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正如發起者所估計與期待的，通過文藝界的“反右”運動，“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基本的道路算是開辟了，幾十路、幾百路縱隊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戰士可以在這條路上縱橫馳騁了”[34]。而這人多勢眾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戰士”，便主要是在“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中大顯身手的工農兵群眾。
1949年以後，大陸文學領域所開展的運動基本上都是批判與整肅。與此不同，在“反右”運動這一“最徹底”的革命進行之後，在以“大躍進”的激進方式建設社會主義並宣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以怎樣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的文學，也就成了“大躍進”在文學方麵的任務。在徹底的“破”之後，最為緊迫的自然是“立”。
“反右”運動以後，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最早實驗，是“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運動”。
在1957年冬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中，出現了一些帶有民歌色彩並被認為對生產勞動具有直接的鼓動作用的豪言壯語。1958年2月的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很多代表也以這種方式進行發言，這些發言不僅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還被一些詩人譽為“最好的詩”[35]。這一現象被毛澤東所注意。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醞釀“大躍進”運動的成都會議上，正式號召搜集和創作新民歌，要求“各位同誌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限期十天搜集，會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開會印一批出來”。很顯然，搜集和寫作民歌，便成了一件相當急迫的政治任務。同時，毛澤東的號召也有著文學方麵的考慮。他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