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產生了一批在知識結構、價值觀念上都區別於傳統士人的新知識分子（有研究者將之分為三個構成層麵[12]），本著教育救國理念，自主自願，普遍實行民主原則和製度化程序，“合群”、具有強烈民間色彩[13]的各式社團，積極投身教育事業改革。結社與愛國、種族文明聯係起來，1908年，駐美公使伍廷芳為岡州會館（美國最早成立的華人社團）落成開幕所撰賀聯，稱“二十世紀，黃帝子孫，同作燕廈，此際列強環伺，舍合群而外，詎爭種族文明”[14]，新式知識分子以結社為愛國救種的標誌。有研究者指出：“在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教育界必須設法維護教育事業的正常運行和發展，‘合群’無疑是其擴張自身理論的必由之路”；而近代民主思潮形成了教育會社團體賴以存在的社會語境和力量來源，“對於教育會組織而言，民主化的組織原則和廣泛的會員代表性，給予中華教育界教育會組織由‘合群’而‘合力’的製度基礎，使教育會能夠凝聚共識，以集體之力麵對各種勢力”。[15]這些處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教育團體會社，具有明顯的橋梁作用，活動方式符合政府規範，體現了社會基層教育界的呼聲，從而呈現出“弱政府、強學會”局麵，處於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是突出代表。
江蘇省教育會作為清末民初建立最早、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為廣泛的地方教育社團，備受學界關注。該會1905年成立，其前身為江蘇學務總會，1906年按照學部章程更名為江蘇省教育總會。1912年9月，教育部頒布新的教育會章程，為教育會一定程度上借用行政權力打開方便之門。10月，江蘇省教育總會製定新的章程，不僅按照要求更名為“江蘇省教育會”，並將宗旨明確為二：“一審民國之前途以定方針，一審本省之現狀以求進步”，“本會研究關於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各事項，力圖教育發達”。與1908年章程最大的變化，是該會組織機構和會員機構的變化，取消了會董會設置，原來的5部（經濟部、調查部、普通部、專門部、庶務部）精簡為4部，保留調查部、庶務部，增加了學校教育部、社會教育部。會員由“代表入會”變更為“當然入會”“誌願入會”，各縣市、鄉教育會會長及學務專員為當然入會者，彰顯了教育會對地方教育的影響力。[16]從表麵上看，江蘇省教育會的焦點集中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領域的“教育”方麵，但近代中國教育問題從來就是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外化，由此，以江蘇紳商為主體的江蘇省教育會，其活動必然由教育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麵，而該會主幹會員的政治資源亦為此做了相當鋪墊，使得該會政治參與、社會參與以及僭越政府行政職能有了實現平台，並由此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民國初年的“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政治局勢，為地方勢力主導教育發展提供了權力空間。在軍閥、地方行政與社會力量的三方博弈中，以士紳和新式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社會力量“長袖善舞”，開始滲透到國家和地方行政權力機關。江蘇省教育會的主幹會員，如長期擔任“常任調查員”的黃炎培成為江蘇都督府第一任教育司長、長期擔任“駐會幹事”的沈恩孚先後任內務司長、江蘇省公署秘書長，李平書任民政司長，會員馬相伯任外交司長，曾擔任會長的袁希濤進入北洋政府擔任教育部次長、總長，第一任會長張謇任實業總長等，這些權力資源，為該會通過政治與教育互動變革教育，改革社會提供了動力，無形中擴大教育會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