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正如发起者所估计与期待的，通过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34]。而这人多势众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便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工农兵群众。
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领域所开展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批判与整肃。与此不同，在“反右”运动这一“最彻底”的革命进行之后，在以“大跃进”的激进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并宣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以怎样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文学，也就成了“大跃进”在文学方面的任务。在彻底的“破”之后，最为紧迫的自然是“立”。
“反右”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最早实验，是“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
在1957年冬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歌色彩并被认为对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鼓动作用的豪言壮语。1958年2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代表也以这种方式进行发言，这些发言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还被一些诗人誉为“最好的诗”[35]。这一现象被毛泽东所注意。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搜集和创作新民歌，要求“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很显然，搜集和写作民歌，便成了一件相当急迫的政治任务。同时，毛泽东的号召也有着文学方面的考虑。他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21日，又发表郭沫若题为《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的文章。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集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并且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歌编选机构。[36]
4月份开始，全国各省、市、县都发出了大规模搜集民歌的指示，要求将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并且成立了相关的采风组织，进行编选活动。从此，“新民歌运动”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一时间，“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成了新民歌运动的各级组织者的努力目标，“诗歌村”“诗歌社”和“诗歌县”遍地开花，“赛诗会”“诗擂台”“联唱会”等集体性的诗歌创作形式层出不穷，从正式出版物到山岩、树干、墙壁、柜台、酒桶以至于水缸、磨盘和门扇，都成了诗歌发表的重要“阵地”。很多作家与诗人也都响应号召，参加民歌的搜集、写作和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8万余种民歌选本。1959年9月，郭沫若和周扬主持编选的新民歌选集《红旗歌谣》正式出版。[37]
作为一场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奇迹”的“文学”运动，“新民歌运动”的掀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新民歌被作为鼓动民众投身“大跃进”运动的重要工具。在发起者看来，“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38]。《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便曾指出，新民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只要把这些作品从群众中搜集得来，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首先便对新民歌与社会主义“大跃进”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成了“生产斗争的武器”。正是因为新民歌能够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才受到发起者的青睐。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成功利用民歌鼓动革命的政治经验，因此，新民歌运动的发动，与这样的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39]
无论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导新民歌的最初讲话，还是发动新民歌运动的有关文件，都竭力强调文学发展的民间文学基础。一方面，它们强调“民间歌谣‘刚健清新’，历来都是诗歌文学的土壤”[40]，并且在此基础上从《诗经》中的“国风”说起，进行充分的文学史描述。新民歌的倡导者往往历数毛泽东对民歌的重视，从毛泽东那里寻求对文学史阐释的合法性支持。这样一来，不仅寻找到了“新民歌运动”的历史合法性，而且在客观上把中国古代将民歌纳入最高统治者政治需要的传统，继承了下来。所以，“新民歌运动”在巨大的政治意义之外，又有了重要的“文学”意义。在发起者看来，“新民歌运动”不仅“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通过这一运动来实现文学艺术的“大革新、大解放”，正是他们所迫切期待的结果。[41]
实现文学艺术的“大革新、大解放”，进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态，需要文学主体的重新塑造。这一运动中“纵横驰骋”于“诗歌”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已经不再是文学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群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号召的知识分子必须“结合”的对象，文学艺术必须服务的客体，终于历史性地直接成为文化与文学的“创造”主体。另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消灭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从而将之融会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42]。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及其所突出体现的工农兵的历史主体形象，以及后者的冲天干劲与满怀豪情，必然映现出亟待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自然、历史与工农兵面前的羸弱与渺小，从而更加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43]。而这两个方面的充分结合，则会实现发起者这样的文学畅想，即“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44]。这样，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似乎便有了解决的途径。
就在“新民歌运动”全面展开的同时，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对中国新诗提出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要求，经过不断的理论化与系统化，逐步被明确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和“应该掌握”的“艺术方法”[45]。成都会议后的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6月，周扬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指出，毛泽东对“两结合”的提倡，“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毛泽东的诗词便是“两结合”的“最好的范本”，当时正在掀起**的新民歌，也因为“表现了这个特色，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珍贵”。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两年之久的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基本都是对其“正确性”与“科学性”进行千方百计的论证。这样，“两结合”便成了文学工作者唯一应该遵循的创作方法，从而也就越来越限制、扭曲以至损害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丰富多样性以及生机与活力。
民歌本应是底层民众自发的创作，而1958年那种自上而下组织发动的“民歌运动”，只能催生出大量的伪民歌。如果说“大跃进”所追求的是“平均穷困”的社会主义，那么它所带动起来的“民歌运动”不过是导致精神上的“平均贫困”。在这场运动中，荒诞滑稽之事层出不穷。“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46]
“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60年冬季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相应地，文学领域的政策也有所调整。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在肯定“描写重大题材”的同时，主张“题材的多样化”，这是调整文学政策的最初迹象。随后，接连召开的几次会议及相关文件的颁布，都是政策调整的重要步骤。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6月19日，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讲话突出谈到了艺术民主和创作规律的问题，为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调整文艺政策的具体文件，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47]。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都在讲话中宣布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承认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从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时，他们仍然强调有关艺术民主的问题。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召开（简称“大连会议”）。会议提出要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寻找“两结合”的道路，并且主张在塑造先进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应该塑造更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中间人物”。
文艺政策调整的具体文件，便是中共中央批转的由“文艺十条”修改而成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努力提高创作质量；（3）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4）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5）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6）培养、奖励优秀人才；（7）加强团结，继续改造；（8）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与此前的文艺政策相比，“文艺八条”显然多少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原来的“文艺十条”，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后退”。[48]这些“后退”，正如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所说，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49]。
作为一次勉为其难的积极努力，1960—1962年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只是短暂地为文学“放”出了有限的空间，但是，政策调整的过程所形成的相对宽松的精神氛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与真实性再度受到重视，陈翔鹤、黄秋耘和冯至等人的历史小说的发表，杂文的复苏，一系列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塑造“中间人物”小说的出现，都是这种发展的具体表征。不过，当时的现实决定了这种“发展”同样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即使是这些有限的努力，也被后来的批判宣布为“反动”。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影响？
2.1949—1962年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有哪些共同性？
[1]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载《档案与史学》，2000（1）。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55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4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5]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79页。
[6]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49页。
[7] 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分别将上述团体全称中的“中华全国”字样更名为“中国”，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8]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2～33页。
[9]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3页。
[10] 《大众文艺丛刊》同人共拟，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载（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辑，1948年3月。
[11]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载《档案与史学》，2000（1）。
[12] 据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的回忆：“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见《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二）》，载《档案与史学》，2000（2）。
[14]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载《战略与管理》，1995（2）。
[15] 对于这些方面，洪子诚的《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文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载《文学评论》，1996（2）。
[1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2版，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上书，707页。
[18] 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载《黄河》，1998（1）。
[19] 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见《胡风全集》，3卷，43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0]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见上书，189页。
[21]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现状》，47～4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2] 胡明：《胡适传论》，9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报社，1996。
[23]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5卷，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4]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按语》，见上书，226页。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52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6] 1957年5月21日，李毅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05-22。
[27]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日）》，见《毛泽东文集》，7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选集》，5卷，392～393页。
[29] “**”以后，“双百”方针的政治前提起初沿用了六条标准，后经演变为“四项基本原则”。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二章“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与话语规范的确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0] 洪子诚：《双百方针》，载《南方文坛》，2000（1）。
[31] “1955年夏，丁陈被作为‘反党集团’而受到内部批判。同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举行的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对丁陈作出鉴定：（1）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2）违背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势力；（3）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团结；（4）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丁陈曾作过申诉，但被认为是翻案。”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丁陈事件”条，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32] 《〈文艺报〉“再批判”编者按语》，见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404～4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3]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载《人民日报》，1958-02-28。
[34]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载《人民日报》，1958-02-28。
[35] 萧三：《最好的诗》，载《人民日报》，1958-02-11。
[36] 《采风大军总动员》，载《文艺报》，1958（9）。
[37] 天鹰所著的《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当时的新民歌运动，可参考。天鹰：《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38] 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载《人民日报》，1958-04-21。
[39] 据回忆，周恩来在上海审看节目时曾对陈毅说过这样的话：“记得么？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首先重视发展的就是江西兴国民歌。在‘扩红’运动中，民歌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载《人民戏剧》，1978（1）。
[40] 《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载《人民日报》，1958-04-14。
[41]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1）。
[42] 杨小滨：《〈红旗歌谣〉及其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48期，1998年8月。
[43] 《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载《人民日报》，1958-04-14。
[44]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1）。
[45] 郭沫若：《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更大跃进而奋斗》（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文艺报》，1960（13、14）。
[46] 韦君宜：《思痛录》，65～6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47] “文艺十条”的主要内容是：（1）正确地认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2）鼓励题材与风格的更加多样化；（3）进一步提高创作的质量，普及文学艺术；（4）更好地继承民族文艺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5）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6）加强文艺评论；（7）重视培养人才；（8）注意对创作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9）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0）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文艺十条”没有正式文件，转引自一位作者对一份手抄件的摘录。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1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48] 黎之：《“文艺十条”——“文艺八条”》，见《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0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