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社友通讯》复刊词中称：“本社同志，皆道义之交游，为事业而努力，虽聚散无定，而声气应求。”[17]再次重申“同声相应”的联络作用。社教社复社之初，各地社员失去了联络，鼎盛时期的1600多名社员剩下不足300名，各地基层社教机关图书资料馆舍毁于战火、正在废墟中重建，抗战期间政府已制度化人员待遇、人才训练、经费等问题难以落实，社教社战前购买社址已废弃，经费依然无着。再次面对建社之初的一穷二白，在常务理事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率领下，社教社重振精神，通过年会、理事会议重捡战前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未竟事业，提请教育部制定社会教育系统案、提高社会教育人员地位、改善社教人员待遇、加强人才训练机关开设、充实社会教育经费等，并积极为国家拟定了建设纲领，通过年会中心问题拟定和讨论塑造战后复员时期的国家形象，希望借此唤起民众，重拾“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社会教育功能，改善国家发展的舆论范围，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信心，由此重塑社教社中断数年的社会形象。
在常务理事陈礼江，董事董淮、古楳三人起草的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大纲中，称“我们认为新中国既有建设的可能，社会教育就应该按照各地建设的需要，决定着手的先后。并按照各地建设进行的情形，决定工作的重心，拟定下列各种社教工作”：
（1）依据建设需要，大量制造电化教育的器材，积极推行电化教育。
（2）大量编印通俗读物，俾识字的民众能由文字上的了解而领导实行。
（3）在农村中，尽量透过各种建设性的组织（如合作社等），教导文盲从实践中获得教育。
（4）在人口集中，工业比较发达的区域，大量设立成人班，推行建设教育。
（5）在边疆各地，尽量依据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实施流动教育或巡回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平。
（6）成立县单位建设需要的展览室，科学实验站，巡回文库，使民众获得工作的参考。
（7）根据各地建设计划及进展的程度，编印各级民众课本，以适应民众的需要。
（8）编印促进建设的民众剧本及歌曲，以供各地民众的欣赏和表演。
（9）普遍辅导各地成立各种民众组织与团体，行使民权，以奠定自治的基础。
（10）指导民众参加各种选举活动，以培养民主的习惯和精神。
（11）根据实验的结果，宣传改良饮食的方法，以促进民众的健康。
（12）倡导各种锻炼身体的组织，并时常举行比赛，以发展国民的体育。
（13）推行兵役教育，使民众了解兵役的要义和施行的条件。
（14）协助民众实行二五减租，以减轻佃农的负担，恢复生产的力量。
（15）协助政府推行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以实现耕者有其田。
（16）切实办理农业推广的工作，以促进农业生产。
（17）指导各地民众运用各种新式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促进各种工业的发达。
（18）依照各地的情形，组织妇女会，切实推行家庭教育，以转移社会的重心。
（19）根据实际的需要，组织和辅导各种合作社，积极展开业务，期能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18]
遗憾的是，国共两党国内战争战火重燃，社教社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根本没有机会展开便戛然而止，无疾而终，社教社雄心勃勃的再出发计划很大程度上被搁浅，时不我与，徒叹奈何！
20世纪上半叶国人追求现代性和反省现代性并存，构成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教育作为变革社会晴雨表一样的历史存在，概莫能外。社会教育作为一种“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思潮，现代和传统的巨大缝裂，在这里得到一种神奇的缝合尝试。社教社于1931年年底成立，此时“尊西崇新”已逐渐落潮，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权势实体主导下，“中国化”“本土化”呼声日高，“由追求思想而变为改造现实，由高唱‘世界’而改为呼唤‘中国’”[19]。社教社虽以留学生为核心成员的主体，但参与其中的人们似乎不再单单“挟洋自重”作为争夺话语权的砝码，从而表现出来一个看似悖论而又普遍存在的现实，即它的成立不仅进一步促进西方成人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而且还壮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他们在用一种去新教育、去专业化的“反省现代性”方式，来追求中国社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体系里，桑代克的成人学习心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伦的现代生活课程理念与儒家传统“仁义礼智信”、新儒家的朝会和谐相处；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现代与传统一片融洽，在“唤起民众”“复兴民族”背景下，不仅塾师、地方士绅、乡村自然领袖、青年骨干重组学董会，乡村学校重新被打造成地方文化中心，而且民间艺术形式被再次重视，说书、唱戏、滩簧、国术、民谣旧形式重焕光彩，与幻灯、电影、人体挂图一起，列入社会教育方式。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政学两界的双轨行走，身份变化为争夺社会教育的话语权力增加砝码的同时，亦沟通了政学两界，践行了“政教合一”的路径设计。质言之，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的社教社的出现，不仅仅完成了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整合，努力政学两界的联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这种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深化，这一点，学界长久以来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揆之史实，社教社社团形象的“自我塑造”大多包含一定的自我标榜色彩，“他者视野”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相对疏离的观察，为那群35～50岁为主体的青壮年知识精英打造的社教社提供一种理性的、中立的历史理解和观照。实际上，通过对社教社自我塑造和他者视野的综合，我们就有可能最近距离观察这个历史存在，细致地分析社教社和参与其中的人物及活动，我们就有了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做出描述的底色，正如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深刻认识过去的思想，或许就可以揭示未来意义。
[1]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57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 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有“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决议请尚仲衣（召集人）、韩天眷、杨秉仪三人负责设计，并限于四月底将设计结果，交到事务所以便制造；理事会第6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式案”，决议“函请韩天眷社友继续设计，并代为征集”；理事会第7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决议交第三届年会讨论。《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3。
[3] 《演说词及其他论文 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9～9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 陈礼江：《民众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5] 《演说词及其他论文 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0～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 顾良杰：《贡献于本社第三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7] 宗秉新：《历史所昭示的本社底前途》，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8] **：《编完之后》，载《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7期（伍博纯先生纪念专号），1931。
[9] 方惇颐：《本社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0] [日]新保敦子：《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见李廷江主编：《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1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119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12] 《浙江省立图书馆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之献辞》，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3]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4] 古楳：《社会教育指南》，11～12页，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1940。
[15] [日]新保敦子：《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见李廷江主编：《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1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6] 宗秉新：《历史所昭示的本社底前途》，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7] 《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8] 《本社第五届年会讨论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二卷 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