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學名篇，是指經過曆史汰擇，而被普遍認為是文學經典的作品。經典的形成，一方麵有賴作者所賦予的有意味的內涵和有美感的形式，另一方麵也有賴讀者的選擇、傳播和再創造。姚斯說：“文學史是一部文學作品的接受史，其主角當然是接受者——讀者。”（《接受美學》）中國古代文學，有著相當漫長的曆史，也經受了更為嚴苛的選擇，可以說，那些至今仍然廣為傳播的古典名著，是真正的經典。
文學的經典性是在傳播過程中形成的。一些作品在它誕生之初就受到關注，並廣泛傳播，從而成為人們欣賞、模仿的典範。西晉作家左思撰寫的《三都賦》，甫一問世，即聲名遠揚，“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文苑·左思傳》）。此類作品或契合當時的審美情趣，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或作者本人已擁有巨大的聲譽，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但隻有在曆史大河中最終沉澱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名作。初唐上官儀的詩，時人爭相仿效，有“上官體”之稱，但一時的喧囂之後，卻再無反響，與經典無緣。而有些作品會錯過自己的時代，經過漫長的傳播過程，其價值才會被人們逐漸認知，如陶淵明詩，自其創作之時，甚至經過整個唐朝，都不為人們推崇，直到北宋時代，經蘇軾賞識之後，方能大放光芒，自此成為不朽的名著。
就古代文學而言，最為重要的傳播途徑不外乎兩大類：教育和欣賞。教育包括一般知識素養教育和文學教育，如春秋以後人們對《詩經》的傳誦和學習，是讀經，也是一種典型的素質教育，詩歌在這裏雖然也是審美的對象，但更主要的是政治觀念、倫理思想、行為規範、名物知識的教材。不獨《詩經》，中國古代以文學形式進行知識素養教育的情況很多。前文所說的胡曾的《詠史詩》，以詩歌的形式講述重要曆史故事，闡發政治、倫理價值，對幼童進行啟蒙教育。晚清時，黃遵憲等提倡以小說教育民眾，主要目的是啟發民智，宣傳新的社會理念，等等。素質教育偏重於思想性，所以一些思想價值高的作品會被挑選出來，並在曆代的教育行為中成為經典，如《出師表》《師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賦得古原草送別》等，這樣的作品非常之多。
詩文創作，在古代被認為是文人最為重要的技能之一，長期被視作個體才學的評價標準，由此導致了文學教育的發達。文學教育離不開對典範詩文的學習，這對確定文學經典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編纂的《千家詩》、清代編纂的《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等，都是很有影響的教材。實際上，這些文學教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數代詩文教育的積累。吳乘權《古文觀止自序》雲：“古文至今日，操選政者代有其人，駸駸乎有積薪之歎矣……且餘兩人非敢言選也，集焉雲耳。集之奈何？集古今人之選而略者詳之，繁者簡之，散者合之，舛錯者厘定之，差訛者校正之雲爾。”顯然，這幾部選本是曆代詩文教育家的經驗總匯，文學教育實踐也造就了作品的經典性。
更多的文學選本是出於欣賞或研究的目的，它們對文學作品經典性的形成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詩經》是春秋時代編輯而成的詩歌總集，《楚辭》編輯於漢代，此後，曆代皆有詩歌總集和選本問世。散文編纂的曆史也同樣古老，先秦時期，《尚書》《春秋》及策士文獻等就已經被收集和傳播，尤其是策士文獻，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編纂《文選》，其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有意以內容和形式的美感區別於經史著作，是文學性很強的選本。《文選》之後，曆代皆有各種形式、各種標準的文學選本。這些選本雖然取舍尺度和趣味並不相同，對具體作品的看法也見仁見智，但它們在確認作品價值方麵，有著更高的專業水平，也有著更為持久的影響力。一個好的選本，所反映出來的觀點和傾向應該有著相當的代表性，它是某個曆史時期、某些受眾群體、某種美學觀念的共同抉擇。口頭傳播也能為文學作品贏得廣泛的聲譽，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賞的作品。《集異記》載，唐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於旗亭飲酒，遇伶人會宴唱曲，三人雲：“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結果，王昌齡以數多、王之渙以質優取勝。又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載：“嚐見一西夏歸朝官雲：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廣也。”可見，王昌齡、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頭傳播中獲得聲譽的。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文學評論活動，它以多種標準和方式對作品進行評騭，並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文學經典。比如，楚辭以其濃烈的情感色彩、獨特的地域文化、神奇的詩歌意象等，奠定了其抒情詩歌的經典地位，但在漢代，文學理論水平有限，並且受限於意識形態，司馬遷和王逸等隻能以儒家的思想和比興方法來標榜楚辭，今人可能質疑這種方法，但在當時，它對確定楚辭的地位，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鍾嶸《詩品》以上中下三品衡量詩人，其目的就是為了分辨出文學經典來，在當時有著很大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關於文學作品的價值、形態、創作過程、欣賞過程等方麵的論斷，對確立文學作品的經典性有著理論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龍》中所褒揚的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經典性。唐代元稹論杜甫詩“蓋所謂上薄**，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是對杜詩經典性的高度概括。這些評論有著確認作品的經典性的作用。也有的評論者或賞析者能獨具慧眼，從亂石叢中挑出寶石，對塑造文學經典有著獨特的貢獻。陶淵明在《詩品》中列為中品，到唐朝也一直名聲不彰。杜甫曾注意到陶詩，他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遣興五首》之三）也就是說，唐人認為陶淵明對道的體認不夠完善，文筆也不夠豐滿，評價並不高。但到北宋時期，蘇軾雲：“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與蘇轍書》）正是蘇軾高超的鑒賞力，以及獨到而深刻的評點，使人們體悟到陶詩深厚的內涵和雋永的形式，它們在平實質樸這一風格特征下得到完美的統一，是詩中的至上妙品。蘇軾之後，陶詩被普遍接受，成為無可動搖的詩歌經典。此外，基於某種特別的文學理念，如古文運動對於先秦漢代散文的推崇，北宋西昆體對李商隱詩的推崇，等等，這些理論性的活動，也會造就出一批經典作品。
總之，文學作品的經典性，除了依賴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外，還特別依賴傳播過程，取決於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的接受狀況。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謂的古代文學名篇，差不多都入選過各種形式的選本，也都經過古代學者的評點，或是被某個文學流派所推崇。經典既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有著普遍的意義，同時，它也具有時代、群體、個體等特殊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經典。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對經典的目錄進行補充、刪減，營造出屬於我們時代或我們自己的經典來。文學名篇異彩紛呈，各具特色，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經典性”這一角度，大致總結出它們的共同特征。
第一，必須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對民族文化的深刻體認和反思，包括其曆史性和現實性存在、社會價值觀念、民族精神特質和美學理想，等等。一個優秀作品，必然會以自己獨特的側麵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芒。其次，人文精神還包含著對個體存在的深切關懷，對獨特思緒和個性精神的嗬護和堅持。嫋嫋秋風中凜冽的洞庭之水，深夜秉燭卻又不知所往的末世多士，舉杯邀月共醉花叢的淩亂光影，豆棚瓜架下令人迷戀的秋墳鬼唱……這些，到底是緣於人性的脆弱，還是現實世界的虛幻呢？正是屈原、李白、蒲鬆齡執著於即時的、神秘的、獨特的精神體驗，在風吹雲動、花開葉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豐富性，開拓了人類的精神世界，賦予短暫的生命以特別的意義。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是空洞而乏味的，是不能成為經典的。
第二，必須具有優秀的美學品質。中國古人對情感的體驗深度和表達方式，對文字和聲音形態，對多種多樣的傳播途徑，都有著非常敏感的追求，在這一追求過程中，完善並豐富了文學的表達技巧，創造出優美而繁富的文學形態。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美學大花園：高樓孤月的幽怨，大漠飛雪的蒼涼，金鑾大殿的惶恐，古廟荒刹的寧靜，村野市井的絮語，高山大河的激**，曆史深處的感慨，沙場橫刀的悲歌，心係百姓的嗟歎，窮途末路的慟哭，才子佳人的溫情，舐犢情深的慈愛，草末的露珠，深秋的蟬鳴，智者的思緒，狂者的怒吼……無論多麽平凡的生活，多麽瑣碎的事實，多麽刻板的道理，多麽短暫的感受，都在作家的筆下有了美感，都成為引人共鳴、讓人沉湎、發人深省的審美對象，所以，經典著作是賦予現實生活以美學品質的魔盒。文學名篇的語言技巧、文體創造，對讀者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中國文學是用方塊字壘成的世界，再加上漢語音節的特點，特別容易造成形式上的美感。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講究煉字造句，講究文字和語言的視覺效果和聽覺效果，更講究表達的精確性、獨特性，也講究表達的模糊性和通俗性，因此，形成了多種風格和文體。中國韻文學在句式和韻律上的追求，形成了詩、詞、歌、賦等多種形態的名篇，自然也是語言和形式美學的典範，如宏闊而精致的司馬相如賦，嚴謹而獨具匠心的杜甫詩等。鍾嶸《詩品》雲：“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形式美感是經典的滋味之一。
第三，必須具有不落窠臼的創造性。經典作品不能人雲亦雲，而要獨出心機，並且是真情實感；同時，在語言運用、抒情方式、文體形態、表達風格等方麵，能夠別出心裁，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成為後世的典範。杜甫說：“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蘇軾說：“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可以說，偉大的作家都有著可貴的創新意識，能夠將自己的個性、學識、感悟和獨特的形式融為一體，創作出新鮮的作品，開拓人們的意識領域和審美境界。例如，李白的古風所表達的超人般的意誌、宏闊的自然境界、酣暢淋漓的抒情方式等，都非前人所能比擬；再如，李賀的詩作，探幽燭微，在宇宙自然的幽暗麵，在人類心靈被遮蔽的深處，孤獨經營，刻繪出震撼人心的杳渺意境，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還有那些在文體或風格上的創新，如柳宗元散文、蘇軾詞作等，都是獨創性的代表。我們也可以說，大凡名篇，都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獨創性。在大多數情況下，典型性和獨創性是統一的。
經典作品有著廣泛和久遠的影響力。那些艱澀難懂、極端個人化、風格怪異的作品，接受程度低，也就難以成為經典。首先，優秀的作品必然被普遍地接受，前文所說的“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隻有在曆史進程中得到普及的，才是真正的經典。如孟郊的《遊子吟》，就非常經典地表達了母愛和孝道這對永恒的情感，它因為通俗，更因為雋永和醇厚，而成為普及性很高的經典。其次，經典因高標獨樹而成為競相模仿和借鑒的對象。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除了模仿其情節和文辭而出現的《東牆記》《梅香》等，《倩女離魂》《牡丹亭》《嬌紅記》甚至《紅樓夢》，都受到《西廂記》的影響和啟發，從而形成了一個文學傳統。再次，經典因其曆久彌新的影響力，而經常被注釋、改編和續寫。古典詩文名篇被注釋者非常之多，其目的是為了傳播，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有的被改編或續寫，如《三國演義》被改編為多種戲曲形式，《紅樓夢》其後有30多種續書，這些都是為了滿足人們不同層次上對經典的需求，也說明了經典著作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