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由年富力强、留学生为核心理事主体的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规划颇有代表性，他们的执着、坚持在政策参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学术团体的组成，最要紧的也是要有肯为社务终身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同志，那么才能使社务蒸蒸日上，永续下去；而且这种同志，愈多愈好。我们试看几个有历史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他们无形中似乎都有一个中心集团，在那里‘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为社尽力，从不肯轻易离开，去图个人的进展，纵有时赴他处工作，都是得其本社的同意，其工作正是为其本社，决不肯须臾舍弃本人从事的立场，这种精神是极可敬仰的。”[7]的确，社教社作为一个相对宽松的民间学术团体，与其社员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社员的个人成就和社教社也不存在直接关系，但社员的地位、社会声望对提高社教社威望、扩大影响等方面，却呈现显著正相关。
以总干事俞庆棠为例，她作为民国专业学术团体少见的女性，社教社历届理事会换届却能一直连选连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与其学术背景、社会职务和社会资源密切相关。俞庆棠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仅与理事会中李蒸、尚仲衣、郑宗海、庄泽宣、陈兆蘅、邰爽秋、张伯苓等人有相同学缘，而且她作为唐家长房儿媳，公爹唐文治的社会声望和人脉为她搭建了一个宽广平台，她以中央大学区扩充处处长身份倡议创建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得到国民党元老、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的经费资助，并先后获得定县平教会晏阳初、同窗陶行知的大力襄助，晏阳初派出左右手汤茂如、陶行知派出心腹干将赵叔愚，前来助力俞庆棠，而聚齐了李蒸、傅葆琛、陈礼江、雷沛鸿、陈兆蘅等人分任该院各科教授，为共同组建社教社又添加一层同僚之谊；夫婿唐庆诒作为国立交通大学英文系主任，与国际友人的熟稔，如介绍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赴无锡考察社会教育，胞兄俞颂华作为知名国际记者，先后担任《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主编，这些都为俞庆棠担任总干事提供了内外资源。而俞庆棠的各种社会资源，转而又为社教社发展搭建了各种关系网络。在同仁眼中，她与伍博纯、晏阳初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演进三个阶段的代表者之一，“社会教育在我国进展之轨迹是可分为三大阶段的，第一阶段是通俗教育时期，第二阶段是平民教育时期，第三是民众教育时期，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代表每一个时期中的努力者，当然要推伍博纯、晏阳初、俞庆棠三位先生了。因为他们都是牺牲了一切来努力于这一工作的，伍先生死去了，晏先生还在干着，俞先生也是正为民众教育谋发展着，前途仍没有限量，民众蒙福亦正无涯既”[8]。
理事会的核心成员构成了社教社的精神底色，尽管组成名单有变化、更迭，但核心成员却似中流砥柱，成为带领社教社这艘刚刚打造好的巨船下海远程的风帆。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政教合一作为技术路线，“由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从一开始就尽占先机。社会教育既是社会再造的结果，又是社会再造的手段和前提，两者同步进行，互为支撑，自觉将发展社会教育与解决中国基本社会历史发展问题衔接，强**育与个体生活、社会、传统的紧密结合，从而将社会教育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的设计中，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界限开始模糊，一种纳儿童、青年、成年为一体的民众基础学校实验如火如荼；在他们的设计中，政治、教育、军事、经济力量开始合一，师法征兵征工的征学制横空出世，一种容“教养卫”为一体的实验应运而生；在他们的设计中，现代与传统实现了妥协，不仅塾师、地方士绅、乡村自然领袖、青年骨干重组学董会，乡村学校重新被打造为地方文化中心，而且说书、唱戏、滩簧、国术、民谣旧形式重焕新生，赫然列入社会教育方式。在他们的推动下，社务发展神速，“本社以‘研究社教学术促进社教事业’为宗旨。在‘学’一方面，社友们已有乡村建设的哲学、民众教育的理论，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验。在‘术’一方面也有各种新方法的创造。至于事业方面，我们愿望全国整个社教事业的进步”[9]。核心理事们通过各式舆论平台，张扬“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目标，宣传自己对本土文化的改造和聚拢的主张，与其他社团建立联系，扩大影响，在平教会的刊物《民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刊物《乡村建设》等刊登社教社活动，总干事俞庆棠还主持《申报》“农村生活丛谈”一栏，动员社员发表文章，扩大舆论影响；《社友通讯》上推介社员学术著作，提升普通社员的社教学术研究能力；社教社通过合办实验区，联合社员组成设计委员会，通过顶层设计，将社教理念落实到实验区事业实验中，探索一个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政教合一”模式；而历届年会将地方基层社员的集体智慧汇总，推动社教实践中急切问题的解决，利用核心社员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积极争取社会教育地位问题，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社教人才培养等；努力参与各种官方活动，通过政策参与获得政府认同，树立社会教育的正面形象。“正是因为该社的努力，民众教育各种机构、团体作为社会势力形成了一种力量，在它的推动下，中国社会教育才得以‘在学习欧美实践的同时，探索中国独立民众教育图景’。”[10]“为什么社教社被称为是‘枢纽’，而不是像儿教社那样的‘中心’呢？这是因为它是各流派的一个汇合’。”[11]唯有“枢纽”定位，社教社才得以吸纳众多学派参与其中。的确，社教社成立以来，反复强调政教联合，各届年会迭请政界、社会名流出席，积极为众多流派提供联络的平台，参与举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中国测验学会第三届年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等，积极拓展与其他团体的深层次的合作，这些联络有效地改变了之前“只有政府当局的主持，各界社会的协助，分道扬镳，缺乏联络”[12]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学术的联结、各派之间的互动联合，还主动与国际组织协会发生联系，成立之初便积极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1935年派社员罗廷光代表该社出席在英国牛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教育大会”。“在1930年代乡村教育各界派分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社会教育社在突破区域局限，使全国连成一体，从分歧到合作，从单一到综合及其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为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整合准备了民间的思想条件。”[13]社教社反复强调提供联络机会，参与的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亦予以同样回应，共同建构了国家和精英话语中社教社社团形象。
专业学会既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衡量标志之一，也是推动相关学科和领域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组织，更是一个学科实现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古楳曾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聋哑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都归为中国社会教育的学术团体。[14]尤以中国社会教育社最具代表性。该社作为中国社会教育界的专业学会，是社会教育界学术共同体不断成长的结果。该社成立后先后在杭州、济南、开封、广州和苏州举办年会，“串联当时处在发展时期的民众教育馆，编织了民众教育相关者的人脉网。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存在，民众教育的各种机构、团体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民众教育事业才在全国开展起来”[15]。中国社教社搭建起一个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社会教育的空间与场域。
这一时期的社教社，无论从自我塑造，抑或它者视野，都呈现出一个有清晰社团宗旨、有效联络各地社员、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关怀、有凝练力的社团形象，日生日成。“民国肇造以来，民众教育上有三个学术团体，恰可以代表三个新时代：一个是通俗教育运动之下的中华通俗教育会，一个是平民教育运动之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就是民众教育运动之下的中国社会教育社。”[16]社教社由成立之初的教育社团浪潮中一股溪流，一路汇集，终成“弄潮儿向涛头立”，“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大纛，猎猎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