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認為，所謂“傷痕文學”是“**”後第一個重要的文學潮流，也是“新時期文學”的發端。但在使用“傷痕文學”這個概念時，人們往往隻用來指稱揭示了“傷痕”的那一批或長或短的小說。其實，如果“傷痕文學”這一概念能夠成立，它是應該包括那一時期所有門類的揭示了“傷痕”的文學作品的。一方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眾多散文作品參與了對曆史“傷痕”的揭示，匯入了“傷痕文學”的潮流，與小說、詩歌、戲劇等其他門類的作品一起，共同揭開了“新時期文學”的序幕；另一方麵，就散文自身的發展來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一批控訴“**”、揭示“傷痕”的作品，也是散文在曆史新時期獲得新生的標誌。
散文對“**”的控訴和對曆史“傷痕”的揭示，集中地表現為對“**”中被迫害致死者的悲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大量的“悲悼散文”問世。有的論著這樣敘述這時期的散文麵貌：“散文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淚水孕育而成的。後人在研究這一段曆史轉折時期的散文時，可能會驚異於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挽悼散文大盛於當時的中國。數以百計的長歌短哭文章寄托著對飲恨而逝的誌士仁人的哀思與悲懷，短短幾年裏湧現那麽多憶懷祭悼的篇章，在我國文學史上實屬罕見。”[1]嚴格地說，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罕見，在整個人類的文學史上，恐怕都絕無僅有。正因為十年“**”，有難以數計的人含冤而死，在“**”結束後，才有“悲悼散文”的大潮。從所“悲悼”的對象來說，“悲悼散文”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悲悼”在“**”中死於非命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另一類則是“悲悼”在“**”中慘死的文藝界人士及科學家。
“悲悼散文”在藝術價值和思想境界上當然也參差不齊。巴金1978年12月1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隨想錄”專欄。不久，即寫下了《懷念蕭珊》的長文。《懷念蕭珊》最初在香港《大公報》1979年2月2日至5日發表，後收入巴金《隨想錄》第一集。蕭珊是巴金的妻子，“**”中被迫害而死。《懷念蕭珊》是這樣開頭的：“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裏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麵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麽也不寫了。”這似乎印證了“長歌當哭須在痛定之後”的道理。六年之後，巴金終於寫出了《懷念蕭珊》。文章回憶了蕭珊在“**”中遭受的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沒有捶胸頓足，沒有哭天搶地。語調的平靜和從容非但不意味著哀痛的淡化或消失。相反，讓人感到哀痛已經凝固，已經在心中生根。《懷念蕭珊》平鋪直敘卻不單調乏味，不事雕琢卻不幹巴枯燥，是同時期“悲悼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後，巴金寫了多篇“悲悼散文”。“**”後的“悲悼散文”，雖然往往是悲悼那些“**”中的死難者，但也有一部分是悲悼那些在“**”中飽受摧殘、在“**”後幾年裏終於死去者。這類人，在“**”中身心都受到長久而殘酷的打擊，雖僥幸熬到了曆史的轉折，但幾年之內生命之火也便熄滅了。對這類死者的悲悼，也同樣要涉及對此前的曆史災難的揭示和控訴。在巴金寫下的“悲悼散文”中，有對“**”死難者的悲悼，如《懷念蕭珊》《懷念老舍》等；也有對雖熬過了“**”但沒幾年也就離開人世者的哀悼，如《懷念胡風》《懷念從文》等。如果從散文的藝術性上著眼，巴金的“悲悼散文”實際上代表著他“**”後最高的文學成就。
對死者表示稱頌和哀矜，對江青等人和極“左”政治進行揭露和控訴，是“悲悼散文”的共同趨向。但也有些作品，卻在悲悼死者的同時，也對死者的思想和性格方麵的局限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解剖，從而具有了更豐富的內涵。例如黎澍的《憶田家英》[2]，就不僅讚美了田家英，也批評了田家英。田家英本來是毛澤東的秘書，“**”初起時即被迫自盡。文章肯定了田家英的“正直、平易、寬厚”和“胸懷坦**，城府不深”，讚美田家英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沒有見他殘酷鬥爭過誰，也沒有見他對一時眾矢之的再發過一矢”。但文章也指出了田家英目光不夠遠大，看人看事不夠透徹。文章這樣寫田家英的死：“（1966年）5月23日，謝富治和戚本禹找田家英談話。當時沒有他人在場，內容無從知道。外人，包括他的家屬，所知道的隻有一個事實，就是他回到住處尋了短見。待到家人發現時，已經無從救活了。從這個事實來推斷談話內容，可以認為是一個賜死的口頭通知。隻是兩位‘欽差大臣’沒有到場驗看罷了。他的噩耗傳到我耳裏的時候，我早被‘**’的衝擊波打翻在地。盡管有不少人打聽我是否也已經引頸上吊，可是我的思想情況恰好相反。我深信曆史的辯證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著看後麵的好戲。後來果然就看到了這種好戲的連台演出。一個早有鬥爭經驗的人竟未能掌握這個曆史規律，頗感意外。”這裏，對田家英未能看穿政治運動不過是一種“把戲”從而視“**”為“世界末日”表示了遺憾。文章還寫道：“田家英本來有足夠的機會，把世態人情看得透徹些。可是他遠沒有看個透徹，知人論事往往錯了。例如康生，現在人皆知其為陰謀家，野心家，誰也不認為他有什麽理論。田家英說起此人，總把他看成一個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乎理論水平還很高。諸如此類的錯誤不一而足。我接受過他的不少看法，相信這是他長期觀察體會得來的。經過‘**’的驗證，許多真相都已暴露無遺，他的看法很少是可以保留的。可見忠厚固然是美好的氣質，也容易使人流於輕信”；“至於對國外情況的了解，他所受的限製就更大了。記得大約是在1957年，赫魯曉夫把莫洛托夫等幾個蘇共元老攆出政治局，當時在一次閑談中有人認為這是蘇共內部矛盾的表麵化。他聽了大不謂然，仿佛認為共產黨內部總是一致的，如說不一致，那就是對黨的大不敬。他極力為赫魯曉夫辯護，否認這是蘇共的什麽內部衝突。他顯然還沒有改變蘇共和各國黨關係的老觀念，認為對蘇共看法是原則問題，個人不得妄加評議。這種純真，可說他對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的國家動向並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黎澍是著名的曆史學家，也是田家英的老友，能這樣寫田家英實屬難得。應該說，在“悲悼散文”中，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諛墓”的習氣，對死者過分地頌揚，對其局限性隻字不提。黎澍筆下的田家英，卻正因為有了局限而形象更真切可愛。
在這方麵，特別值得稱道的還有韋君宜的《當代人的悲劇——悼楊述》[3]。楊述是韋君宜的丈夫，也是黨的高級幹部，“**”中遭受迫害，“**”結束後不久即辭世。楊述也曾是清華大學學生，後來不但自己參加革命，還動員全家都參加了革命。韋君宜一再寫到了楊述的“老實”，“老實”得近乎“迂呆”。但這樣一個“老實人”，卻在參加革命後，屢屢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直到“**”結束後仍然是含冤而死。韋君宜認為“這個老實人的一生”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但韋君宜並不是在受迫害的意義上來理解楊述的悲劇的。對外在的政治力量的控訴，並不是韋君宜的主旨所在。韋君宜意在寫出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信仰悲劇和人格悲劇。韋君宜說楊述“真正做到了黨怎麽說，他就怎麽做，所謂‘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老老實實，不愧為‘馴服工具’。生活又很樸素，誰到我們家來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陳設。依我看來，他實在是一個標準忠實的黨員，忠實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韋君宜寫道，楊述在學生時代也曾“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但是，到後來他在黨內工作的時間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便越加謹慎，文字也越來越短，思想越來越不放開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經是每寫一篇文章必先弄清當前黨的宣傳中心，然後照著去考慮。對宣傳辦法，他是動了腦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寫一篇之前必須先摸一摸的，從不越乎規矩，而且這後來慢慢變成了他自己的思路”。韋君宜寫了楊述精神的萎縮、靈魂的扭曲和人格的變異，也寫了楊述最終的疑惑和覺醒的萌芽：“我要寫的不是個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寫的是一個人。這個人在十年浩劫中間受了苦，挨了打，挨了鬥，這還算是大家共同的經曆，而且他的經曆比較起來還不能算最苦的。實際上他最感到痛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麽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教儀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可惜他並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自我解剖的過程，是懷抱著這些疑問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幾年，他會對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現在是不可能了，隻能由我代他寫下來。”可見，這篇“悲悼”文章，實際上是韋君宜替死去的丈夫進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就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來說，韋君宜的長文《當代人的悲劇》在如潮般的“悲悼散文”中顯得分外獨特，在整個當代散文史上也放射著異樣的光彩。
在80年代，還有一類諷喻性散文，這類散文以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為題材，在對曆史人事的分析評說中，或直接過渡到對現實的議論，或間接地引發讀者對現實的思考。例如黃秋耘《曆史的啞謎》，從中國宋代的“燭影斧聲”說到蘇聯時期的高爾基之死，再說到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也有不少“啞謎”。“比如潘（漢年）楊（帆）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此案殃及無辜達百數十人之多，‘**’後雖然都已平反，但個中曲折，始終沒有全部‘曝光’，也沒有人追問。”接著，作者又說到自己親曆的一件事。“‘**’中期，大概是1971年上半年吧，我在某省革命委員會裏工作，隨同各位‘首長’去審查‘星火燎原館’的展覽品，其中有一幅大油畫，上麵畫著毛澤東和林彪在井岡山的頂峰上握手，畫題為《井岡山會師》。當時有人提出，這幅畫不符合曆史真實，和毛澤東握手的應該是朱德，而不是林彪。井岡山會師時，林彪隻不過是一個連級幹部，跟在他後麵的也沒有千軍萬馬。一位‘首長’卻立即大聲訓示：‘應當這樣畫。曆史服從政治路線嘛！’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忽然頓悟起來，原來曆史是可以隨意篡改的，隻要它服從於某一政治路線，服從於某些當權者的利益就可以了。”文章最後寫道：“曆史服從政治路線，就沒有‘信史’可言。剩下來的恐怕隻有魯迅先生所說的‘瞞和騙’了。”曆史上之所以有許多“啞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曆史真相被人為地篡改，這樣的事情在“**”中數不勝數。文章從“燭影斧聲”入手，仍然落在了現實上。再如梵楊寫於1986年3月的《試上驪山說祖龍》，對秦始皇表示了極度的厭惡和憎恨。文章圍繞秦始皇為自己修建陵墓列舉了他的種種暴行。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從13歲繼承王位起，至50歲死去，修建陵墓的工程從未中斷，前後經營39年，令兩條河流改道。“工程何等浩大！據說，當時全國人口不到二千萬，光是修建這地下宮殿就動用了七十萬人，再加築長城，北擊南征，以及其他勞役，便占去總人口15%，共約三百萬人。人民的負擔多麽沉重！而特別叫人難以容忍的，是用活人殉葬，在陵區內，近年就發現了三百多座陪葬坑。……鹹陽宮內，那沒有子女的一萬多名宮女，都要活活隨同陪葬；為修建墓室機密設施的三千多名工匠，不讓走出墓門，困死於墓室之中。當我站在那陵墓之巔，背倚鬱鬱驪山，麵對滔滔渭河，風物秀美，氣勢宏壯，本可以舒心悅目，開懷暢望，領略北國的雄風，抒發華夏之豪情，引領高歌，隻是想起那些慘死的殉葬者，驪山林木的蕭疏，渭水波濤的閃爍，仿佛就是他們怨怒的吼聲，激憤的淚光。我心裏不禁湧起一陣淒愴，眼前景物，似乎平添了一層灰暗的色彩，連風都頓然顯得有些悲涼。”對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兵馬俑，作者也不能無條件地讚歎，因為他想到了它們的製作過程，他看到了兵馬俑後麵的滔滔血淚和無窮屍骨。作者特意寫了這樣一副人頭骨：“請看看兵馬俑一號坑前的陳列室吧，那裏展覽著無數從陵區挖出來的骨骸，令人視而膽寒，思而心酸。其中，我看到一副人頭骨，左耳根下還嵌著一個箭鏃。我想，必定是那奴隸進行反抗而被射殺的。中箭當時，他是撲向前去，繼續戰鬥，直到氣斷命絕才躺下，還是立即便倒在地上，掙紮，打滾，號啕，呼喚著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妻兒，痛苦地慢慢死去？這些，我們都無從知曉。但極其分明的是，箭鏃已經鏽朽，頭骨卻依舊完好；人比鋼鐵還要堅強，暴力壓不倒真理！難怪秦始皇——祖龍死後不久，‘戍卒叫，鹹穀舉’，秦王朝一家夥便殂崩了。”有無數的人在兵馬俑前驚歎，不曾注意這副人頭骨，但《試上驪山說祖龍》的作者卻無心對兵馬俑作過多的欣賞，目光反被一副不起眼的頭骨和頭骨上小小的箭鏃所吸引，並生發出“人比鋼鐵還要堅強，暴力壓不倒真理”的感歎。作者寫這篇文章的動因，也是有感於“**”中對秦始皇的荒謬尊崇。本來，秦始皇是早有定評的暴君，世世代代在人民心中是凶殘、邪惡的化身，是魔鬼的代名詞。但在“**”那是非顛倒的時代，秦始皇卻成了功蓋天地的大英雄。對這種黑白混淆，這篇文章發出了有力的質疑：“秦始皇功並不高，罪可不小……對這種人，何必那麽稱道？人民既是曆史的創造者，也是世間最公正的裁判人。試問，有哪一個殘害百姓的人會是功臣、推進曆史的英雄？”《試上驪山說祖龍》一氣嗬成，情理交融，是一篇借古諷今的散文佳作。
老年作者在散文領域的活躍是80年代的一個醒目現象。“悲悼散文”和曆史題材的諷喻性散文大多出自老年作者之手。在80年代的最初幾年，老作家是散文領域的中堅力量。80年代中期以後，中青年作者大量登場。散文的題材和表現方式也日漸多樣化。在80年代，也斷斷續續地有對散文本身的理論性探討。在關於散文的種種說法中，對“抒情”的否定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在五六十年代，“抒情性”成為散文的突出標誌，楊朔、劉白羽等“名家”則更是把散文的抒情功能發揮到極致。流風所及，以至於“抒情散文”成了散文的正宗，不抒情便不成其為散文。“**”後，首先是一些老作家對此種現象發出了質疑。孫犁在1981年就指出：“本來中國的散文是多種多樣的。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韻文，就都是散文。現在隻承認一種所謂抒情散文，其餘都被看作雜文，不被重視。哪裏有那麽多情抒呢？於是無情而強抒，散文又一變為長篇抒情詩。”[4]到了1988年，汪曾祺又說：“二三十年來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為兩大類：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點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稱散文。散文的天地本來很廣闊，因為強調抒情，反而把散文的範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不知節製，容易流於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5]在80年代，散文麵臨著突破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模式，走出楊朔、劉白羽等人陰影的問題。抒情性的淡化，“抒情散文”從中心滑向邊緣，就是走出楊朔、劉白羽等人陰影的重要表現，或者說，對濫情的摒棄，是散文在80年代走向新生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