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的主要形態是書麵文學。自有文字流傳，文本就被賦予了各種內容和形式的規定性，從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有了明顯的差異。文學形式就在這差異性中萌生、滋長。中國古代民間口頭流傳的歌謠、傳說等，曆史更為悠久，內容也非常豐富，它們很早並一直受到官方或文人的關注，被載錄而成為書麵文學一部分。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獻中，我們很難清晰地劃定文學的疆域，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都有著人文和精神的內涵，也都追求形式的美感。我們可以認定一首詩是文學的，但它同樣也可能是政治的或教化的；而一篇奏折或家書，也許有著更多的文學性。所以，談到古代文學，人們往往關注各類文本的文學性，而非僅限於當代文體學意義上的純文學文本。這是中國傳統文學的重要特點之一。
古代作品的文學性是如何界定的呢？大致可從三個方麵來討論：一是精神文化內涵，二是形式美感，三是文本的應用和傳播方式。
精神文化內涵通常是指思想和情感。思想是指麵向公眾社會的觀念和價值，情感則是個體的存在性感受。思想是各種認知學科的對象或成果，如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中國古代文學對於各類社會思想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社會現象判斷、個體精神實踐和社會傳播等層次上。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倫理氣質，所有社會、政治、自然、哲學的觀念和意識，都要求社會個體的精神認同，同時被賦予情感內涵，也就是說，所有這些“思想”都必須內化到個體的生命之中，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接受過程，這就是“教化”。孔子論詩，認為其功用在於“興、觀、群、怨”，也就是說，詩可以認識社會、認同社會、批判社會，改造社會，使一些既定的思想和觀念成為一種充滿倫理情感的個體體驗。這一過程，離不開“興”，也就是詩歌對個體意誌的感發作用，即審美感化作用。古人認為，儀式、歌詠、音樂、繪畫等之所以有著移人心誌的力量，就是因為其中的價值和觀念因體悟、涵泳和某種戲劇情境的設置，而具有了感動性體驗，也就自然地內化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教化”就內在地包含了文學性體驗，與此相應，也就出現了“文以載道”的觀念，認為文學文本應該以傳播思想和觀念為目的，將作品所蘊含的思想視為評判作品價值的主要依據。
個體獨特的精神和情感經驗，是文學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能夠更好地體現文學的審美性。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主流思想之外，也留給個體精神和情感一定的空間。出於個體生存體驗和感悟的文學作品，雖然不在“文以載道”的範疇之內，但也屬於同一個文化傳統，被人們認同和傳誦。無端而起卻縹緲如煙的愛情，季節變換中莫名的興奮、憂傷甚至是煎熬，山水花樹裏搖曳的寂寞、感動和徹悟，還有總也無法左右的命運……這些獨特的感受和領悟，會引起讀者的共鳴，並使人意識到此在生命的豐富性。尤其是那些執著於即時的、神秘的、獨特的精神體驗的人，往往又能開辟一個新的境界，將人的精神空間伸展到更為幽深之處，並借此追問現實的價值和意義。也有人可能重返現實，並從切實的政治實踐和倫理經驗中找到一份溫潤和安寧。這些情感活動和精神實踐，通過隱喻、象征、啟示性等手段表現出來，從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間。
形式美感，首先體現在文體上。中國早期文體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說，文本的應用方式、應用場合、應用者等決定了文體的形態。《詩經》中的風、雅、頌，由於采集的地點不同，應用的場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也有不同。先秦其他文獻，諸如典誥、銘文、史著、語錄、論辯等，也都各有功用，因此在文體上也會相互區別。後世文體新創也往往如此，如祭吊文、“古文”、文人樂府、筆記等，這些都包含著各自不同的實用目的和文化功能。在文人創作傳統形成之後，對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會導致文體的創新，如駢體文、律詩、詞曲、擬話本等。因此，求新、精致化、表現力、受眾等，成為後世文體發展的動力。語言形式的規範化——韻律、對仗、習用語、結構、篇幅、語體風格等文本因素的統一和整齊，就形成了文體的形式特征，也構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紛呈的文體，顯示了文本寫作的創造性和機趣，也刺激了人們的接受願望。
作品形式的最基本單元是詞語、句子和句群，它們也是修辭術的應用範圍。文章的辭藻、譬喻、句式、韻律、敘事和描寫等，詩歌中的疊句、聯章複遝、用韻、對仗等，以及它們的變化形態，給人新奇和優美的驚歎，而在這所有的元素中，對仗應該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辭術。它不僅出現在詩歌中，也出現在文章裏。對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內容的對稱，尤其追求錯落有致中的均衡。就詩歌而言，對仗的形態有工對、寬對、流水對、扇麵對、借對、當句對、錯綜對、蜂腰對、偷春對等。“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是流水對，“緲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麵對，“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是當句對。再加上格律詩對平仄等語音組合形式的追求，對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語言形式美的一個最為典型的代表。當然，其他修辭術也有著同樣的美學效果。此外，文本表達的深刻性、生動性、豐富性、隱喻性，文本風格的典型性和個性化，文本的結構或詩歌意象的獨特性，等等，這些都是人們從文本中獲取美學享受的重要來源和途徑，也是判斷一個文本文學性高低的重要尺度。文本形態雖然是文學性的重要標誌，但古代並沒有明確哪種形態屬於文學，哪種形態不屬於文學。一般來說，隻要具有形式美感，都會被認為具有文學性，如疏奏是純粹的公文，但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語言風格被公認為傑出的文學作品。
同樣，以文學作品表達政治觀點，是十分常見並被鼓勵的。例如，儒家以《詩經》的溫柔敦厚之風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倫理，要求在勸誡和批評時，懷著關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於是，以詩諷諫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樂府詩，議論社會現象，並希望能夠傳達給皇帝，從而消除政治弊端。作詩諷諫，形成了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獨特而優雅的景觀，也為中國詩歌史增添了一份責任和凝重。詩歌還用於教育。中國古代的啟蒙讀物大多是以詩的形式編纂的，如晚唐胡曾所撰寫的150多首《詠史詩》，均為標準的七言絕句，但這些詩歌創作的目的是對少兒進行曆史教育。《詠史詩》每一首詠一個曆史故事，每一個曆史故事也都有一個明確的思想主題，教育的意圖十分明確。除此之外，《三字經》《幼學瓊林》等，雖然不是純粹的詩歌，但也是韻文和對仗形式，詩歌意味濃厚。這些用於政治、教育的詩歌，大部分都應該算是文學作品。
詩歌還是文人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這其中有著濃鬱的文學意味。春秋時期，貴族們通過賦詩，可以判斷出吟誦者的性情和命運，顯示了上古詩歌所帶有的宗教神秘性特征。後世以詩交友，是相信詩歌可以進行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間得以進行超越現實的精神交流。白居易《問劉十九》是一首邀請朋友飲酒的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其中洋溢著親切溫馨的氣氛，表達了一種知足常樂的人生意趣，非常生動。中國古代有唱和、雅集、集社、投贈、幹謁等多種詩歌活動，這些活動都具有明顯的社會交往意義，構成了文人生活的一個部分。唐代以詩藝高低選拔官員，政治生活也變得浪漫起來。史載朱慶餘很得名詩人張籍的讚賞，在進士考試後，朱慶餘作詩問張籍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而張籍作詩回答雲：“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這段載錄，可以看作是這個詩歌盛世的政治形態的一個典型案例：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優雅的隱喻中，被藝術化地呈現。古人以詩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藝術化，也使得詩歌生活化，富有無限的情趣。
綜上所述，我們很難以現代的文學觀念，給中國傳統的文本和欣賞活動劃定一個確切的界限。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文學活動無處不在，文學有著無限廣闊的空間。中國古代文獻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詩詞小說等都集中在集部，但經、史、子三部也都有被認為具有文學性的。準確地說，對於以上所說的諸多文學性因素，隻要有任何一項有突出之處，就會被當作文學文本進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