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所谓“伤痕文学”是“**”后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但在使用“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时，人们往往只用来指称揭示了“伤痕”的那一批或长或短的小说。其实，如果“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能够成立，它是应该包括那一时期所有门类的揭示了“伤痕”的文学作品的。一方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众多散文作品参与了对历史“伤痕”的揭示，汇入了“伤痕文学”的潮流，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门类的作品一起，共同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另一方面，就散文自身的发展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一批控诉“**”、揭示“伤痕”的作品，也是散文在历史新时期获得新生的标志。
散文对“**”的控诉和对历史“伤痕”的揭示，集中地表现为对“**”中被迫害致死者的悲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大量的“悲悼散文”问世。有的论著这样叙述这时期的散文面貌：“散文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转折时期的散文时，可能会惊异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挽悼散文大盛于当时的中国。数以百计的长歌短哭文章寄托着对饮恨而逝的志士仁人的哀思与悲怀，短短几年里涌现那么多忆怀祭悼的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1]严格地说，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在整个人类的文学史上，恐怕都绝无仅有。正因为十年“**”，有难以数计的人含冤而死，在“**”结束后，才有“悲悼散文”的大潮。从所“悲悼”的对象来说，“悲悼散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悲悼”在“**”中死于非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类则是“悲悼”在“**”中惨死的文艺界人士及科学家。
“悲悼散文”在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上当然也参差不齐。巴金1978年12月1日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设“随想录”专栏。不久，即写下了《怀念萧珊》的长文。《怀念萧珊》最初在香港《大公报》1979年2月2日至5日发表，后收入巴金《随想录》第一集。萧珊是巴金的妻子，“**”中被迫害而死。《怀念萧珊》是这样开头的：“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这似乎印证了“长歌当哭须在痛定之后”的道理。六年之后，巴金终于写出了《怀念萧珊》。文章回忆了萧珊在“**”中遭受的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哭天抢地。语调的平静和从容非但不意味着哀痛的淡化或消失。相反，让人感到哀痛已经凝固，已经在心中生根。《怀念萧珊》平铺直叙却不单调乏味，不事雕琢却不干巴枯燥，是同时期“悲悼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后，巴金写了多篇“悲悼散文”。“**”后的“悲悼散文”，虽然往往是悲悼那些“**”中的死难者，但也有一部分是悲悼那些在“**”中饱受摧残、在“**”后几年里终于死去者。这类人，在“**”中身心都受到长久而残酷的打击，虽侥幸熬到了历史的转折，但几年之内生命之火也便熄灭了。对这类死者的悲悼，也同样要涉及对此前的历史灾难的揭示和控诉。在巴金写下的“悲悼散文”中，有对“**”死难者的悲悼，如《怀念萧珊》《怀念老舍》等；也有对虽熬过了“**”但没几年也就离开人世者的哀悼，如《怀念胡风》《怀念从文》等。如果从散文的艺术性上着眼，巴金的“悲悼散文”实际上代表着他“**”后最高的文学成就。
对死者表示称颂和哀矜，对江青等人和极“左”政治进行揭露和控诉，是“悲悼散文”的共同趋向。但也有些作品，却在悲悼死者的同时，也对死者的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局限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解剖，从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例如黎澍的《忆田家英》[2]，就不仅赞美了田家英，也批评了田家英。田家英本来是毛泽东的秘书，“**”初起时即被迫自尽。文章肯定了田家英的“正直、平易、宽厚”和“胸怀坦**，城府不深”，赞美田家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没有见他残酷斗争过谁，也没有见他对一时众矢之的再发过一矢”。但文章也指出了田家英目光不够远大，看人看事不够透彻。文章这样写田家英的死：“（1966年）5月23日，谢富治和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当时没有他人在场，内容无从知道。外人，包括他的家属，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事实，就是他回到住处寻了短见。待到家人发现时，已经无从救活了。从这个事实来推断谈话内容，可以认为是一个赐死的口头通知。只是两位‘钦差大臣’没有到场验看罢了。他的噩耗传到我耳里的时候，我早被‘**’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尽管有不少人打听我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可是我的思想情况恰好相反。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一个早有斗争经验的人竟未能掌握这个历史规律，颇感意外。”这里，对田家英未能看穿政治运动不过是一种“把戏”从而视“**”为“世界末日”表示了遗憾。文章还写道：“田家英本来有足够的机会，把世态人情看得透彻些。可是他远没有看个透彻，知人论事往往错了。例如康生，现在人皆知其为阴谋家，野心家，谁也不认为他有什么理论。田家英说起此人，总把他看成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理论水平还很高。诸如此类的错误不一而足。我接受过他的不少看法，相信这是他长期观察体会得来的。经过‘**’的验证，许多真相都已暴露无遗，他的看法很少是可以保留的。可见忠厚固然是美好的气质，也容易使人流于轻信”；“至于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他所受的限制就更大了。记得大约是在1957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等几个苏共元老撵出政治局，当时在一次闲谈中有人认为这是苏共内部矛盾的表面化。他听了大不谓然，仿佛认为共产党内部总是一致的，如说不一致，那就是对党的大不敬。他极力为赫鲁晓夫辩护，否认这是苏共的什么内部冲突。他显然还没有改变苏共和各国党关系的老观念，认为对苏共看法是原则问题，个人不得妄加评议。这种纯真，可说他对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家动向并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黎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田家英的老友，能这样写田家英实属难得。应该说，在“悲悼散文”中，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谀墓”的习气，对死者过分地颂扬，对其局限性只字不提。黎澍笔下的田家英，却正因为有了局限而形象更真切可爱。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韦君宜的《当代人的悲剧——悼杨述》[3]。杨述是韦君宜的丈夫，也是党的高级干部，“**”中遭受迫害，“**”结束后不久即辞世。杨述也曾是清华大学学生，后来不但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全家都参加了革命。韦君宜一再写到了杨述的“老实”，“老实”得近乎“迂呆”。但这样一个“老实人”，却在参加革命后，屡屡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直到“**”结束后仍然是含冤而死。韦君宜认为“这个老实人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但韦君宜并不是在受迫害的意义上来理解杨述的悲剧的。对外在的政治力量的控诉，并不是韦君宜的主旨所在。韦君宜意在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信仰悲剧和人格悲剧。韦君宜说杨述“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韦君宜写道，杨述在学生时代也曾“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韦君宜写了杨述精神的萎缩、灵魂的扭曲和人格的变异，也写了杨述最终的疑惑和觉醒的萌芽：“我要写的不是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仪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可见，这篇“悲悼”文章，实际上是韦君宜替死去的丈夫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就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来说，韦君宜的长文《当代人的悲剧》在如潮般的“悲悼散文”中显得分外独特，在整个当代散文史上也放射着异样的光彩。
在80年代，还有一类讽喻性散文，这类散文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在对历史人事的分析评说中，或直接过渡到对现实的议论，或间接地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例如黄秋耘《历史的哑谜》，从中国宋代的“烛影斧声”说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之死，再说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有不少“哑谜”。“比如潘（汉年）杨（帆）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此案殃及无辜达百数十人之多，‘**’后虽然都已平反，但个中曲折，始终没有全部‘曝光’，也没有人追问。”接着，作者又说到自己亲历的一件事。“‘**’中期，大概是1971年上半年吧，我在某省革命委员会里工作，随同各位‘首长’去审查‘星火燎原馆’的展览品，其中有一幅大油画，上面画着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的顶峰上握手，画题为《井冈山会师》。当时有人提出，这幅画不符合历史真实，和毛泽东握手的应该是朱德，而不是林彪。井冈山会师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干部，跟在他后面的也没有千军万马。一位‘首长’却立即大声训示：‘应当这样画。历史服从政治路线嘛！’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忽然顿悟起来，原来历史是可以随意篡改的，只要它服从于某一政治路线，服从于某些当权者的利益就可以了。”文章最后写道：“历史服从政治路线，就没有‘信史’可言。剩下来的恐怕只有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了。”历史上之所以有许多“哑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真相被人为地篡改，这样的事情在“**”中数不胜数。文章从“烛影斧声”入手，仍然落在了现实上。再如梵杨写于1986年3月的《试上骊山说祖龙》，对秦始皇表示了极度的厌恶和憎恨。文章围绕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陵墓列举了他的种种暴行。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继承王位起，至50岁死去，修建陵墓的工程从未中断，前后经营39年，令两条河流改道。“工程何等浩大！据说，当时全国人口不到二千万，光是修建这地下宫殿就动用了七十万人，再加筑长城，北击南征，以及其他劳役，便占去总人口15%，共约三百万人。人民的负担多么沉重！而特别叫人难以容忍的，是用活人殉葬，在陵区内，近年就发现了三百多座陪葬坑。……咸阳宫内，那没有子女的一万多名宫女，都要活活随同陪葬；为修建墓室机密设施的三千多名工匠，不让走出墓门，困死于墓室之中。当我站在那陵墓之巅，背倚郁郁骊山，面对滔滔渭河，风物秀美，气势宏壮，本可以舒心悦目，开怀畅望，领略北国的雄风，抒发华夏之豪情，引领高歌，只是想起那些惨死的殉葬者，骊山林木的萧疏，渭水波涛的闪烁，仿佛就是他们怨怒的吼声，激愤的泪光。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凄怆，眼前景物，似乎平添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连风都顿然显得有些悲凉。”对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作者也不能无条件地赞叹，因为他想到了它们的制作过程，他看到了兵马俑后面的滔滔血泪和无穷尸骨。作者特意写了这样一副人头骨：“请看看兵马俑一号坑前的陈列室吧，那里展览着无数从陵区挖出来的骨骸，令人视而胆寒，思而心酸。其中，我看到一副人头骨，左耳根下还嵌着一个箭镞。我想，必定是那奴隶进行反抗而被射杀的。中箭当时，他是扑向前去，继续战斗，直到气断命绝才躺下，还是立即便倒在地上，挣扎，打滚，号啕，呼唤着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妻儿，痛苦地慢慢死去？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但极其分明的是，箭镞已经锈朽，头骨却依旧完好；人比钢铁还要坚强，暴力压不倒真理！难怪秦始皇——祖龙死后不久，‘戍卒叫，咸谷举’，秦王朝一家伙便殂崩了。”有无数的人在兵马俑前惊叹，不曾注意这副人头骨，但《试上骊山说祖龙》的作者却无心对兵马俑作过多的欣赏，目光反被一副不起眼的头骨和头骨上小小的箭镞所吸引，并生发出“人比钢铁还要坚强，暴力压不倒真理”的感叹。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也是有感于“**”中对秦始皇的荒谬尊崇。本来，秦始皇是早有定评的暴君，世世代代在人民心中是凶残、邪恶的化身，是魔鬼的代名词。但在“**”那是非颠倒的时代，秦始皇却成了功盖天地的大英雄。对这种黑白混淆，这篇文章发出了有力的质疑：“秦始皇功并不高，罪可不小……对这种人，何必那么称道？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世间最公正的裁判人。试问，有哪一个残害百姓的人会是功臣、推进历史的英雄？”《试上骊山说祖龙》一气呵成，情理交融，是一篇借古讽今的散文佳作。
老年作者在散文领域的活跃是80年代的一个醒目现象。“悲悼散文”和历史题材的讽喻性散文大多出自老年作者之手。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老作家是散文领域的中坚力量。80年代中期以后，中青年作者大量登场。散文的题材和表现方式也日渐多样化。在80年代，也断断续续地有对散文本身的理论性探讨。在关于散文的种种说法中，对“抒情”的否定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五六十年代，“抒情性”成为散文的突出标志，杨朔、刘白羽等“名家”则更是把散文的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以至于“抒情散文”成了散文的正宗，不抒情便不成其为散文。“**”后，首先是一些老作家对此种现象发出了质疑。孙犁在1981年就指出：“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4]到了1988年，汪曾祺又说：“二三十年来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5]在80年代，散文面临着突破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模式，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问题。抒情性的淡化，“抒情散文”从中心滑向边缘，就是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重要表现，或者说，对滥情的摒弃，是散文在80年代走向新生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