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隨想錄》在當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隨想錄》共收150篇散文，寫作時間始於1978年12月，終於1986年8月，曆時8年。《隨想錄》是巴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150篇文章，皆為有感而發，文筆樸實，直抒胸臆，晚年巴金的真誠和良知閃爍在字裏行間。懷念一條小狗的《小狗包弟》也是其中的名篇。《隨想錄》雖題材廣泛，但有一個中心點，即對“**”的反思。堅定不移地主張對“**”進行徹底的反思和清算，是晚年巴金最值得稱道之處，而他本人則是在“**”後最早地公開反思和清算“**”者之一。巴金以“隨想錄”的方式反思和清算“**”，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沒有把自己看作單純的受害者，而是對自己的軟弱、幼稚和奴性進行了冷峻的解剖，並為自己的過錯作了真誠的懺悔。在自己身上挖掘“**”的根源，和強烈的“懺悔意識”，是《隨想錄》贏得高度讚譽的重要原因。寫於1986年6月的《“**”博物館》，也是《隨想錄》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章中，巴金倡議建立“**”博物館：“建立“**”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麵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麵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隻有牢牢記住‘**’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的再來。”不管巴金的倡議最終是否能變為事實，這倡議本身都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也應看到，《隨想錄》中的文章，在思想深度和文學價值上是並不平衡的。總體上說，《隨想錄》的巨大影響和廣受稱譽與它的真實藝術價值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落差。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落差也將消失，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會越來越公允。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1932年畢業於東吳大學，1935—1938年曾在英、法留學。40年代曾著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並譯有《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等。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譯作有《小癩子》《堂吉訶德》等。“**”後有散文集《幹校六記》和長篇小說《洗澡》等。
《幹校六記》由“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閑”“‘小趨’記情”“冒險記幸”“誤傳記妄”六部分組成。十年“**”給楊絳及其家人所帶來的災難無疑是巨大而深重的。然而，閱讀《幹校六記》，我們卻發現，與本時期絕大部分寫“**”的作品不同，這部作品既沒有椎心泣血地宣泄對“**”的切齒痛恨，也沒有直接出現駭人聽聞的“文攻武衛”的場麵，甚至沒有明白了當地描寫“**”當中知識分子如何遭受殘酷的肉體與精神迫害。然而，這部作品所給予我們的美學衝擊某種意義上卻超過了那些直接描寫、控訴“**”的殘暴言行的作品，這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與許多有意識地凸顯某種具體的、功利性的意圖而忽視藝術傳達的文本相比，楊絳的《幹校六記》更多地注重了作品的藝術經營，可以說，《幹校六記》是本時期描寫“**”的同類散文中藝術性極為顯著的作品之一。這種藝術性主要體現在以“正常”出“反常”，即在個人所遭逢的某種反常的生存處境中努力營造出一種正常的氛圍，或將一切反常的遭際努力理解成正常的命運，而悲劇性就在這種變反常為正常的過程中隱隱地流滲出來。例如，在《幹校六記》中，一群知識分子突遭巨變，被遣送到農村勞動，且美其名曰“下幹校”，於是，我們看到，當第一批下放人員整隊而出時，“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遠赴幹校上學”；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買了一份魚，“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嚐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裏沒有拿掉”；還有錢鍾書與一位姓丁的“一級研究員”，兩人竟“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等等，這些都是人與環境的不協調所帶來的必然的、異常的反應。然而，作者沒有在這些描寫上過多停留，其濃墨重彩描繪的則是這一群知識分子特別是作者本人與其丈夫錢鍾書在這一環境下的無可奈何，以及在“習慣”之後漸趨“正常”的日常生活畫麵：錢鍾書的專職是“通信員”，“每天下午到村上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包裹等回連分發”；楊絳的專職是看守菜園，防止當地的老百姓——“我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偷竊“幹校”的勞動果實。他們默默地、盡心盡力地從事著“班長”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仿佛他們所幹的一切，他們現在的飲食起居、生老病死、勞動學習等，都是天經地義的，本該如此的。因此，當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種正常的生活情狀，然而，一旦意識到作家所描繪的這些生活情狀實際上是處於一種極其荒唐而混亂的時代背景之下時，作品所蘊涵的那種無可言說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所包孕的異常豐厚的、複雜的意味也就撲麵而來。以貌似輕鬆的語調寫悲哀之事，反而讓人感到加倍的悲哀，這在文學史上屢有例證，也即所謂“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楊絳的《幹校六記》無疑也意在“以小見大”，即通過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一群人的遭際反映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楊絳采取的方式是，從廣闊的時代社會背景上截取其中的某一小角，一方麵實寫這一小角；另一方麵則虛虛實實地寫整個廣闊的時代社會背景，從而使具體所寫的人事雖“小”而“少”，但作品的藝術空間卻顯得廣闊、深遠。如“學圃記閑”中有這樣的描寫：
整個冬天，我一個人獨守菜園。早上太陽剛出，東邊半天雲彩絢爛。遠遠近近的村子裏，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裏人，穿著五顏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結隊出發，到我們菜園附近分散成兩人一夥，三人一夥，消失各處。等夕陽西下，他們或先或後，又成群負載而歸。我買了晚飯回菜園，常站在窩棚門口慢慢地吃。晚霞漸漸暗淡，暮靄沉沉，野曠天低，菜地一片昏暗，遠近不見一人，也不見一點燈光。我退入窩棚，隻聽得秫秸裏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葉窸窸地響。我舀些井水洗淨碗匙，就鎖上門回宿舍。
這裏的“近景”是“我”的一些日常的、細微的活動：吃飯、洗碗、鎖門等；“中景”是一批“老老少少的村裏人”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勞動場景；“遠景”則是“暮靄沉沉，野曠天低”的大自然。從“近景”到“中景”再到“遠景”，漸漸地由實到虛，給人以地老天荒之感，並使讀者的視線從眼前的人事上移開，投向那一廣闊而混亂的時代。
陳白塵（1908—1994），現代著名劇作家。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1966年年初被“貶”至江蘇省文聯，數月後“**”爆發，他被揪回北京批鬥，1969年年底被下放到湖北鹹寧幹校。“**”後，作者以這段經曆為藍本，寫下了著名的長篇散文《雲夢斷憶》（1984）。另外，在長達七年的被批鬥、幽禁與強迫勞動期間，陳白塵偷偷寫下了“最簡單的日記”，這些日記經過整理、修改，亦以《牛棚日記》為題於1995年出版。除了這兩部表現“**”的作品之外，作者還出版了記述他青少年生涯的長篇回憶性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漂泊年年》等。
陳白塵是寫諷刺喜劇的高手，他的《升官圖》《烏鴉與麻雀》等都是中國現代戲劇與電影史上經典性的喜劇作品。晚年散文一方麵承襲了早年創作中的喜劇特色，另一方麵亦有所改變。由於散文這種文體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與自我生命形態相關的內容，因而作者的喜劇鋒芒在刺向現實中的醜類的同時，亦常常掃向自己，從而增添了許多自嘲的成分。比如，《雲夢斷憶》中，作者這樣寫自己在能否“下放”一事上的態度：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就翹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這種幹校主要是為“革命群眾”而設的，我類“黑幫”，隻能附驥尾。就是說，在每批下去的名單的末尾，總要點綴幾個我類人物，以便在“革命群眾”監督之下，接受再教育。天可憐見，在第一批名單中居然名“超”孫山，我當時頗似範進中舉，歡喜若狂，雖然並未真個發瘋。可是接近出發時，又沒獲得通知，這一瓢冷水澆下來，還不是去得成、去不成的問題，而是意味著我這個“黑幫”“罪孽深重”，連接受再教育的資格都沒有。這是無形的宣判！我這略敢於平視他人的頭，隻得又低下來。
這無疑是一段自嘲，然而，仔細品味，則可發現作者的這段自嘲具有“一石三鳥”之效。亦即其所嘲諷的，不僅有那一荒唐歲月的荒唐人事，而且有作者被打成“另類”之後渴望“合群”的心理弱點；而無論是嘲笑外部世界，抑或是嘲笑自我，其中又無一不滲透著作者雖然屢遭打擊但卻始終不服輸、不低頭的樂觀精神與敢於俯視、藐視一切的堅強理性。
除了運用自嘲，作者還常常將兩類不同性質的場景、事情、因素並列、交融起來敘述，以取得喜劇效果。比如，在《雲夢斷憶》中，作者這樣敘述自己所遭遇的一次失竊：“大約在陰曆十月半，我已穿上棉襖和毛衣以及一件舊皮背心了，冬天真個來了。就在這月白風清之夜，二位‘梁上君子’光臨茅舍了。我的鋪近門，而脫下的這些衣服更靠近門框之旁，真是唾手可得，便囊括而去。半夜小解，想披衣而起，無衣可披，這才發現床旁空空如也了。我們領導聞聲起來，也隻見月明如畫，人跡渺然。隻說得一句：‘自己當心嘛’，便又蒙頭大睡去了。”衣服失竊本來是件晦氣的事，再加上所謂“我們領導”的漠然置之，就尤為令人氣憤，然而，整個事件卻有著一個詩情畫意的背景。這裏的敘述實由兩個層麵構成，一方麵是作者對二位“梁上君子”與“我們領導”的譴責；另一方麵則是對自然界良辰美景的欣賞，而喜劇性也就在這種事件與語境的強烈反差中凸現了出來。再如《寂寞的童年》敘述的是縈回於作者心中的美好的童年往事，但作者在敘述往日的那些美好事情時，常常情不自禁地將“**”的語匯嵌入其中，從而造成一種非常不和諧的、因而非常滑稽的效果。如“我出生的年頭實在不好，當年十月，我們的那位被某些人捧為‘聖明’的光緒皇帝‘駕崩’了。過兩天，那位被我們中外作家寫了又寫甚至要捧為近代史上女權運動的鼻祖似的慈禧太後也晏駕了，連遭兩次國喪。據相聲大師侯寶林‘考證’說，皇帝駕崩，老百姓不許穿紅，連紅鼻子都犯禁。那我生之年，大概也服過喪了！真晦氣！幸而審查我的曆史的人並不太懂曆史，他們如果懂得，還可以加我以清王朝兩朝‘遺少’之罪哩！”還有，“而最不光彩之處，便是我頭頂上正留著的‘馬桶蓋’。因此，第二年上為了表示革命，我堅決要求剃掉。但那照片是全家的‘珍貴文物’，曾保留了三十年之久，直到雙親謝世，於抗日戰爭中失落了。我那副清王朝‘遺少’形象也不存在了。但我要向‘造反派’發誓：決不是我畏罪而‘銷贓滅跡’的。”等等。
作為一個親身經曆過現代曆史風雲的作家，陳白塵對五四文化傳統、對魯迅精神可說是非常崇敬的，閱讀他的散文，我們常常可以感覺出一種濃鬱的“魯迅風”撲麵而來。他在散文中常常以魯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襯托其作品的感情基調，作品敘述上的那種嬉笑怒罵的整體風格也見出對魯迅的悉心仿效。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使得陳白塵散文具有這樣的鮮明特色：亦莊亦諧，時而詩意盎然，時而冷嘲熱諷，兩者交叉融合，給讀者帶來一種混合著酸甜苦辣的美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