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這一時期著有散文集《世紀的回音》等。冰心的新時期散文關注社會，關心教育，表達了對愛與美不息的歌詠和永恒的追尋。《霞》體現出一如既往的清新風格：“快樂是一抹微雲，痛苦是壓城的烏雲，這不同的雲彩，在你生命的天邊重疊著，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候，就給你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人類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繞著太陽自轉。東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國東岸的慰冰湖上走去……”《說夢》突破時空限製，心遊萬仞，縱橫世界，在寬廣的背景上凸現出母親的微笑、同學的呼喚、友人的交談，以及雲海、飛泉、小舟、花壇、教堂等歡快絢麗的意象，充滿奇思異想。《病榻囈語》讚美人間友愛；《話說君子蘭》體現出飛揚活潑的情思；《綠的歌》歌頌了濃鬱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我夢中的小翠鳥》通過一隻“綠得奪目，綠得醉人”的小翠鳥清脆動人的吟唱，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熱愛。
冰心晚年的散文向世人袒示了一個20世紀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以“家庭”的方式出現的人文“綠洲”。例如，在《我的故鄉》《我的父母之鄉》《我的童年》《祖父和燈火管製》《我到了北京》《我的中學時代》《我的大學生涯》《在美留學的三年》以及總題為《關於男人》（包括《我的祖父》《我的父親》《我的小舅舅》《我的老師——管葉羽先生》《我的老伴——吳文藻》等）的一組自傳體散文中，我們看到，冰心所擁有的家庭環境是幸福的：在她的家中，祖父是那樣地慈祥、開明，父母是那樣地恩愛、達觀；無論是退守家園的祖父，抑或是海軍軍官的父親，都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家庭經濟雖然不算富有但也沒有一般行將破落的家庭所有的經濟恐慌，更沒有封建大家庭中常見的專製、為了一點點祖上的遺產父子反目、兄弟傾軋或者嫖娼納妾、賭博鬥毆等現象。總之，作為我國近現代曆史上較早出現的兼容著中西思想的家庭，在冰心麵前展露的，都是中西方文化優良的一麵。
“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這是冰心喜愛的一副“集龔”對聯。其實，這副集聯也可用來概括冰心晚年的散文特色。晚年冰心在敘寫往事時，總有意追求一種夢幻的效果。“夢境”描寫一直受到作家（特別是現代派作家）的青睞。但冰心卻並非真寫“夢境”，而是將前塵舊事以一種仿夢境的形式傳達出來。這樣，所寫的人事並不像真正的夢境那樣撲朔迷離，但整體情境卻有著一種夢幻色彩，空靈、悠遠，給人以濃烈的惆悵、滄桑之感。例如，在《我的童年》《童年雜憶》《我到了北京》《我的中學時代》《我的大學生涯》等一組作品中，隨著作者的敘述，我們看到，空間轉換如從福州到煙台再到北京等大致是清晰可辨的，但時間意識則相對模糊，除卻極少數幾個重要日期如作者的生日、第一次離家出國的日子等，基本上沒有以年、月、日為單位線性演進，更多地以“1903—1904年之間”“1911年秋”“大概是在1913年初秋”“20年代初期”等“塊狀時間”的形式向前推進。這種空間上的確切與時間上的模糊，使得所寫人事如輕煙一般既有跡可尋，又朦朦朧朧，意味也就分外深長。
黃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山東益都人。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上海中學，1937年考入交通大學電機係，同時發表文學作品。1943年被征調往昆明、桂林、貴陽、印度等地任美軍譯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文匯報》駐重慶特派員和駐南京特派員。後回上海報館編輯文教版和副刊。新中國成立後，任《文匯報》記者、編輯。中間曾到北京任職，後回上海任《文匯報》研究員。著有散文集《過去的足跡》《榆下說書》《珠還記幸》《金陵五記》等多種。
黃裳散文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顯示出很高的藝術造詣。結構往往巧妙自然，流溢著幽默感與書卷氣。其作品內容大多談曆史掌故，談讀書心得，談平生交往與遊曆等。《金陵五記》係作者數次走訪南京所作，寫作時間前後達半個世紀，共收文章近50篇。前四記寫於1949年以前，後一記寫於1979年，盡管是斷續寫成，但《金陵五記》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散發著濃鬱的文化意味和曆史滄桑感。在狀物寫景、人物描繪上也顯出深厚的功力。如《老虎橋邊看“知堂”》，是作者抗戰後以記者身份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對周作人的“采訪記”。文章在一問一答中，寫出了階下囚周作人複雜的心理世界。
《珠還記幸》展示的又是另一種特色。作者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結識了不少文化界名人，這些人或給作者題贈過自己的作品，或通過信，或饋贈過墨寶。“**”爆發後，這些作品、信件、墨寶被一抄而空。幸運的是，“**”結束後，這些東西大部分又發還到作者手中。於是，作者從這些物品入手，談它們的由來，它們的失而複得，談自己與這些名人交往的經過，談自己對這些人生平事跡、為人為文的所知所解，而時代的變遷、人事的沉浮、世事的滄桑也就借這種“珠還記幸”的方式傳達出來。
進入90年代，有“文化散文”這種說法流行。其實，如果“文化散文”一說能夠成立，黃裳早就在寫真正的“文化散文”了。
孫犁這時期著有散文集《晚華集》《秀露集》《澹定集》《老荒集》《陋巷集》《如雲集》等。孫犁晚年以眾多的散文、隨筆、雜感、序跋、劄記、書信、筆記引人注目。孫犁文章重“理趣”，力主有“真情”、寫“真像”，在談人論文中，顯示出樸素的力量、沉靜的威嚴。《黃鸝——病期瑣事》寫出了人與鳥的神交意會，並由此想到“各種事物都有它的極致。虎嘯深山，魚遊潭底，駝走大漠，雁排長空，這就是它們的極致。……這正是在藝術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種境界”。《亡人逸事》擇取了幾個鏤心刻骨的片段，追述夫妻四十年風雨年華，以深沉蘊藉的情感，得心應手的白描，使亡妻的音容笑貌、性情氣質躍然紙上。《童年漫憶》寫闖關東回村的四喜叔，因一句醉話被稀裏糊塗殺了頭，竟不被家人和外人當回事，在人如草芥的歎息中，彰顯作者的悲憫情懷。《戲的夢》感慨那些在抗戰和“**”中含恨死去的人：“世事的變化，常常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血和淚。”《談自裁》寫自己因為優柔寡斷的性情，在“**”浩劫期間幾度萌生死念而未遂，由此歎息：“我鄉有諺語：好死不如賴活。雖近平庸，仍不失對輕生者之一勸也。”可謂艱辛曆盡風塵壓身後的沉痛語。
作者或記人，或敘事，或抒懷，格調清冷端莊，在對醜惡的針砭和對真善美的讚美中，顯示出纖弱敏感的人性本色。《讀〈舊唐書〉記》評論曆史人物，《風燭庵雜記》總結文壇經驗，《談迂》《聽風聲》感慨世道人心，《文宗》談魯迅先生，貌似老莊之調，實係入世之音。《樓居隨筆》係列的《觀垂柳》《觀藤蘿》《聽鄉音》諸文，則見出對生活的熱愛。《秋涼偶記·扁豆》寫道：“扁豆分白紫兩種，花色亦然，相間種植，花分兩色，豆各有形，引來蜂蝶，飛鳴其間，又添景色不少。白扁豆細而長，紫扁豆寬而厚……”流溢著生命的氣息。
孫犁晚年的散文對美的追求與捍衛雖然一如既往，但由於對美的認識已不再像早期那樣單純，而是更加成熟並富於深度，因而對筆下所出現的那些美好人事所傾注的情感也就更加強烈、更加沉重。換言之，這些作品最初給人的美感似乎仍是一種“單純”，但細細品味，就可覺出在這種“單純”的背後實已融進了人生的各種酸甜苦辣，從而失卻了早期作品中的清新、輕盈，更多地給人以一種沉鬱、蒼涼之感。比如，在《平原的覺醒》《保定舊事》《服裝的故事》《亡人逸事》《鄉裏舊聞》《三馬》等一組作品中，作者回顧的雖然仍是早期作品中常見的凡人小事，然而，透過作者如詩如畫的敘述，我們很快就感覺出這些作品所描寫的人事都散發著一股濃鬱的悲劇氣息，作者所流露的感情亦不是早期作品中的愉快與喜悅，而是深深的感傷與無奈。
與早期作品中較少正麵描寫美的對立麵不同，孫犁晚年的散文開始了對那些現實生活中破壞美、扼殺美的醜惡事物的無情揭示。例如，在《小D》《雞缸》《言戒》《馮前》等篇中的小D、大雜院的門房老錢、機關傳達室裏值班的那個“中年人”以及憑著察言觀色爬上總編寶座的馮前等人，如果不是“**”，習慣於用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作者也許決不會發現他們的靈魂是那麽的猥瑣、卑鄙與肮髒。所“幸”的是，“**”爆發了，這些在生活中原本無足輕重的、平庸的小人物，一個個“風雲際會”，在作者的眼前表演了一幕幕人性變異的活劇：或前恭後倨，或自我作踐，或小人得誌，不可一世。於是，作者“在無數事實麵前，摒棄了隻信人性善的偏頗，兼信了性惡論”，從而對他們也不再客氣，用犀利的筆鋒憤怒地撕開了他們各種各樣的偽裝，露出其毫無價值或價值虛妄的本質。
孫犁的小說寫得像散文，而散文寫得又像小說。大量融進小說的筆法，構成了他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色。並且，惟其所寫的是真人真事，而又無意識地以小說筆法出之，因而其散文所呈現的那些小說化特征才尤為值得稱道。以凝練、簡潔的“白描”傳達出複雜的人生況味，是孫犁晚年散文的另一藝術特征。以《女相士》《高蹺能手》為例，這兩篇散文所記述的均是由於“造化弄人”，身不由己地獲得了某種非正常經曆並因此心態畸形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沒有從正麵詳細地回顧其一生的遭際，嚴肅地剖析、展現其性格扭曲的漫長而細微的過程，而是巧妙地運用一種仿佛是不解世事的困惑者視角，一步一步、試試探探地走進並學仿這兩個人物彼時彼地不為人知的真實狀態，於是，作者當日的困惑（這種“困惑”是因“**”而來）與今日的清醒，作者無論當時抑或現在對這兩個人物始終如一的既同情又藐視，以及這兩個人物身陷可笑境地卻不自知的悲劇性等豐富的內蘊，也就在其故作稚拙、故示單純的描繪中妥帖自然地散溢開來。
汪曾祺這時期著有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等。汪曾祺的文字鮮活清靈，言誌多於載道，氤氳著特有的溫馨與靜美。他的一些憶舊散文，純以白描寫人狀物，筆墨不多而鮮明如繪。如《翠湖心影》一往情深地寫出了昆明翠湖之美；《覓我遊蹤五十年》於舊事回憶中掩不住熾熱情懷；《泡茶館》不唯寫出了舊時代茶館風情，更寫出了知識分子以苦為樂、努力進取的健康心態。另有《昆明的雨》《跑警報》等，皆見性見情、明爽幹淨，充滿原汁原味的生活氣息。
汪曾祺的遊記類散文，做到了獨出機杼。《天山行色》描摹天池雪水、伊犁河、火焰山、葡萄溝風情，趣味盎然；《滇遊新記》寫潑水節，清新可喜；《嚴子陵釣台》夾敘夾議，用筆脫俗；《初識楠溪江》勾勒楠溪江的純淨透明，如同淡然的水墨畫，流曳著詩化氣息；《泰山片石》以閑筆運思，不經意間便有獨到見地；《湘行二記》中的《桃花源記》描繪桃花源風情，起落無跡。
汪曾祺的一些懷人散文，亦樸素中見真情，如《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星鬥其文，赤子其人》寫出沈從文執教西南聯大時的勤奮謙和、樂於助人；《金嶽霖先生》活畫出哲學家金嶽霖的學問精深、爛漫多趣。另有一類小說體散文，如《吳大和尚和七拳半》寫小人物平靜表象下的悲辛創痛，哀而不傷；《一輩古人》寫故鄉長輩薛大娘，光明正大地養男人，坦然為兩情相悅者牽線搭橋，表現了通達明朗的價值取向，充滿清新活潑的民間氣息。
閱讀汪曾祺的散文，不難發現他不時地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一些情感取向，傳達出一種中國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和諧”思想。同時，他還更多地流露了一種農業社會民間底層百姓才有的那份心態。比如，在《故鄉的食物》《吃食和文學》《口蘑》《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昆明食菌》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對各種民間小吃的耽愛。認真辨析一下，就會感到，作者這裏對“吃”的濃厚興趣，與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如袁枚、李漁等人在“吃”上麵所表現出的趣味是並不完全相同的。作者所寫的這些食物，都曾經在漫長的、充滿苦難的曆史進程中給貧苦的人民帶來溫暖、喜悅，陪伴著中國老百姓度過了許多饑荒。所以，讀一讀作者所引的《板橋家書》中“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再讀一讀作者麵對這些普通的食物所發的感喟：“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的動亂是有關係的”，我們就會明白，作者在這些“吃”上所表露的衷情，實際上隱含了曆經離亂的中國下層貧民內心深處那種沉重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惟其如此，我們才在汪曾祺散文裏常常讀到我們這個民族骨子裏的那份悲愴與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