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该组籍贯统计数字为年会第一天统计所得，该天与会社员总数为182人，筹备委员会主任萧冠英称“八时半以后来筹备委员会报到的，仍是络绎不绝，预计当会超过二百人以上”，此数字大体能反映出各个省份社员的参与情况。《八、工作报告 筹备委员会主任萧冠英先生筹备经过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3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44] 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45] 《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行赈灾宣传周组织母亲会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J002-003-00345，1936，北京市档案馆藏。
[146] 《电复陕西教育厅慰唁该省代表中途病故议案当检寄全份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关于举办年会等情的文件》，020-007-111，1936，广东省档案馆藏。
[147] 《两次理事会议记 第十三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48] 《中心问题讨论经过 梁漱溟先生报告编制讨论纲要之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39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49] 《大会讨论中心问题的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4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0] 《中心问题讨论纲要》，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52～53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1] 《中心问题讨论纲要》，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54～55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2] 杨汝熊、王璋合记：《雷宾南先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实验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5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3]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4]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5] 《考试院副院长钮惕生先生讲演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7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6] 《大会讨论中心问题的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39～4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7] 《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58] 《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59]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60] 《各日开会情形》，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次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35～36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61] 作者为江苏宜兴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吴培元，字作民，江苏宜兴人。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1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162] 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3] 第四届年会召开前夕，即1月17日、19日理事会第13次、14次会议先后通过新社员248名，90%以上为广州社员，其中第13次会议一次性通过200名，包括萧冠英、黄麟书、黄敬思等年会筹备会核心成员，《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64] 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3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65] “本年年会人员，计会员221人，内男会员184人，女会员37人，志云124人，内名誉筹备委员会14人，筹备委员会15人，各部干事共95人，合计会员职员345名。”《会议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结束》，载《国立中山大学日刊》，第2115期，1936-02-12。
[166] 蔡衡溪：《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5；方惇颐亦表达了广东社员们的心情：“作者忝列本社社员，向来僻处南方，这次无须舟车之劳，而能参加这个轰动一时的盛会，瞻仰许多崇高伟大的学者，接近到许多埋头苦干的勇将，亲聆到各种鞭辟入微的谠论与切实宝贵的经验，那当然觉得是无上的光荣！”方惇颐：《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67] 崔载阳：《欢迎社友到广州来》，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68] 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9] 《工作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9～11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0]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1] 方惇颐：《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72] 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73] 如：“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者而已”。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
[174] 理事会决定8月8日至12日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并推定社员雷法章、杨展云、董渭川等为筹备委员，召集大会通知书已由该会理事会事务所发出。该届年会拟行讨论中心议题有3个，分别为“民众生产教育具体办法”“民众教育之范围”及“中国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民教情报（四）：中国社会教育社将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载《今日之民教》第6期，1937。
[175] 《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76] 《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告一》，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77] 《通告一》；《通告二：征集第五届年会论文》，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78] 筹备委员会名单由三部分组成。（1）筹备委员会名誉委员：沈成章（时任青岛市市长），何仙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济青（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2）筹备委员：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周弢夫（时任青岛市社会局局长）、袁道冲（时任青岛市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杨吉孚（时任青岛市招待处总干事）、孔令粲（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杨鹏飞（时任山东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曾昭常（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许筱山（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第一科科长）、苟云书（时任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时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希文（时任山东第二民教辅导区主任）、吴振宗（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科员）、芮子玉（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科员）；（3）筹备主任：雷法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委员会名单》，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79] 《紧要启示》，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0] 顾颉刚：《致闻宥》，见《顾颉刚书信集》卷3，5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1] 《赴青舟车价目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2] 该决议案以孟宪承、雷沛鸿、赵冕三人联合作出，详见：《本社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183] 芮麟：《关于青岛——献给莅青出席本届年会的社友们》，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184] 关于社员提案，计共收到31件，经整理后已交年会筹委会编入年会手册；社员选举票已收到438票；报名参加年会的社友总计270余人；上海市教育局、南京市教育局、河南省教育厅、绥远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及甘肃省政府等处函复将推派代表参加年会。《年会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6卷1、2期合刊，1937。
[185] 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紧急通告》，载《申报》，1937-07-28。
[186] 《紧急启示》，载《社友通讯》，第6卷1、2期合刊，1937。
[187] 从社教社之后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事务所做好了择机召开年会的准备，如内迁过程中将第五届年会的选举票作为社内主要资料打包携带。“社中原带出文件一木箱，因感移动上很不便利，商准俞总干事及理事高践四先生”，将社中资料中一部分打包寄往昆明社友处代为保存，“计寄出文件十三包，重要者如二十四、二十五两年度报销账，及购买社所基地单据；社友通讯全一份，第五届年会选举票全部（未开票），历届年会报告全一份……”第五届年会选举票赫然与报销款、购买社所基地单据等相提并论，可见事务所对年会择机召开依然抱有几分希冀。叶岛：《从无锡到桂林——半载以来本社事务所移动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188]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陈礼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友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秘书）、董渭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马祖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附属实验民众学校校长）、甘豫源（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金祖琪（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讲师）、顾岳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古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研究部主任）、许公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训导主任）、张国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韩天眷（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189] 本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处：《中国社会教育社简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0] 《本社第五届年会讨论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1] 甘导伯：《本年年会中心问题讨论方法私议》，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2] 整理自《〈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本社第五届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93] 《本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94] 据书中《现任教师》中显示：顾颉刚，57岁，籍贯江苏省吴县，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私立厦门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8月到校任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137页，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校长室编印，1948。
[195] 顾颉刚认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从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副刊）》，1939-05-29。
[196]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3，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7] 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4，边疆与民族编，317～3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8] 《边教会议昨晨隆重揭幕》，载《申报》，1946-12-27。
[199] 顾颉刚：《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载《甘肃民国日报 元旦特刊》，1937-12-29。
[200] 1942年8月，蒋介石发表《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比较集中、简洁阐述了“宗族论”，明确表明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他认为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便是宗族。在书中，他援引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所使用的“宗族”概念及其“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其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的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是宗族集合而成，而宗族又由许多家族合成。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明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蒋介石：《中国之命运》，2～5页，重庆，中正书局，1943。
[201] 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有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2）]、《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1）]、《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桑兵等：《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等。
[202]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305、312、29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03] 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155～168，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0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305～3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05] 据该社理事会事务所称：“中心问题讨论大纲，交由理事会将审查修正通过纲领印发社员及全国各大社教机关，征求意见后，整理决定。爰将最近由理事会参照台湾省教育厅等提供意见，修正之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全文”。《本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06]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载《西北通讯》，第2期，1947。
[207] 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142页，沈阳，长城书局，1929。
[208] 《本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09]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的裁撤曾引起社教社多名骨干人物关注，认为其不仅仅是一个国立机构的恢复与否，而是政府战后对待社会教育的态度。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以“临时动议”方式提出，并得到全体社员的“原案通过”决议结果，自我危机感认同达到一致。《四川省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馆长卸接任交接清册》，107-01-1303，1947—1948；《四川省教育厅签送省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职雇员工役领生活费补助名册》，059-01-1972，1946—1948；四川省档案馆藏。
[210] 《社友动态 团体社员》，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1] 《中国社会教育社送该社第五届年会决案及调查该社社友服务地点的公函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常年大会决议案和中国社会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章程》，J004-004-00238，1947—1948，北京市档案馆藏。
[212] 《社务近况 举行社员总登记》，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3] 启事称：本社此次举办社员总登记，原限期于本年六月底截止。惟查大部分社员于胜利复员后，以工作地点移动甚大，已与本社失却联系，致未能如期履行总登记手续。迄目前为止，仍由不少社员陆续来函索取总登记表，并请求延期登记日期。爰经本社决定，依照事实需要，应予延缓期限，特此奉告，并盼即转台端所知尚未登记之各社员，迅来办理总登记手续，总登记表，函索即寄。《社员总登记延缓限期》，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4] 《社务近况 本社第五届年会经费收支情形》，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5] 《社务近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6] 《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7] 表格说明：（1）本社监事选举，甫经事务所办理蒇事，监事会未及成立，本期《社友通讯》已先出版。（2）常务理事尚空缺，需由监事会推选。（3）监事中尚缺一名额定提名，将由监事会推选。根据《现任（第五届）理事暨候补理事提名》《新任（首届）监事暨候补监事提名》及《社友动态》（《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等整理而成。
[218] 《社务近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19] 1947年5月12日，事务所由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回无锡社桥，借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总办公厅后进二楼一大间为办公室，每日上下午照常办公”。《社务近况 本社迁返无锡原址》，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220] 《中国社会教育社送该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及调查该社社友服务地点的公函等》，J004-004-00238，1947—1948，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社会教育社关于募捐义演来往文件》，Q6-5-764，1947，上海市档案馆藏。
[221] 童润之1934年入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担任该院农事教育系主任。《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222]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223] 《国立社会教育概况》，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8。
[224] 《国立社会教育概况》，封一，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自刊，1948。
[225] 院歌由院长陈礼江作词，歌词为：“社会因教育而光明，民族因教育而复兴，我们正肩荷着教育民众促进社会改造的重任！我们正肩荷着唤起民众实行三民主义的重任！”
[226] 整理自《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6～11页，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自刊，1948。
[227]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附录，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自刊，1948。
[228] 校方规定本院学生伙食，必须参加伙食团，所用器具，除锅灶外，概行自理，该团由全体学生轮流组织膳委负责办理，每届膳委服务半月或一月，规定“膳委会设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五人至九人组织之，设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其余诸人，分任会计、出纳、人事、采买、保管等职务。监察委员会人数与执委会同，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其余诸人分任稽核、监察、调查等职务。为各同学服务均等起见，凡已任膳委会之同学，在全体同学未普遍轮及前，不担任第二次之膳委，凡担任主席的同学，不得担任第二次之主席；学生服务膳委会，统于注册时至训导处抽签排定名次，分届轮流服务，并将抽定之名次公布，同时存训导处、总务处及膳委会备查。种种细微而具体的规定，既保障了伙食团的井然有序，又锻炼了学生的服务精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102～104页，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自刊，1948。
[229]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一书附录所列七年毕业生总数为567人，除去1947年毕业生7人外，6年毕业生总数应该为560人。但此处该院院长陈礼江撰文称“历届毕业生，共计已达五百六十三人”，两者有所出入，照实录入。详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附录，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室自刊，1948。
[230] 陈礼江：《创建六年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载《读书通讯》（半月刊），第137期，1947。
[231] 1946年5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内迁在即，经教育部批准，所有不能随该院迁移的学生可以转学，仅转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就有10名学生，均为四川籍贯。《关于寄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转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学生名单的公函》，0122-0005-00063，1946，重庆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