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曆史題材小說特別是長篇曆史小說的出版，形成了一次曆史小說的熱潮。其中，以中國曆次“農民起義”為題材的作品尤為引人注目。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再版和第二、第三卷的出版，一時間成為文壇的熱門話題之一。馮驥才和李定興合著的《義和拳》《神燈》、劉亞洲的《陳勝》、淩力的《星星草》、鮑昌的《庚子風雲》、楊書案的《九月菊》、蔣和森的《風蕭蕭》《黃梅雨》、吳越的《括蒼山恩仇記》等長篇小說，也紛紛問世。從而使自秦末陳勝、吳廣到19世紀末義和團的中國曆次農民大“起義”，都得到了文學上的表現。
嚴格說來，這批作品的大部分在“**”中甚至“**”前即已開始創作或完成。一方麵，由於與中、短篇小說相比，長篇小說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醞釀和創作周期，“**”同時也延宕了作家的創作和作品的出版，這樣，從創作到出版跨越兩個甚至更長時期倒不失為正常；而另一方麵，在十年“**”的文化高壓政策之下，不願意追隨“幫派文藝”的作家，選擇曆史題材小說特別是有關“農民起義”題材小說的創作，是一種相對保險，同時又能吐卻心中不平之氣的選擇。當然，作為特殊的文學生存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品，它們很大程度上具有抵製和妥協的雙重特征。
這批長篇小說，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史詩化”追求。作家們既試圖矯正曆史典籍對曆次農民“起義”的敘述和評價，同時，力圖借對一個時期農民“起義”戰爭的藝術描繪，反映出該時期的曆史背景、社會生活、典章製度、民情風俗，寫出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時代的百科全書。當然，這種“史詩化”的創作追求，遵循的是一種統一的話語規則，即以現代革命領袖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農民戰爭的曆史論斷，作為其創作的理念基礎。在小說中，作家們以較大的篇幅，來演繹“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名言，將曆代農民造反處理為一個階級反抗另一個階級的鬥爭，並渲染農民的苦難，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農民反抗的合法性；同時通過對農民造反英雄形象的塑造，建立起農民革命的進步性的神話，傳達出一種典型的曆史進化觀與曆史樂觀主義精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持的“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觀點，既是作家們進行曆史敘事的邏輯起點，也是其創作的主題目標。在文本中，這種觀點不僅體現在解釋性、議論性等非敘事話語上，而且融入了隱蔽的戲劇性、修辭性評論之中，甚至表現於作品的結構方式、敘事形態、人物塑造之中。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是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