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在当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随想录》共收150篇散文，写作时间始于1978年12月，终于1986年8月，历时8年。《随想录》是巴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150篇文章，皆为有感而发，文笔朴实，直抒胸臆，晚年巴金的真诚和良知闪烁在字里行间。怀念一条小狗的《小狗包弟》也是其中的名篇。《随想录》虽题材广泛，但有一个中心点，即对“**”的反思。坚定不移地主张对“**”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是晚年巴金最值得称道之处，而他本人则是在“**”后最早地公开反思和清算“**”者之一。巴金以“随想录”的方式反思和清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单纯的受害者，而是对自己的软弱、幼稚和奴性进行了冷峻的解剖，并为自己的过错作了真诚的忏悔。在自己身上挖掘“**”的根源，和强烈的“忏悔意识”，是《随想录》赢得高度赞誉的重要原因。写于1986年6月的《“**”博物馆》，也是《随想录》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在文章中，巴金倡议建立“**”博物馆：“建立“**”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的再来。”不管巴金的倡议最终是否能变为事实，这倡议本身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也应看到，《随想录》中的文章，在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上是并不平衡的。总体上说，《随想录》的巨大影响和广受称誉与它的真实艺术价值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落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落差也将消失，人们对它的评价也会越来越公允。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35—1938年曾在英、法留学。40年代曾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并译有《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作有《小癞子》《堂吉诃德》等。“**”后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和长篇小说《洗澡》等。
《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部分组成。十年“**”给杨绛及其家人所带来的灾难无疑是巨大而深重的。然而，阅读《干校六记》，我们却发现，与本时期绝大部分写“**”的作品不同，这部作品既没有椎心泣血地宣泄对“**”的切齿痛恨，也没有直接出现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的场面，甚至没有明白了当地描写“**”当中知识分子如何遭受残酷的肉体与精神迫害。然而，这部作品所给予我们的美学冲击某种意义上却超过了那些直接描写、控诉“**”的残暴言行的作品，这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许多有意识地凸显某种具体的、功利性的意图而忽视艺术传达的文本相比，杨绛的《干校六记》更多地注重了作品的艺术经营，可以说，《干校六记》是本时期描写“**”的同类散文中艺术性极为显著的作品之一。这种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正常”出“反常”，即在个人所遭逢的某种反常的生存处境中努力营造出一种正常的氛围，或将一切反常的遭际努力理解成正常的命运，而悲剧性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过程中隐隐地流渗出来。例如，在《干校六记》中，一群知识分子突遭巨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且美其名曰“下干校”，于是，我们看到，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还有钱锺书与一位姓丁的“一级研究员”，两人竟“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等等，这些都是人与环境的不协调所带来的必然的、异常的反应。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锺书在这一环境下的无可奈何，以及在“习惯”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锺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一旦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时，作品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扑面而来。以貌似轻松的语调写悲哀之事，反而让人感到加倍的悲哀，这在文学史上屡有例证，也即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杨绛的《干校六记》无疑也意在“以小见大”，即通过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关的一群人的遭际反映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杨绛采取的方式是，从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上截取其中的某一小角，一方面实写这一小角；另一方面则虚虚实实地写整个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从而使具体所写的人事虽“小”而“少”，但作品的艺术空间却显得广阔、深远。如“学圃记闲”中有这样的描写：
整个冬天，我一个人独守菜园。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发，到我们菜园附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我买了晚饭回菜园，常站在窝棚门口慢慢地吃。晚霞渐渐暗淡，暮霭沉沉，野旷天低，菜地一片昏暗，远近不见一人，也不见一点灯光。我退入窝棚，只听得秫秸里不知多少老鼠在跳踉作耍，枯叶窸窸地响。我舀些井水洗净碗匙，就锁上门回宿舍。
这里的“近景”是“我”的一些日常的、细微的活动：吃饭、洗碗、锁门等；“中景”是一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场景；“远景”则是“暮霭沉沉，野旷天低”的大自然。从“近景”到“中景”再到“远景”，渐渐地由实到虚，给人以地老天荒之感，并使读者的视线从眼前的人事上移开，投向那一广阔而混乱的时代。
陈白尘（1908—1994），现代著名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66年年初被“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爆发，他被揪回北京批斗，1969年年底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后，作者以这段经历为蓝本，写下了著名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1984）。另外，在长达七年的被批斗、幽禁与强迫劳动期间，陈白尘偷偷写下了“最简单的日记”，这些日记经过整理、修改，亦以《牛棚日记》为题于1995年出版。除了这两部表现“**”的作品之外，作者还出版了记述他青少年生涯的长篇回忆性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漂泊年年》等。
陈白尘是写讽刺喜剧的高手，他的《升官图》《乌鸦与麻雀》等都是中国现代戏剧与电影史上经典性的喜剧作品。晚年散文一方面承袭了早年创作中的喜剧特色，另一方面亦有所改变。由于散文这种文体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与自我生命形态相关的内容，因而作者的喜剧锋芒在刺向现实中的丑类的同时，亦常常扫向自己，从而增添了许多自嘲的成分。比如，《云梦断忆》中，作者这样写自己在能否“下放”一事上的态度：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就翘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这种干校主要是为“革命群众”而设的，我类“黑帮”，只能附骥尾。就是说，在每批下去的名单的末尾，总要点缀几个我类人物，以便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接受再教育。天可怜见，在第一批名单中居然名“超”孙山，我当时颇似范进中举，欢喜若狂，虽然并未真个发疯。可是接近出发时，又没获得通知，这一瓢冷水浇下来，还不是去得成、去不成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我这个“黑帮”“罪孽深重”，连接受再教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无形的宣判！我这略敢于平视他人的头，只得又低下来。
这无疑是一段自嘲，然而，仔细品味，则可发现作者的这段自嘲具有“一石三鸟”之效。亦即其所嘲讽的，不仅有那一荒唐岁月的荒唐人事，而且有作者被打成“另类”之后渴望“合群”的心理弱点；而无论是嘲笑外部世界，抑或是嘲笑自我，其中又无一不渗透着作者虽然屡遭打击但却始终不服输、不低头的乐观精神与敢于俯视、藐视一切的坚强理性。
除了运用自嘲，作者还常常将两类不同性质的场景、事情、因素并列、交融起来叙述，以取得喜剧效果。比如，在《云梦断忆》中，作者这样叙述自己所遭遇的一次失窃：“大约在阴历十月半，我已穿上棉袄和毛衣以及一件旧皮背心了，冬天真个来了。就在这月白风清之夜，二位‘梁上君子’光临茅舍了。我的铺近门，而脱下的这些衣服更靠近门框之旁，真是唾手可得，便囊括而去。半夜小解，想披衣而起，无衣可披，这才发现床旁空空如也了。我们领导闻声起来，也只见月明如画，人迹渺然。只说得一句：‘自己当心嘛’，便又蒙头大睡去了。”衣服失窃本来是件晦气的事，再加上所谓“我们领导”的漠然置之，就尤为令人气愤，然而，整个事件却有着一个诗情画意的背景。这里的叙述实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方面是作者对二位“梁上君子”与“我们领导”的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对自然界良辰美景的欣赏，而喜剧性也就在这种事件与语境的强烈反差中凸现了出来。再如《寂寞的童年》叙述的是萦回于作者心中的美好的童年往事，但作者在叙述往日的那些美好事情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将“**”的语汇嵌入其中，从而造成一种非常不和谐的、因而非常滑稽的效果。如“我出生的年头实在不好，当年十月，我们的那位被某些人捧为‘圣明’的光绪皇帝‘驾崩’了。过两天，那位被我们中外作家写了又写甚至要捧为近代史上女权运动的鼻祖似的慈禧太后也晏驾了，连遭两次国丧。据相声大师侯宝林‘考证’说，皇帝驾崩，老百姓不许穿红，连红鼻子都犯禁。那我生之年，大概也服过丧了！真晦气！幸而审查我的历史的人并不太懂历史，他们如果懂得，还可以加我以清王朝两朝‘遗少’之罪哩！”还有，“而最不光彩之处，便是我头顶上正留着的‘马桶盖’。因此，第二年上为了表示革命，我坚决要求剃掉。但那照片是全家的‘珍贵文物’，曾保留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双亲谢世，于抗日战争中失落了。我那副清王朝‘遗少’形象也不存在了。但我要向‘造反派’发誓：决不是我畏罪而‘销赃灭迹’的。”等等。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现代历史风云的作家，陈白尘对五四文化传统、对鲁迅精神可说是非常崇敬的，阅读他的散文，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出一种浓郁的“鲁迅风”扑面而来。他在散文中常常以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衬托其作品的感情基调，作品叙述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整体风格也见出对鲁迅的悉心仿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得陈白尘散文具有这样的鲜明特色：亦庄亦谐，时而诗意盎然，时而冷嘲热讽，两者交叉融合，给读者带来一种混合着酸甜苦辣的美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