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这一时期著有散文集《世纪的回音》等。冰心的新时期散文关注社会，关心教育，表达了对爱与美不息的歌咏和永恒的追寻。《霞》体现出一如既往的清新风格：“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说梦》突破时空限制，心游万仞，纵横世界，在宽广的背景上凸现出母亲的微笑、同学的呼唤、友人的交谈，以及云海、飞泉、小舟、花坛、教堂等欢快绚丽的意象，充满奇思异想。《病榻呓语》赞美人间友爱；《话说君子兰》体现出飞扬活泼的情思；《绿的歌》歌颂了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我梦中的小翠鸟》通过一只“绿得夺目，绿得醉人”的小翠鸟清脆动人的吟唱，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冰心晚年的散文向世人袒示了一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家庭”的方式出现的人文“绿洲”。例如，在《我的故乡》《我的父母之乡》《我的童年》《祖父和灯火管制》《我到了北京》《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生涯》《在美留学的三年》以及总题为《关于男人》（包括《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小舅舅》《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我的老伴——吴文藻》等）的一组自传体散文中，我们看到，冰心所拥有的家庭环境是幸福的：在她的家中，祖父是那样地慈祥、开明，父母是那样地恩爱、达观；无论是退守家园的祖父，抑或是海军军官的父亲，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家庭经济虽然不算富有但也没有一般行将破落的家庭所有的经济恐慌，更没有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专制、为了一点点祖上的遗产父子反目、兄弟倾轧或者嫖娼纳妾、赌博斗殴等现象。总之，作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兼容着中西思想的家庭，在冰心面前展露的，都是中西方文化优良的一面。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冰心喜爱的一副“集龚”对联。其实，这副集联也可用来概括冰心晚年的散文特色。晚年冰心在叙写往事时，总有意追求一种梦幻的效果。“梦境”描写一直受到作家（特别是现代派作家）的青睐。但冰心却并非真写“梦境”，而是将前尘旧事以一种仿梦境的形式传达出来。这样，所写的人事并不像真正的梦境那样扑朔迷离，但整体情境却有着一种梦幻色彩，空灵、悠远，给人以浓烈的惆怅、沧桑之感。例如，在《我的童年》《童年杂忆》《我到了北京》《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生涯》等一组作品中，随着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空间转换如从福州到烟台再到北京等大致是清晰可辨的，但时间意识则相对模糊，除却极少数几个重要日期如作者的生日、第一次离家出国的日子等，基本上没有以年、月、日为单位线性演进，更多地以“1903—1904年之间”“1911年秋”“大概是在1913年初秋”“20年代初期”等“块状时间”的形式向前推进。这种空间上的确切与时间上的模糊，使得所写人事如轻烟一般既有迹可寻，又朦朦胧胧，意味也就分外深长。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上海中学，1937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同时发表文学作品。1943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文汇报》驻重庆特派员和驻南京特派员。后回上海报馆编辑文教版和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任《文汇报》记者、编辑。中间曾到北京任职，后回上海任《文汇报》研究员。著有散文集《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珠还记幸》《金陵五记》等多种。
黄裳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结构往往巧妙自然，流溢着幽默感与书卷气。其作品内容大多谈历史掌故，谈读书心得，谈平生交往与游历等。《金陵五记》系作者数次走访南京所作，写作时间前后达半个世纪，共收文章近50篇。前四记写于1949年以前，后一记写于1979年，尽管是断续写成，但《金陵五记》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意味和历史沧桑感。在状物写景、人物描绘上也显出深厚的功力。如《老虎桥边看“知堂”》，是作者抗战后以记者身份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对周作人的“采访记”。文章在一问一答中，写出了阶下囚周作人复杂的心理世界。
《珠还记幸》展示的又是另一种特色。作者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人，这些人或给作者题赠过自己的作品，或通过信，或馈赠过墨宝。“**”爆发后，这些作品、信件、墨宝被一抄而空。幸运的是，“**”结束后，这些东西大部分又发还到作者手中。于是，作者从这些物品入手，谈它们的由来，它们的失而复得，谈自己与这些名人交往的经过，谈自己对这些人生平事迹、为人为文的所知所解，而时代的变迁、人事的沉浮、世事的沧桑也就借这种“珠还记幸”的方式传达出来。
进入90年代，有“文化散文”这种说法流行。其实，如果“文化散文”一说能够成立，黄裳早就在写真正的“文化散文”了。
孙犁这时期著有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老荒集》《陋巷集》《如云集》等。孙犁晚年以众多的散文、随笔、杂感、序跋、札记、书信、笔记引人注目。孙犁文章重“理趣”，力主有“真情”、写“真像”，在谈人论文中，显示出朴素的力量、沉静的威严。《黄鹂——病期琐事》写出了人与鸟的神交意会，并由此想到“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亡人逸事》择取了几个镂心刻骨的片段，追述夫妻四十年风雨年华，以深沉蕴藉的情感，得心应手的白描，使亡妻的音容笑貌、性情气质跃然纸上。《童年漫忆》写闯关东回村的四喜叔，因一句醉话被稀里糊涂杀了头，竟不被家人和外人当回事，在人如草芥的叹息中，彰显作者的悲悯情怀。《戏的梦》感慨那些在抗战和“**”中含恨死去的人：“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谈自裁》写自己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情，在“**”浩劫期间几度萌生死念而未遂，由此叹息：“我乡有谚语：好死不如赖活。虽近平庸，仍不失对轻生者之一劝也。”可谓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后的沉痛语。
作者或记人，或叙事，或抒怀，格调清冷端庄，在对丑恶的针砭和对真善美的赞美中，显示出纤弱敏感的人性本色。《读〈旧唐书〉记》评论历史人物，《风烛庵杂记》总结文坛经验，《谈迂》《听风声》感慨世道人心，《文宗》谈鲁迅先生，貌似老庄之调，实系入世之音。《楼居随笔》系列的《观垂柳》《观藤萝》《听乡音》诸文，则见出对生活的热爱。《秋凉偶记·扁豆》写道：“扁豆分白紫两种，花色亦然，相间种植，花分两色，豆各有形，引来蜂蝶，飞鸣其间，又添景色不少。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流溢着生命的气息。
孙犁晚年的散文对美的追求与捍卫虽然一如既往，但由于对美的认识已不再像早期那样单纯，而是更加成熟并富于深度，因而对笔下所出现的那些美好人事所倾注的情感也就更加强烈、更加沉重。换言之，这些作品最初给人的美感似乎仍是一种“单纯”，但细细品味，就可觉出在这种“单纯”的背后实已融进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从而失却了早期作品中的清新、轻盈，更多地给人以一种沉郁、苍凉之感。比如，在《平原的觉醒》《保定旧事》《服装的故事》《亡人逸事》《乡里旧闻》《三马》等一组作品中，作者回顾的虽然仍是早期作品中常见的凡人小事，然而，透过作者如诗如画的叙述，我们很快就感觉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事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息，作者所流露的感情亦不是早期作品中的愉快与喜悦，而是深深的感伤与无奈。
与早期作品中较少正面描写美的对立面不同，孙犁晚年的散文开始了对那些现实生活中破坏美、扼杀美的丑恶事物的无情揭示。例如，在《小D》《鸡缸》《言戒》《冯前》等篇中的小D、大杂院的门房老钱、机关传达室里值班的那个“中年人”以及凭着察言观色爬上总编宝座的冯前等人，如果不是“**”，习惯于用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作者也许决不会发现他们的灵魂是那么的猥琐、卑鄙与肮脏。所“幸”的是，“**”爆发了，这些在生活中原本无足轻重的、平庸的小人物，一个个“风云际会”，在作者的眼前表演了一幕幕人性变异的活剧：或前恭后倨，或自我作践，或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于是，作者“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从而对他们也不再客气，用犀利的笔锋愤怒地撕开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伪装，露出其毫无价值或价值虚妄的本质。
孙犁的小说写得像散文，而散文写得又像小说。大量融进小说的笔法，构成了他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色。并且，惟其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又无意识地以小说笔法出之，因而其散文所呈现的那些小说化特征才尤为值得称道。以凝练、简洁的“白描”传达出复杂的人生况味，是孙犁晚年散文的另一艺术特征。以《女相士》《高跷能手》为例，这两篇散文所记述的均是由于“造化弄人”，身不由己地获得了某种非正常经历并因此心态畸形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从正面详细地回顾其一生的遭际，严肃地剖析、展现其性格扭曲的漫长而细微的过程，而是巧妙地运用一种仿佛是不解世事的困惑者视角，一步一步、试试探探地走进并学仿这两个人物彼时彼地不为人知的真实状态，于是，作者当日的困惑（这种“困惑”是因“**”而来）与今日的清醒，作者无论当时抑或现在对这两个人物始终如一的既同情又藐视，以及这两个人物身陷可笑境地却不自知的悲剧性等丰富的内蕴，也就在其故作稚拙、故示单纯的描绘中妥帖自然地散溢开来。
汪曾祺这时期著有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的文字鲜活清灵，言志多于载道，氤氲着特有的温馨与静美。他的一些忆旧散文，纯以白描写人状物，笔墨不多而鲜明如绘。如《翠湖心影》一往情深地写出了昆明翠湖之美；《觅我游踪五十年》于旧事回忆中掩不住炽热情怀；《泡茶馆》不唯写出了旧时代茶馆风情，更写出了知识分子以苦为乐、努力进取的健康心态。另有《昆明的雨》《跑警报》等，皆见性见情、明爽干净，充满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游记类散文，做到了独出机杼。《天山行色》描摹天池雪水、伊犁河、火焰山、葡萄沟风情，趣味盎然；《滇游新记》写泼水节，清新可喜；《严子陵钓台》夹叙夹议，用笔脱俗；《初识楠溪江》勾勒楠溪江的纯净透明，如同淡然的水墨画，流曳着诗化气息；《泰山片石》以闲笔运思，不经意间便有独到见地；《湘行二记》中的《桃花源记》描绘桃花源风情，起落无迹。
汪曾祺的一些怀人散文，亦朴素中见真情，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出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勤奋谦和、乐于助人；《金岳霖先生》活画出哲学家金岳霖的学问精深、烂漫多趣。另有一类小说体散文，如《吴大和尚和七拳半》写小人物平静表象下的悲辛创痛，哀而不伤；《一辈古人》写故乡长辈薛大娘，光明正大地养男人，坦然为两情相悦者牵线搭桥，表现了通达明朗的价值取向，充满清新活泼的民间气息。
阅读汪曾祺的散文，不难发现他不时地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一些情感取向，传达出一种中国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和谐”思想。同时，他还更多地流露了一种农业社会民间底层百姓才有的那份心态。比如，在《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口蘑》《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昆明食菌》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对各种民间小吃的耽爱。认真辨析一下，就会感到，作者这里对“吃”的浓厚兴趣，与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如袁枚、李渔等人在“吃”上面所表现出的趣味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作者所写的这些食物，都曾经在漫长的、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中给贫苦的人民带来温暖、喜悦，陪伴着中国老百姓度过了许多饥荒。所以，读一读作者所引的《板桥家书》中“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再读一读作者面对这些普通的食物所发的感喟：“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我们就会明白，作者在这些“吃”上所表露的衷情，实际上隐含了历经离乱的中国下层贫民内心深处那种沉重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惟其如此，我们才在汪曾祺散文里常常读到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那份悲怆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