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認為，所謂“傷痕文學”是“**”後第一個重要的文學潮流，也是“新時期文學”的發端。但在使用“傷痕文學”這個概念時，人們往往隻用來指稱揭示了“傷痕”的那一批或長或短的小說。其實，如果“傷痕文學”這一概念能夠成立，它是應該包括那一時期所有門類的揭示了“傷痕”的文學作品的。一方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眾多散文作品參與了對曆史“傷痕”的揭示，匯入了“傷痕文學”的潮流，與小說、詩歌、戲劇等其他門類的作品一起，共同揭開了“新時期文學”的序幕；另一方麵，就散文自身的發展來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一批控訴“**”、揭示“傷痕”的作品，也是散文在曆史新時期獲得新生的標誌。
散文對“**”的控訴和對曆史“傷痕”的揭示，集中地表現為對“**”中被迫害致死者的悲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大量的“悲悼散文”問世。有的論著這樣敘述這時期的散文麵貌：“散文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淚水孕育而成的。後人在研究這一段曆史轉折時期的散文時，可能會驚異於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挽悼散文大盛於當時的中國。數以百計的長歌短哭文章寄托著對飲恨而逝的誌士仁人的哀思與悲懷，短短幾年裏湧現那麽多憶懷祭悼的篇章，在我國文學史上實屬罕見。”[1]嚴格地說，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罕見，在整個人類的文學史上，恐怕都絕無僅有。正因為十年“**”，有難以數計的人含冤而死，在“**”結束後，才有“悲悼散文”的大潮。從所“悲悼”的對象來說，“悲悼散文”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悲悼”在“**”中死於非命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另一類則是“悲悼”在“**”中慘死的文藝界人士及科學家。
“悲悼散文”在藝術價值和思想境界上當然也參差不齊。巴金1978年12月1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隨想錄”專欄。不久，即寫下了《懷念蕭珊》的長文。《懷念蕭珊》最初在香港《大公報》1979年2月2日至5日發表，後收入巴金《隨想錄》第一集。蕭珊是巴金的妻子，“**”中被迫害而死。《懷念蕭珊》是這樣開頭的：“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裏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麵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麽也不寫了。”這似乎印證了“長歌當哭須在痛定之後”的道理。六年之後，巴金終於寫出了《懷念蕭珊》。文章回憶了蕭珊在“**”中遭受的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沒有捶胸頓足，沒有哭天搶地。語調的平靜和從容非但不意味著哀痛的淡化或消失。相反，讓人感到哀痛已經凝固，已經在心中生根。《懷念蕭珊》平鋪直敘卻不單調乏味，不事雕琢卻不幹巴枯燥，是同時期“悲悼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後，巴金寫了多篇“悲悼散文”。“**”後的“悲悼散文”，雖然往往是悲悼那些“**”中的死難者，但也有一部分是悲悼那些在“**”中飽受摧殘、在“**”後幾年裏終於死去者。這類人，在“**”中身心都受到長久而殘酷的打擊，雖僥幸熬到了曆史的轉折，但幾年之內生命之火也便熄滅了。對這類死者的悲悼，也同樣要涉及對此前的曆史災難的揭示和控訴。在巴金寫下的“悲悼散文”中，有對“**”死難者的悲悼，如《懷念蕭珊》《懷念老舍》等；也有對雖熬過了“**”但沒幾年也就離開人世者的哀悼，如《懷念胡風》《懷念從文》等。如果從散文的藝術性上著眼，巴金的“悲悼散文”實際上代表著他“**”後最高的文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