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前後，一批被批評界冠以“新現實主義”“後現實主義”的作品相繼問世，其中包括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劉恒的《伏羲伏羲》、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等。事實上，“新寫實”的最終命名更多地得力於理論界的操作。江蘇《鍾山》雜誌於1989年第3期起設立了“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欄目，倡導“新寫實”小說創作，從而結束了此前有關“新現實主義”“後現實主義”的名稱之爭，使得“新寫實”成為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
這批“新寫實”小說不再以舊有的思想體係對曆史和現實進行闡釋，並在寫作觀念和藝術形式諸多方麵糅進新鮮質素，呈現出清新自然之風，在評論界引起頗多關注。
“新寫實”在文學觀念上與20世紀初的自然主義潮流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自然主義的回歸。首先是“寫實”觀念。“新寫實”的“寫實”觀念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有了許多更新，最重要的是它對“現實”的認識和反映方式發生了變化。它強調的是還原被意識形態所遮蔽的現實生活，消解外力加以生活之上的“本質”或“意義”，直麵生活的原生狀態，講述“純態事實”。這一點，與“自然主義”十分相通；另外，在文學觀念上，“新寫實”繼承了自然主義“照相”式的藝術。“新寫實”作家也強調要“以十分冷靜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著他們勞碌奔波，看著他們的艱辛和淒惶”（方方《風景》），並且再三表白其文本的“客觀性”。池莉曾強調：“《煩惱人生》中細節是非常真實的，時間、地點都是真實的，我不篡改客觀現實。所以我做的是拚板工作，而不是剪輯，不動刀剪，不添油加醋。”[4]在故事構成上，自然主義認為“小說的情節隻是這樣構成的，其中偶然事件被選擇並且安排來按照某種和諧的發展順序而彼此依次發生。偶然事件本身都是平平常常的……一切異乎常情的虛構都被排除掉了……故事隻是用敘述日常發生的事情而不以出奇製勝的方法來展開的”[5]，而“新寫實”正是以對日常生活的平麵描述革新了現實主義的傳統題材。在敘述定位上，自然主義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成為純粹的自然主義者和純粹的生理學家”[6]。“新寫實”也強調寫作主體的不動聲色。最後，“新寫實”與自然主義最相通的還是對生存境況的描摹。在關注“新寫實”寫作群體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作家們並沒有一個相同的哲學基礎與寫作風格，但是共同的對生存意識的關注和描摹使他們可以共存於“新寫實”的旗幟下。向自然主義的靠近，還使一些作家擺脫了舊式現實主義文學的英雄美學模式和社會政治視角的纏繞與束縛，而嚐試著從文化哲學、生命哲學、人本哲學等多重角度去觀察和把握生活，特別注重在特定文化形態中關注、考察人的自然存在。
與此前的現實主義作品相比，這種對現實生活的不同觀照，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新的美學風貌。第一，中國的“新寫實主義”強調“零度情感”的介入，隱匿作者的主觀題旨。在他們那裏，真實性不再有精心提煉和加工的痕跡，而更多出自對生活原生狀態的直接臨摹。由於強調情感的零度介入，作品中的主題意念基本上處於隱匿狀態，這是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區分標誌；第二，不再將小人物塑造為“普通英雄”，而是還原庸常凡人的中性狀態，無所謂貶褒，消除了“英雄”存在的任何痕跡，“新寫實”對經典現實主義的典型說的反抗更為激烈；第三，“新寫實”注重挖掘人物的潛意識層麵，解構“崇高”的悲劇美學觀。
“新寫實”作家群的構成非常複雜，作品的精神含量和藝術價值往往相差很大。劉震雲、劉恒、方方、池莉、葉兆言、蘇童、李曉等一批風格各異的作家，在一時間先後都被納入“新寫實”的旗下。這也表明“新寫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隻是一個具有類似創作傾向的鬆散集合體。“新寫實”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劉恒、劉震雲、方方和池莉。
劉恒（1954— ），原名劉冠軍，北京人，1969年應征入伍，1975年退役，曾做過鉗工。1977年發表小說處女作。著有《狗日的糧食》《白渦》《伏羲伏羲》《虛證》等作品，在“新寫實”作家群中風格較為獨特。其作品大多注重對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關注，強調人的生理因素對人物命運的支配、強調人的動物性所包含的勃勃生機與殺氣。
《狗日的糧食》和《伏羲伏羲》分別從食與色兩個方麵，探討了嚴酷的生存環境下人的本能會遭遇怎樣的異化與衝擊。在虛擬的故事背景上，食與色因為荒蕪的物質環境和精神世界而膨脹成唯一觸手可及的生活樂趣，它們以無法抗拒的力量攫取了主人公生活的重心。癭袋女人為糧食而生、為糧食而亡。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如何不斷地攫取糧食，當她丟失了糧本——一家人的**之後，死亡成為她必然的歸途（《狗日的糧食》）。楊天青與菊豆在愛欲中擺脫了各自生活中的苦難與壓抑，品嚐到生命的升華與永恒，但同樣也是愛欲將他們打入命運的底層，他們的兒子楊天白成為一枚複仇的苦果，為他們的生活投下了沉重的陰影，最終將楊天青逼入死亡（《伏羲伏羲》）。
劉恒在文本中沒有刻意為食色這樣的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意識塗抹上社會意義的色彩，而是力圖在一種原初的生存意義的基礎上，探尋人類的生理本能。當然，這種對人的生理本能的極端化探尋並沒有完全抽離現實語境，作家的批評視角也觸及當代農村生存環境的惡劣困窘、傳統文化心理的因循守舊，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格畸變、人性扭曲等方方麵麵。此外，劉恒極其注重小說語言本體的張力，他擅長在細節描寫中嵌入主觀情緒。近似於“照相現實主義”的細節描述，實質上是作家企圖達到高度心理真實的嚐試，往往給讀者以較大的想象空間，也使劉恒的文本相對於其他“新寫實”小說敘事的單調沉悶，呈現出更為靈動鮮活的藝術魅力。
劉震雲（1958— ），河南延津人，1973年應征入伍，1978年退役。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著有《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官場》《官人》《新聞》等作品。劉震雲是“新寫實”代表性的作家。他著眼於被“體製”或日常生活所擠壓的普通人壓抑自我、泯滅個性的過程，他以冷峻的敘事筆調，揭示日常生活意識形態如何以它巨大的腐蝕性和消解力介入、規範每個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其冷峻與反諷相結合的敘事態度，折射出作家還保留著若幹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精神。
《一地雞毛》和《單位》是“新寫實”的“經典”文本。小說中的小林夫婦曾經是一對不諳世事、單純詩意的大學生，自從他們走出浪漫的校園進入工作、家庭生活之後，日常生活顯示出巨大的融合與侵蝕能力，理想主義的光芒相形之下不堪一擊。單位裏陰暗、瑣碎的人際關係，老家來人，與保姆吵架，孩子入托，老婆調動……這些瑣碎得不能再瑣碎的生活碎片竟然徹底改變了小林夫婦的一切。小林的妻子以前是個安靜的、富有詩意的姑娘，現在卻成了個蓬頭垢麵、撒潑吵架，甚至還在夜裏偷水的黃臉婆。而主角小林在經曆了一係列事件後，終於大徹大悟：“什麽宏圖大誌，什麽事業理想，狗屁，那是年輕時候的事，大家都這麽混，不也活了一輩子？”於是他收拾起鋒芒與銳氣，在單位裏四處與人搞好關係，打水、掃地、向黨組織定期交心，甚至追到處長的家中為其擦馬桶，因為“錢、房子、吃飯、睡覺、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單位混得如何”，“小林要想混上去，混個人，混個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就得從打掃衛生收拾梨皮開始。而入黨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樣，是混上去的必要條件，或者說是開始”。日常生活以“存在就是合理”的價值體係，毫不留情地摧毀了精神烏托邦存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於是原本還保存了一些個人性追求的小林夫婦逐漸向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低頭，“淹沒在黑壓壓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麵的人群之中”（《單位》）。“這個世界原來就是複雜得千言萬語都說不清的日常身邊瑣事。它成了我們判斷世界的標準，也成了我們賴以生存和進行生存證明的標誌。”[7]小林夫婦逐漸“成熟”、逐漸為社會規範體係接納的過程，也就是他們的精神生活逐漸被抽空、個性日益消泯的過程。劉震雲以冷靜客觀的寫實筆法，通過一些平常人都會遭遇的日常瑣事，展示了一出令人無言以對的悲劇。
在敘述中，劉震雲雖然刻意過濾了敘述主體的主觀判斷與評價，但是他的批判態度還是通過反諷表達了出來。他批判了人在麵臨日常生活所構成的生存困境時的無奈與掙紮、委瑣與醜陋，也批判了這種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的荒謬性，更批判了這種如此不適於人生存的環境本身，這正是劉震雲一貫堅持的現實批判立場。進入90年代之後，劉震雲除了中短篇小說以外，還致力於長篇小說創作，有《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麵和花朵》《一腔廢話》等作品問世。這幾部長篇小說既沒有可以把握的情節線索，又沒有可以把握的思想內涵，像是對讀者進行話語的狂轟濫炸。作者或許是有意進行某種探索。但這種探索實在不能說是成功的。
方方（1955— ），女，原名汪芳，江西彭澤人，1957年隨父母遷到武漢，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係。著有《風景》《祖父在父親心中》《行雲流水》《桃花燦爛》等作品。其風格多變，自《白夢》《白駒》《白霧》起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灰色生活，1987年發表的《風景》是“新寫實”的代表作。
方方的情感取向最接近自然主義的態度，她的《風景》以冷靜得近乎冷酷的語態詳細描繪了一個最底層家庭的掙紮與奮鬥，對底層生存圖景的還原深刻而具有探索性。方方選擇了以一個死者的口吻來敘述這個故事，在一種極端強化的不動聲色、冷靜客觀的敘述中，生存狀態的真相**裸地顯露出來。有意摒棄了主體的觀念評判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拋卻了以往意識形態內容，尤其是權力政治意識的遮蔽，舍棄簡單的認識模式及道德評判，傳達出一種源自民間的生存意識。方方曾說過：“我順著生活的潮流走，那之中什麽都有，人人都在這股流水裏，誰能說出他沒有同流合汙，誰又還敢自稱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呢……當這個社會大輪子轉動時，無論快與慢，人都隻能順著輪子一起轉動，否則難免被一碾而死……理想純屬你個人的東西，而個性的色彩終歸要被現實生活溶化進去。你唯一要做的便是：人家怎麽活，你便怎麽活；叫你怎麽過，你就怎麽過。”[8]本著這樣的理念，方方開拓出一種寫作的新空間——對現實底層生存狀態的關注，她的作品激起了人們對生存本身的文化思考，並將一種嶄新的生存意義上的民間尺度帶進了人們的價值判斷體係，從而衝淡了經典現實主義文本中常見的過於意識形態化、哲學化的知識分子式的表述。方方隸屬新寫實的作品雖然不多，但是《風景》以自然主義的強悍寫實筆觸和其中潛藏的批判性，為諸多評論家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