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历史题材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形成了一次历史小说的热潮。其中，以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再版和第二、第三卷的出版，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冯骥才和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神灯》、刘亚洲的《陈胜》、凌力的《星星草》、鲍昌的《庚子风云》、杨书案的《九月菊》、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等长篇小说，也纷纷问世。从而使自秦末陈胜、吴广到19世纪末义和团的中国历次农民大“起义”，都得到了文学上的表现。
严格说来，这批作品的大部分在“**”中甚至“**”前即已开始创作或完成。一方面，由于与中、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创作周期，“**”同时也延宕了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出版，这样，从创作到出版跨越两个甚至更长时期倒不失为正常；而另一方面，在十年“**”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不愿意追随“帮派文艺”的作家，选择历史题材小说特别是有关“农民起义”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一种相对保险，同时又能吐却心中不平之气的选择。当然，作为特殊的文学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品，它们很大程度上具有抵制和妥协的双重特征。
这批长篇小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史诗化”追求。作家们既试图矫正历史典籍对历次农民“起义”的叙述和评价，同时，力图借对一个时期农民“起义”战争的艺术描绘，反映出该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典章制度、民情风俗，写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当然，这种“史诗化”的创作追求，遵循的是一种统一的话语规则，即以现代革命领袖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论断，作为其创作的理念基础。在小说中，作家们以较大的篇幅，来演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将历代农民造反处理为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并渲染农民的苦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民反抗的合法性；同时通过对农民造反英雄形象的塑造，建立起农民革命的进步性的神话，传达出一种典型的历史进化观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持的“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既是作家们进行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创作的主题目标。在文本中，这种观点不仅体现在解释性、议论性等非叙事话语上，而且融入了隐蔽的戏剧性、修辞性评论之中，甚至表现于作品的结构方式、叙事形态、人物塑造之中。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其中的代表作。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河南邓县人。在创作《李自成》之前，已发表和出版过《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作者便开始搜集、研究史料，为创作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做准备。《李自成》的正式创作始于1957年，其中第一卷于1963年出版（修订版于1977年出版），第二、第三卷分别出版于1976年和1981年，第四、第五卷则迟至1999年作者辞世后才面世。这种从酝酿、创作到完成、出版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现象，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李自成》全书总计326万字。作者抱定“三百万言写史诗”的宏愿，试图采取一种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场面开阔的写作方法，以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和由崇祯皇帝所代表的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搏斗为主线，以明清间的民族矛盾、各农民“起义军”之间的矛盾冲突、朱明王朝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为副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明末清初各个阶级、各种阶层、不同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塑造各种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再现广阔的生活场景和多彩的社会风俗，总结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演变提供一幅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图画。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侧重描绘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转危为安的过程，第四、第五卷侧重于对农民“起义军”由强转弱、由兴变衰而终至失败的描写。为了避免结构紊乱和头绪不清，作者在前三卷采取了分单元集中描写的方法，综合了中国史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结构方式。叙述大致以编年时间为顺序，各章故事情节相互衔接，数章组成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的转换则注重大开大合、缓急搭配。《李自成》前三卷的创作和出版，是处于一个读者渴求精神食粮而缺乏精神食粮、呼唤文学巨著而缺少文学巨著的时代。《李自成》以其规模的宏伟、人物的众多、结构的繁复而获得了“巨著”的外观，对阶级斗争史观的有效阐释更使它成为“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在当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事实上，除了理念先行这一致命伤外，《李自成》同时存在着以下严重的缺陷。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存在着概念化现象。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有过多的“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痕迹。特别是第一卷修订版和第二卷中许多情节的描写明显受到“**”中“路线斗争”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9]对于主人公李自成，作者试图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既写其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等政治家的气魄和军事家的胆识，也挖掘其悲剧性的帝王思想与农民意识，但对这一人物的“钟爱”所导致的过于理想化，使得作品对李自成由万众归心向众叛亲离转化的描绘，显得突兀而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其次，各卷的创作质量有欠均衡。由于后两卷主要依靠录音整理而成——这种创作方式显然更适合于故事性强和口述实录的文学作品。《李自成》的前三卷更接近于小说创作，后两卷更接近于讲史，在文学语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布局的技巧上，与前三卷相比，明显在走下坡路，使读者和文学批评界在推崇《李自成》的同时，也留下了其“一卷不如一卷”的印象。
对《李自成》这样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多卷本长篇来说，“史诗化”的追求既是对作家历史识见、文学才情等的巨大挑战，也是对读者阅读趣味和审美耐心的极大考验。单纯的“全”和“大”并不能成就文学史上的“史诗性”作品，随着中国文学整体上由一元体制化的文学向多元化的文学转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影响开始减弱，并面临重新审视和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小说在中国文坛日渐寥落。少数得以出版的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既没有在题材和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挖掘，也没有在历史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况且，随着读者审美要求的提高和阅读兴趣的转移，这类作品也已经很难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这种“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呈现出衰落之势的同时，徐兴业《金瓯缺》和凌力《少年天子》的意义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徐兴业（1917—1990），1937年无锡国学专科毕业后即开始酝酿《金瓯缺》的写作，但真正动笔写作是在70年代末。作为一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着重描写的是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围绕汉民族在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的打击下走向山河破裂、国土沦丧的故事，特别是对靖康之难孕育、发生、发展过程加以描绘。作品一方面揭露了北宋末年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君昏臣奸的无可救药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又歌颂了身处乱世中的人民的救亡图存、舍生取义的勇猛精神和爱国热情。
作品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在历史观上比同时期作品更为宽容开放。作者突破了以往民族战争描写中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给各民族人民以一视同仁的评价，对汉民族英雄马扩和契丹民族英雄耶律大石以同等的赞扬，而对交战双方的滥杀无辜等残忍行径，则基于对人性和生命的尊重而给予同样的抨击；其次，是在叙事过程中加强了叙事人对历史场景、人物描绘的干预。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直接插入叙事人或机智、或尖刻的议论，在叙事话语、人物话语之外突出了非叙事话语的作用；再次，作为一部由历史学家所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虽然强调的是“言必有据”，更接近于鲁迅所说的“教授”小说，在历史场景和人物描写上有时略显拘谨，但作家对那一时期史料和典章制度、民情风俗的熟稔，为作品的历史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北宋各民族语言（包括方言俚语）的掌握，既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也增加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
凌力（1942— ），女，江西于都人。构思于“**”期间、完稿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星星草》，自称是“不平则鸣”之作，是对处在失败境地的人的顽强不屈的精神的歌颂。作品以处于“革命低潮”仍不屈不挠的坚持英勇斗争的捻军为描写对象，歌颂了中国历史上像星星草一样，普普通通生长于山野之间而生生不息的人民英雄。由于受当时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作者试图将所有“起义”英雄的美好品质都集中于赖文光、张宗禹等主人公身上，在正面英雄人物塑造上表现出那时大部分作品普遍患有的理想色彩过浓、性格特征缺乏发展变化的通病。而在对反面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描绘上，由于作者较好地遵从了“不妄加排贬”的写作尺度，反倒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描绘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星星草》的经验教训在《少年天子》的创作中被吸取。《少年天子》初版于1987年，以清兵入关后第一代皇帝福临为中心，通过他的命运反映出时代面貌。《少年天子》的突出特征，就是作者摆脱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冲突模式，将福临放在两种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中，去写他亲政十余年间的奋斗及其成败，将福临当作一个富有人性光辉的帝王加以描绘。福临5岁即位、13岁亲政，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所面临的是清廷军事上获胜、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双重局面，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形态和游牧文化传统，无法使广大的汉民族地区的人们俯首称臣。顺治皇帝福临亲政前后几年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彻底摧垮南明王朝，并求得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福临开始实施仁政，推行“满汉一体”的政策，用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这势必触及满族贵族的利益，并且同祖宗的成法和原有的文化形态形成冲突。福临的每一项带有改革色彩的措施，都引来皇亲国戚和满族大臣的激烈反对。作品总体上将福临定格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悲剧帝王形象。作品主要从福临对事业和爱情两方面的追求来完成这个少年天子的塑造，既写他的帝王威仪也写他的人性光辉，既写他的政治斗争也写他的情感世界，既写他的聪明好学、锐意进取、热烈多情，也写他的暴戾自尊、喜怒无常、脆弱敏感。特别是在对福临自尊与自卑、刚愎自用与脆弱敏感的双重矛盾性格的挖掘上，《少年天子》作了很大的努力。这一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当代的历史小说创作正经由《金瓯缺》《少年天子》等作品，酝酿着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这时期叙事技巧的探索？
2.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这时期各有怎样的文学表现？
3.余华、苏童、叶兆言这时期各有怎样的小说成就？
4.刘恒、刘震云、方方这时期各有怎样的小说成就？
[1] 袁可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载《文学评论》，1992（4）。
[2]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1）。
[3] “我自19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手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一种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宗璞：《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载《钟山》，1982（3）。
[4]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载《小说评论》，1991（3）。
[5] [匈牙利]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转引自朱雯等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4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 [法]左拉：《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见上书，292页。
[7]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2）。
[8] 方方：《随意表白》，见方方等：《随意表白》，231～243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9] “**”中，姚雪垠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创作《李自成》的目的是要“替党的文艺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并且强调：“当前正在深入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路线，《李自成》这部书倘能及早印行，更能发挥其战斗作用。”姚雪垠：《上毛主席的信》，见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姚雪垠专集》，南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