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指出：“社教社年会地点的确定及轮值，是乡教事业本身空间联系和扩展辐射的表征。”[159]第四届年会在国立中山大学举行，主席团由钮永建、邹鲁、金曾澄、黄麟书、梁漱溟、萧冠英、雷沛鸿、崔载阳、钟荣光、俞庆棠、董渭川11人组成，从来源上看，梁、董二人来自黄河流域，钮、俞二人属长江流域，其他都属珠江流域，其中尤以会议召开地广州人为大多数，特别是国立中山大学。主席团推请梁漱溟担任主席，总干事俞庆棠、年会筹备会主任萧冠英、教育部代表黄麟书、中大校长邹鲁等人相互致辞后，由广西代表雷沛鸿、山东代表梁漱溟和江苏代表刘平江，分别宣读论文集教育实验报告，“代表华北华中华南各部”[160]。中国社教社四次年会地点的腾挪，标志着社会教育界联络范围的延展，珠江流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成一体，社教社触角深入中原，指向西北、西南。
从现存史料看，社教社的社刊《社友通讯》以及同仁刊物，如《教育与民众》《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等几乎是一边倒的对第四届年会的盛赞，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中国农村》上刊登的一篇署名“作民”[161]的文章，从出席社员分析、年会讨论氛围、实验成绩和目前重要问题四个方面，对第四届年会给予猛烈批判。针对与会社员分歧较大的年会讨论氛围，作民以旁观者的冷峻，给出自己的会议感受：“这次外来社员数和本地出席社员数的相差所以如此悬殊，至要原因是会议地点太不适中，偏在最南面的广州；以致于一般远道社员，困于经济和时间，尤其是参加实际工作，真正接近民众的下层工作人员能够出席的，实占少数中的少数。而超过出席人数半数以上的广州社员，又有十分之九是新社员，他们大多很少做过实际工作，不能提出实际问题。同时又因为语言隔膜，所以大多默然静听，不发一言。于是各地的领袖们，高级职员们，即各处的理论家们，便变成会场的主要成份。而且有些理论家竟利用他的地位和身份，来操纵一切；甚至明目张胆地在会场上用种种办法来限制别人，自己偏偏不受那些制限的束缚。就这样轻轻地把那些极少数极少数的下层工作人员，想发表一点意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行文中，用写意笔法将“有些理论家”的种种知行不一的行径一一列出，并将矛头直指大会主席梁漱溟：“别人虽然都要受上述会场规则的限制（每人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同一问题发言不得超过三次，笔者注），而我们的梁漱溟先生却可以例外。所以有人说这并不是会议，不过是给一二人来宣布他的‘开倒车的歪曲理论’罢了！我虽然不愿相信这话，可是事实已经像铁一般的放在这儿了。”[162]不难看出，作民对参会社员多为广东籍有很大看法，前三届年会广州社员数目甚少，这次参会的大多是新加入的[163]，难免落人口实。实际上，这种出席人数多寡与会址交通距离的关系，在其他学术会议上也极为普遍，晏阳初曾对参加乡村工作会议代表省区分布作过细致观察：“必定是离开会地址较近的，则出席的多，远的就更少些”[164]。据第四届年会筹备会统计[165]，作民所指出半数以上为广州社员应是将职员计算其中。作民笔下“地点不适中”的广州，在社员蔡衡溪看来，却是充满了期待：“我们的年会，得能从三届年会举行所在地之‘黄沙遍地’‘荒凉不毛’的开封，移到将来中国文化中心所在地之广州举行四届年会，一定象征着这次年会，更有奇特的与新颖的发展！”[166]第四届年会筹备会副主任崔载阳曾专门在《社友通讯》撰文《欢迎社友到广州来》，认为社教社年会在广州召开，无论对社教社抑或国家都意义重大：“从本社讲，这届年会充分表示出本社生命之继续不断的扩大。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沛然的扩大到珠江流域，我们要庆祝”；更进一步，“从国家讲，这届年会确实表明我国无论南方北方，他们的文化教育始终都是一有机的大整体，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但就广州来讲，自从1921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因种种关系，直至1936年再无机会举行全国性质的教育会议，“说到南方人，那就无一不认这届年会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167]。社教社年会地点的选择，被提升到国家南北文化统一的高度。总干事俞庆棠在年会召开期间，亦积极回应崔载阳观点，将之作为社教社事业拓展的有力佐证。
作民对社教社的会议日程中的“工作报告”的非议，将该次年会工作报告直接冠以“东抄西录的实验成绩”，特别对梁漱溟的邹平试验予以犀利批判：
原来社教社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有若干机关，要发表他们伟大的工作报告。但是试一审阅这些报告的内容怎样？不客气地说，都是东抄西录，除了换几个人名和地名以外，差不多是千篇一律，而且除了给人家拿回去，填塞图书馆和装潢书架以外，我是再也找不出他们真正的成绩是在那里？另一种表现实验成绩的方法，便是口头报告。……，这些实验报告，不是说得天花乱坠，使听者不敢置信，便是老生常谈，提不出目前的迫切任务和实际困难。所以每使听者生厌，甚至庸俗到令人恼怒。各地年来实验的成绩究竟在那儿？只有使我感到茫茫然了。
至于为全国社教理论中心的邹平乡村建设，究竟做得怎么样呢？虽然辛苦了梁漱溟先生大半天，但是我们所听到的，除了“这些暂不报告”，那些“尚没有多大用心去做”等等之外；最后梁先生自己认为可以报告和值得报告的，便是“邹平的青年义务训练”。他说：“这种训练，我事后听说大概还不错”。接着报告邹平的实验农民自卫训练，他说自卫训练所以“可见成效”，是靠政治力量和“要那些较有产的人先来受训”。够了够了，依靠政治力量，为有产的人办自卫，增厚有产者的势力。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成效，怎能叫我们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哩！
作民认为，时下中国正处于存亡生死关头，参加救亡运动、从事救亡工作是每个中国人的最重大任务，然而“素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这一使命作出的努力，“说来实在使我们做社员的惭愧万分”。在五天的会议期间，“除去听到了雷宾南俞庆棠先生的国难愈加紧迫，本社的责任愈加重大这些门面话外，我们再听不到有人讨论救亡问题。虽然华北民众已在敌人炮火之下，身受着亡国的惨祸，可是安坐在华南会场中的我们的社员，都是仍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大谈其‘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哩”。作者认为在“中国已经亡了一半”情势下，社教社“反而离开了抗敌救亡来讨论那些缓不济急的‘地方自治’和‘社会生产’问题，藉以缓和空气，转移目标，这实在是件莫大的罪恶！……所以这个时候还高谈什么‘伦理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大人先生，最好还是留着等到国亡之后，再替殷汝耕之流去助成‘防共自治’，并替某国人去促兴‘棉毛生产’吧！”[168]言语行文中，将学术团体的年会主题、讨论内容无限政治化，梁漱溟及其代表的乡村建设成了作者开炮的靶子。
表2-10 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工作报告一览表（1936）[169]
表2-10中显示第四届年会的所有工作报告情形。作民批判的“会议地点太不适中”的广州，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却将之看作该社影响的重要表征，“由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而珠江流域，有普遍全国的趋势”。对于工作报告，俞庆棠认为社员“平日天各一方，只有年会才有互相见面的机会，互相报告民教的得失和经验”，这种事业上的讨论，正表现了社员们在民族生死关头的风雨同舟：“我们感觉到只有在教育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上努力的这个基本工作，才能够产生各省各地抵抗敌人的生力军”[170]。对于参会社员来讲，他们还是比较认同中心议题，对年会集体智慧的力量充满期盼：“盼望本届年会对于本题之讨论，不必希望过奢而冀于仓促之间议定一具体之设施方案。愚见只望于年会中各同志多多交换意见，整理若干原则，由大会推选若干同志组织实施方案研究编制委员会，依据原则，本照中国实际情形，作切实之研究，然后编为方案，建议中央令颁各省，以谋整个更敏速之实施，始能切合实际而易收实效。”[171]“本社在广州举行第四届年会，便以这个问题为讨论中心，各地社友莫不热诚盼望具体方案能够早日产生，作各地实施的准绳，使我国的地方自治与生产事业，同放异样的光彩。”[172]从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年会标语看，“社会教育是民族自救的教育”“社会教育的使命在复兴民族”“建设乡村引发工业发扬文化复兴民族”“努力社会教育就是促进三民主义的实现”，民族危亡被凸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发的民间学术团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民对之“领导民众参加抗战救亡”的要求，属于情理之中。
那么，作民写出如此一篇针对社教社第四届年会、针对梁漱溟的战斗檄文，意欲何为？作者作为江苏省宜兴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对中国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从发表的杂志《中国农村》看，应该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左翼学者中的重要一员。千家驹作为《中国农村》主编，与李紫翔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及《乡村建设实验》（1—3辑），这篇文章延续了千家驹对于梁漱溟的一贯批判文风。[173]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方才公允、理性地去看待作民的这篇檄文，“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一定程度上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因梁漱溟的高调参与而背锅而已。当然，作民作为社教社社员，他提出会议地点偏远、广东新加入社员参会多也是不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