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前后，一批被批评界冠以“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的作品相继问世，其中包括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事实上，“新写实”的最终命名更多地得力于理论界的操作。江苏《钟山》杂志于1989年第3期起设立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倡导“新写实”小说创作，从而结束了此前有关“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的名称之争，使得“新写实”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
这批“新写实”小说不再以旧有的思想体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阐释，并在写作观念和艺术形式诸多方面糅进新鲜质素，呈现出清新自然之风，在评论界引起颇多关注。
“新写实”在文学观念上与20世纪初的自然主义潮流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回归。首先是“写实”观念。“新写实”的“写实”观念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有了许多更新，最重要的是它对“现实”的认识和反映方式发生了变化。它强调的是还原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现实生活，消解外力加以生活之上的“本质”或“意义”，直面生活的原生状态，讲述“纯态事实”。这一点，与“自然主义”十分相通；另外，在文学观念上，“新写实”继承了自然主义“照相”式的艺术。“新写实”作家也强调要“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方方《风景》），并且再三表白其文本的“客观性”。池莉曾强调：“《烦恼人生》中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刀剪，不添油加醋。”[4]在故事构成上，自然主义认为“小说的情节只是这样构成的，其中偶然事件被选择并且安排来按照某种和谐的发展顺序而彼此依次发生。偶然事件本身都是平平常常的……一切异乎常情的虚构都被排除掉了……故事只是用叙述日常发生的事情而不以出奇制胜的方法来展开的”[5]，而“新写实”正是以对日常生活的平面描述革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题材。在叙述定位上，自然主义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成为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和纯粹的生理学家”[6]。“新写实”也强调写作主体的不动声色。最后，“新写实”与自然主义最相通的还是对生存境况的描摹。在关注“新写实”写作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并没有一个相同的哲学基础与写作风格，但是共同的对生存意识的关注和描摹使他们可以共存于“新写实”的旗帜下。向自然主义的靠近，还使一些作家摆脱了旧式现实主义文学的英雄美学模式和社会政治视角的缠绕与束缚，而尝试着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等多重角度去观察和把握生活，特别注重在特定文化形态中关注、考察人的自然存在。
与此前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同观照，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新的美学风貌。第一，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强调“零度情感”的介入，隐匿作者的主观题旨。在他们那里，真实性不再有精心提炼和加工的痕迹，而更多出自对生活原生状态的直接临摹。由于强调情感的零度介入，作品中的主题意念基本上处于隐匿状态，这是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区分标志；第二，不再将小人物塑造为“普通英雄”，而是还原庸常凡人的中性状态，无所谓贬褒，消除了“英雄”存在的任何痕迹，“新写实”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说的反抗更为激烈；第三，“新写实”注重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层面，解构“崇高”的悲剧美学观。
“新写实”作家群的构成非常复杂，作品的精神含量和艺术价值往往相差很大。刘震云、刘恒、方方、池莉、叶兆言、苏童、李晓等一批风格各异的作家，在一时间先后都被纳入“新写实”的旗下。这也表明“新写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只是一个具有类似创作倾向的松散集合体。“新写实”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恒、刘震云、方方和池莉。
刘恒（1954— ），原名刘冠军，北京人，1969年应征入伍，1975年退役，曾做过钳工。197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著有《狗日的粮食》《白涡》《伏羲伏羲》《虚证》等作品，在“新写实”作家群中风格较为独特。其作品大多注重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关注，强调人的生理因素对人物命运的支配、强调人的动物性所包含的勃勃生机与杀气。
《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分别从食与色两个方面，探讨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人的本能会遭遇怎样的异化与冲击。在虚拟的故事背景上，食与色因为荒芜的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而膨胀成唯一触手可及的生活乐趣，它们以无法抗拒的力量攫取了主人公生活的重心。瘿袋女人为粮食而生、为粮食而亡。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如何不断地攫取粮食，当她丢失了粮本——一家人的**之后，死亡成为她必然的归途（《狗日的粮食》）。杨天青与菊豆在爱欲中摆脱了各自生活中的苦难与压抑，品尝到生命的升华与永恒，但同样也是爱欲将他们打入命运的底层，他们的儿子杨天白成为一枚复仇的苦果，为他们的生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最终将杨天青逼入死亡（《伏羲伏羲》）。
刘恒在文本中没有刻意为食色这样的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涂抹上社会意义的色彩，而是力图在一种原初的生存意义的基础上，探寻人类的生理本能。当然，这种对人的生理本能的极端化探寻并没有完全抽离现实语境，作家的批评视角也触及当代农村生存环境的恶劣困窘、传统文化心理的因循守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格畸变、人性扭曲等方方面面。此外，刘恒极其注重小说语言本体的张力，他擅长在细节描写中嵌入主观情绪。近似于“照相现实主义”的细节描述，实质上是作家企图达到高度心理真实的尝试，往往给读者以较大的想象空间，也使刘恒的文本相对于其他“新写实”小说叙事的单调沉闷，呈现出更为灵动鲜活的艺术魅力。
刘震云（1958— ），河南延津人，1973年应征入伍，1978年退役。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新闻》等作品。刘震云是“新写实”代表性的作家。他着眼于被“体制”或日常生活所挤压的普通人压抑自我、泯灭个性的过程，他以冷峻的叙事笔调，揭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如何以它巨大的腐蚀性和消解力介入、规范每个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其冷峻与反讽相结合的叙事态度，折射出作家还保留着若干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
《一地鸡毛》和《单位》是“新写实”的“经典”文本。小说中的小林夫妇曾经是一对不谙世事、单纯诗意的大学生，自从他们走出浪漫的校园进入工作、家庭生活之后，日常生活显示出巨大的融合与侵蚀能力，理想主义的光芒相形之下不堪一击。单位里阴暗、琐碎的人际关系，老家来人，与保姆吵架，孩子入托，老婆调动……这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生活碎片竟然彻底改变了小林夫妇的一切。小林的妻子以前是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现在却成了个蓬头垢面、撒泼吵架，甚至还在夜里偷水的黄脸婆。而主角小林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终于大彻大悟：“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于是他收拾起锋芒与锐气，在单位里四处与人搞好关系，打水、扫地、向党组织定期交心，甚至追到处长的家中为其擦马桶，因为“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日常生活以“存在就是合理”的价值体系，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精神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于是原本还保存了一些个人性追求的小林夫妇逐渐向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低头，“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单位》）。“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7]小林夫妇逐渐“成熟”、逐渐为社会规范体系接纳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逐渐被抽空、个性日益消泯的过程。刘震云以冷静客观的写实笔法，通过一些平常人都会遭遇的日常琐事，展示了一出令人无言以对的悲剧。
在叙述中，刘震云虽然刻意过滤了叙述主体的主观判断与评价，但是他的批判态度还是通过反讽表达了出来。他批判了人在面临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生存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委琐与丑陋，也批判了这种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荒谬性，更批判了这种如此不适于人生存的环境本身，这正是刘震云一贯坚持的现实批判立场。进入90年代之后，刘震云除了中短篇小说以外，还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有《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等作品问世。这几部长篇小说既没有可以把握的情节线索，又没有可以把握的思想内涵，像是对读者进行话语的狂轰滥炸。作者或许是有意进行某种探索。但这种探索实在不能说是成功的。
方方（1955— ），女，原名汪芳，江西彭泽人，1957年随父母迁到武汉，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著有《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灿烂》等作品。其风格多变，自《白梦》《白驹》《白雾》起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灰色生活，1987年发表的《风景》是“新写实”的代表作。
方方的情感取向最接近自然主义的态度，她的《风景》以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语态详细描绘了一个最底层家庭的挣扎与奋斗，对底层生存图景的还原深刻而具有探索性。方方选择了以一个死者的口吻来叙述这个故事，在一种极端强化的不动声色、冷静客观的叙述中，生存状态的真相**裸地显露出来。有意摒弃了主体的观念评判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抛却了以往意识形态内容，尤其是权力政治意识的遮蔽，舍弃简单的认识模式及道德评判，传达出一种源自民间的生存意识。方方曾说过：“我顺着生活的潮流走，那之中什么都有，人人都在这股流水里，谁能说出他没有同流合污，谁又还敢自称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呢……当这个社会大轮子转动时，无论快与慢，人都只能顺着轮子一起转动，否则难免被一碾而死……理想纯属你个人的东西，而个性的色彩终归要被现实生活溶化进去。你唯一要做的便是：人家怎么活，你便怎么活；叫你怎么过，你就怎么过。”[8]本着这样的理念，方方开拓出一种写作的新空间——对现实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她的作品激起了人们对生存本身的文化思考，并将一种崭新的生存意义上的民间尺度带进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体系，从而冲淡了经典现实主义文本中常见的过于意识形态化、哲学化的知识分子式的表述。方方隶属新写实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风景》以自然主义的强悍写实笔触和其中潜藏的批判性，为诸多评论家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