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因著國民革命的呼聲，社會教育事業日益高漲，各地同誌都感到有聯合組織團體，共同研究社教學術及促進社教事業的必要，本社是應著這種需要而產生”[22]。社會教育事業迅猛發展的同時，既麵臨經費、專門人才匱乏，事業發展參差不齊、教育對象無積極性、績效不佳等諸多實際問題，且各地分散無聯絡，亟須平台來集中學界專家把脈切診，解決問題，給出方向性規劃。社教界人士深感密切聯絡的需要，社教社成立的內外因俱備。
中國社教社創辦動議，醞釀於1931年5月。有趣的是，就時人報道看，何人提議發起頗有幾分微妙，焦點是趙冕排名次序，大致可以分為四派。第一種最為常見，亦為後人常常引用，趙冕被排在第四位。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主辦刊物《教育與民眾》如此敘述：“最近社會教育人士俞慶棠、李蒸、高踐四、趙步霞等鑒於訓政期間民眾教育使命之重大，更非彼此聯絡相互幫助，難獲實效，遂約同鈕永建、尚仲衣、雷賓南、陳禮江、李小緣等若幹人，發起中國社會教育社”[23]。湖南省教育廳主辦刊物《湖南教育》、中華書局主辦刊物《中華周報》均持此說。[24]第二種是趙冕被排在第三位，第一名依舊是俞慶棠，第二位卻換成了童潤之。[25]這種觀點刊發在《山東民眾教育月刊》的“民眾教育消息匯誌”欄目，該刊由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發行，董淮任館長。第三種是淡化趙冕，表現有二，其一是依舊將趙冕列入倡議者之列，隻是排在末位，如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刊物《民眾教育通訊》，趙冕名字被移到末位[26]；其二則是直接隱去趙冕名字，代之以“江浙社會教育服務人員”。[27]浙江省教育廳主辦的《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如此處理，是因為趙冕為其工作人員做謙虛狀，抑或有其他深層次原因，不得而知。第四種最為不同，雖將趙冕列入發起人的最末位置（第16位），但文中字裏行間卻顯示趙冕為首倡人。“二十年五月，江蘇省會舉行識字運動宣傳，趙君當時方服務於浙教廳，被邀赴蘇講演，遂談及組裝中國社會教育社事，俞慶棠、劉紹楨諸君讚助甚力，當約趙君起草社章及進行計劃，奈以種種原因，遷延未成。同年秋季，江蘇省立社會教育機關聯合會集議時，又提及組社事，當即推定俞慶棠、甘豫源、趙冕三君為起草員，並負召集發起人會議全責。趙君等受委後，積極進行，以李蒸、雷沛鴻、陳禮江、柳貽徵、高陽、俞慶棠、劉昭楨、劉雲穀、孫枋、祁錫勇、張鍾藩、吳邦偉、陳定祥、馮國華、甘豫源、趙冕等之名義，征求發起人，並召集發起人會議。”[28]該文刊發在《社友通訊》創刊號上，作者陳大白此時為社教社助理幹事，應較為客觀真實。這一點，從安排趙冕擔任發起會召集人之一、在發起人會議上作為發起人匯報起草三人被推定起草人經過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