表於延安時期並且同時及後來不斷遭受批判的《“三八節”有感》等文，同時發表林默涵等人的“再批判”文章，以指證他們是“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32]
第二個方麵，就是對“雙百”方針所鼓舞起來的“百花文學”的批判。“雙百”方針頒布後，文學界雖然不無觀望與疑慮，但是，他們畢竟深受鼓舞，加之毛澤東的不斷推動，以及蘇聯“解凍文學”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等方麵進行了較為勇敢的探索，從而與其他領域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實踐共同構成了“反右”運動中周揚所批判的“新的五四運動”[33]。緊隨而來的文學界的“反右”運動，使得在這期間有所表現的人幾乎都成了“右派分子”。
文藝界的“反右”運動，不僅意味著當局絕不會兌現“雙百”方針所允諾的“自由”，更意味著文學空間進一步的逼仄，意味著更加“左”傾激進的文藝指導思想取得更加穩固的地位，並且在此後的文藝實踐中，以更加急迫的姿態來進行其所構想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實踐。這一點，周揚1957年9月16日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對於文藝界“反右”運動的總結性講話《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說得非常清楚。這篇後經毛澤東親自修訂的長文，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文獻，它以否定文學的“自由”、扼殺作家創作個性為核心，以政治實用主義的詭辯為方法，在文學思潮、理論、創作諸方麵給作家套上了一係列精神統治的枷鎖。“雙百”方針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