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事务所迁返无锡原址[219]，事务所专门公函告知各地教育厅局[220]，但总干事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顾岳中兼任，三个常务理事中童润之[221]无论资历、社会声望，都远远低于俞庆棠、陈礼江，档案资料中社教社常务理事署名顺序依次为“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实际上，早在1933年3月，因俞庆棠赴丹麦考察民教期间，陈礼江就曾代其履行常务理事、总干事职务。[222]战后复员，俞庆棠兼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上海市立民众学校校长，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行政事务及办学中，社教社话语权明显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倾斜。这一点，从年会后理事会对议决案施行意见可见一斑，如年会决议有“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及“民众学校新体制案”，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均“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均推选童润之为召集人，但揆之史实，童润之担任召集人更多意义上是职务行为，在社教社这个专业学术团体中的话语权微乎其微。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组成、产生的理事会、监事会，中心问题讨论提纲起草、大会召开以及随后的理事会会议等，都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社教社话语权的掌控已由战前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悄然转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这与该院在抗战期间在社会教育界声名鹊起、战后云集社教界骨干人物有直接关系。
1941年8月正式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第一所教育部直属的社会教育专门人才培养机构。据首任院长陈礼江回忆：“1939年，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于丙项第三条有‘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高级人才并训练社会教育干部人员’之拟议，经呈奉行政院九月二日吕字第九九六号训令核准施行，旋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实施方案，乃规定于二十八年四月设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筹备处。嗣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查，改为‘于民国二十九年度内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先设筹备处’。”[223]1941年1月，教育部派陈礼江、吴俊升、刘季洪、邵鹤亭、高践四、相菊潭、钱云阶、马宗荣、王星舟9人组成该院筹备委员会，并指定陈礼江为主任委员，假四川璧山原县立中学、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三校校舍作为临时院舍，拟定该院组织大纲，8月1日教育部聘陈礼江为院长，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及大部分教职员并入，9月1日正式开学，报到学生270余人，教职员40余人，开设有3个学系2个专修科。
该院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为校训，院徽为一把熊熊燃烧、散发着光芒的火炬，极具象征意义，院歌[225]更是散发着一种革命浪漫色彩。为了凸显社会教育专门院校特色，该院行政组织除比照一般大学于院长之下分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外，另设研究部、推广委员会及学生实习委员会，用以推进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工作、发展推广事业及指导学生实习，截至1947年，该院已扩展为6系1个专修科的系科规模。
由表2-17显示，自1941年9月创立以来，系科在不断发展壮大，从3学系增至6学系，师资队伍由40余人增至87人，其中教授49人，占总比例的56.3%，战前曾供职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陈礼江、甘豫源、古楳、古剑尘等均转任该院。作为“全国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最高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招收公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者；并招收师范学院或大学其他院系合格转学生，还招收了海外留学生，学生来源多元。就该院1947年第二学期在读学生的籍贯统计数据看，全院共有学生695人（其中男生510人，女生185人），四年制本科生593人，专修科学生102人。[227]很有意思的是，在读学生籍贯有两个集中的省份，江苏籍的学生以177人、四川籍的124人分别占据第一、第二位，这种分布与该院抗战期间院址处在四川璧山、战后随中央政府迁回江苏有直接关系。
该学院除招收本科生、专修科学生外，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为公立或已立案之大学毕业生，研究期限为一年，期满经考核及格，由本学院给予证明书”；学院学生一律享受甲种公费生待遇，在学期间学院免费提供膳宿、制服及一部分零用费，学院制定《学生具领膳费及办理膳食办法》及《学生伙食团轮流服务办法》，采用“伙食团”[228]方式，轮流自助服务，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服务精神。各省市政府对于该院本籍学生，大多设有专门奖学金或补助费等。
在1941—1947年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共有毕业生567人，其中男生395人、女生172人，女生占总比例的30.3%，与战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7%（1934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六个学系中，以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毕业生188人排在首位，其次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该系1946年有礼俗行政组20名毕业生计入其中）。该院在1941—1947年期间6年共有毕业生563人[229]，“分布在中央及全国各地社教机关工作，以本院同学素具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之信念，故服务成绩，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230]。当然，由于回迁苏州等原因造成学生大量流失[231]，1947年该院毕业生大幅锐减，仅有7名毕业生，分布在社会教育行政学系（1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4人）、图书博物馆学系（2人）。但是，抗战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师资的中心地位，为其战后取得社会教育家话语霸权做了坚实铺垫。
[1] 《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2] 《弁言》，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3] 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4] 《通告》，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 《筹备中的本社第一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6] 《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7] 《本社第一届年会纪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8] 《致谢》，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9] 李邦权：《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的前前后后》，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1期，1932。
[10] 表格说明：（1）校长包括社教师资训练机关校长及普通学校校长；（2）社教科长及科员包括教育厅及教育部社教司的科长及科员；（3）馆长包括省县立民教馆、农教馆馆长及实验区主任；（4）干事包括省县立民教、农教馆主任干事及干事。资料来源：《统计图表》（4），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4页，无锡，民生印书局，1933。
[11] 《统计图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2] 《大会合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3] 钱耕莘：《年会拾零》，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33～13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4] 凌以安：《从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归来》，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2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5] 收入项下，除社员特别捐外，计收入260余元，支出项下共300余元。收入以社员缴社费为主，支出则大多数为邮电费、办公费、印刷费等，收支相抵尚不敷数十元。《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6] 《年会筹备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7] 统计图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8] 《年会经费决算》，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7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9] 《年会筹备经过》及《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1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0] 表格说明：1.特别类3的提案人来源如下：许湘为上海市立新陆师范学校民众教育组职员；罗佶为江苏靖江第四民众教育区农民教育馆馆长；潘志福为江苏农民银行苏州分行行员；胥忠咸为江苏如皋代表。2.设施类第6条议案提案人：吴邦伟为江苏省立浙江公共体育场场长兼江苏省教育厅体育督学；袁宗泽为江苏省立镇江体育场指导主任兼中央大学讲师。3.设施类第10条议案提案人：韩觉剑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音乐讲师；方授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国文讲师。笔者整理于《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7～7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1] 实践证明，陈独醒这个被保留的提案（规定全国一致的社教宣传周案），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他的理由如下：“在此提倡与促进社教之际，宣传乃十分切要之图；且此项宣传，欲使其同时普及全社会民间，发生一种不可思议之效力，则有由本社订一全国各项社教宣传周，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厅，责成各地教育机关举行之必要”。并厘定了以地方、时令及时事三者为准则的施行办法，1月间为生计教育宣传周；2月间为农事（蚕桑包括在内）宣传周；3月间为植树宣传周；4月间为识字运动宣传周；5月间为国耻及劳动宣传周；6月间为卫生宣传周；7月间为合作事业宣传周；8月间为读书及图书馆教育宣传周；9月间为东北亡省宣传周；10月间为国庆宣传周；11月间为冬防及保甲宣传周；12月间为破除迷信宣传周。建议“以上各项宣传周之时日订好之后，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教厅饬知各地教育机关一致举行，并在事前由本社供给或介绍各项有关之宣传材料”。这种设想到了抗战期间得到落实，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颁布总理诞辰周期间为社会教育运动扩大宣传周。
[22] 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3] 《教育部代表彭百川训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4～8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4] 《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报报告》，15～1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5] 四个问题为：第一，如何拟用各级学校教育尽量推行社会教育问题；第二，推广社会教育机关，是否以相当之经费建筑机关房舍问题；第三，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应有之态度与观念问题；第四，社会教育之中心目标问题。
[26] 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各省教育厅代表致词 钟道赞致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0、8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7] 李邦权：《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次年会之希望》，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1～9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8] 《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0～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9] 高践四：《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第4卷3期，1932。
[30] 刘焕林：《民众人员的苦闷时期》，《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3期，1934。
[31] 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2] 《民众教育馆馆长关于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的报告书及社会局的指令》，J002-003-00092，1933，北京市档案馆藏。
[33] 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4] 《筹备中的本社第一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35] 大白：《社务进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36] 孟宪承：《〈改进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分析和意见》，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
[37] 《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2～1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38] 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0～1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9] 《通告》，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40] 《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3期，1932。
[41]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42] 年会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主任：孔令粲、杨展云、董渭川。委员：王献唐、王献久、尚逊三、郁瘦梅、石琚辰、张占陆、田伯英、吕寿鹏、周炎光、吴级宸、屈凌汉、萧迪忱、董汰生、孔凡均、张子余、阎哲吾、孔文振、王洁吾、俞汝朋、陈万敏、于式谟、乔志恂、刘漪清、尹延杰、樊月培、束百明、李子寿、桂少良、刘百清、赵继武、王淦洲、李墨林、姚鲁生、贾克威、李宪章、范云史、翟汝云、王炬。《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3]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44] 渭川：《第二届年会之回溯》，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45] 《卷首语》，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6] 《大会经过 函请厅局参加》，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7] 表格说明：1.校长包括学院院长及其他学校校长；2.科长科员包括教育部、厅局科长及科员；3.馆长包括省县立民众、农民教育馆，图书馆馆长，实验区主任，体育场长；4.干事包括社教机关及学术机关团体主任及干事。详见：《本社第二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8] 表格说明：原文是以签到先后为序，笔者为了与表2-4对比，按照出席社员工作单位的省别人数多寡排序，各省内按照签到先后为序。笔者整理自：《出席社员一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9] 《卷首语》，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0] 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1] 《本社第三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插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52] 《大会合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插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3] 《开幕情形》，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54] 《大会经过 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致欢迎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6～1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5] 《本社第二届年会经费分配图》，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插图，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原表格中总计为757.28元，实际总计为739.28元，笔者已在表中做了修订。
[56] 《致谢》，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1933。
[57]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8]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59] 《提案原委》，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9、9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0]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61]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62] 赵倩认为：“所谓人事变更，指的是孟宪承与尚仲衣。孟、郑本任职浙江大学，1933年，孟宪承离职，转而办理民众实验学校”（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65页），实际上，孟宪承是1930年被任命为首届浙江省立实验民众教育学校校长，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转而担任该校校长，而不是1933年。陈布雷：《议案：拟请任命孟宪承为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请公决案》（省政府委员会第三一六次会议），载《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41期，1930；陈布雷：《浙省创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之旨趣》，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1期，1930。
[63] 《校闻：大学部系主任稍有变动》，载《中央政治学校校刊》，第62期，1933。
[64]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纪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1期，1930。
[65] 据该校毕业生回忆：“在先生任内，校内一切的设施，都使全校的员生感到异常的亲近和拥护，一般学校当局，最喜欢订规程，制章则，把学校看作官僚机关，先生是最反对，仅仅公布了八大标语和一支校歌，用以代表全校的团结精神和紧张活泼的工作态度。体育和歌咏是很注重的，每逢一次集会时，临后总有一支校歌雄壮地被全体吼出来。”尚仲衣还鼓励学生要有严正的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对于歪曲的理论，当作无情的批判。“记得有一次，以何日平为笔名的陶行知先生，所发表普教问题的文章，曾猛烈地，施以反驳，结果终得陶先生的佩服；又有一次，提倡土布救国的邰爽秋先生，来杭讲演，也领导着我们和他做理论上的雄辩，差不多使邰先生下不来台，但你却说，真理是需要辩论的，越辩将越是明显。”周莹：《悼民教先进尚仲衣先生》，载《社教通讯》（杭州），第5期，1939。
[66] 《提案原委》，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7]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0～8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8]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92～9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9] “邰先生所问已涉及方法范围，本席暂不解答，因为主席已宣布先讨论理论原则，然后在讨论方法步骤”，“我所谓的资本，乃中国本身生息长养辗转而来者；我所谓的引进新的生产技术系为培养新组织之资料而非办工厂等”，《“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第92～9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0]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 第二组提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2～8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1]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 第五组提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9～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2]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0～8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3] 郁瘦梅主要针对提案中第三（第一先决条件是减轻乡民的负担）、第四（一切苛捐杂税必须彻底清除）发起攻击，随后王湘岑亦给予助攻：“盖第四组第三项第四项两个问题，在从事民教工作的同人多已想到，但事实上有许多民教事业反而增加了人民负担。现在农村破产，民众现状已不能维持，实不堪再增税捐，我们从事乡村建设，当然不能增加人民负担”，实际上将第四组的提案具体化而已，估计是难以找到合适的批评地方，便虚晃一枪，“至于减轻人民负担，则涉及政治范围，我们实无此种力量”，草草鸣金收兵。《“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9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4] 会后，梁漱溟专门撰写《建设与崩溃——为乡村建设问题答庄崔古三先生》一文，对提案中所列的10条问题一一予以辩驳，并强调要防止乡村的崩溃，“非谈到乡村建设不可，抑且非大谈而特谈不可”。梁漱溟：《建设与崩溃——为乡村建设问题答庄崔古三先生》，载《乡村建设》，第3卷6期，1933。
[75]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 提案原委》，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6] 《卷首语》，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7] 大会对该决议案专门做了如下说明：“本社此次大会，同人虽难于本案所包各项具体问题，尚未得归一意见，但一致认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实今后社会教育之根本要旨。过去一切革新运动，所以未见成功者，盖以过去一切，始无外一种上层运动，而于下层民众无与。今后必须使大多数民众觉醒，献其心力，而后建设可期，民族复兴可致。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固在乡村，此其一。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讫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而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此其二。总前后两义言之，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决议案 特别类 一、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27～2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78] 《编后语》，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79] 唐现之：《由“谈不到建设”到谈到建设》，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80] 胡适之：《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载《独立评论》，第49号，1933。
[81] 董渭川：《第二届年会之回溯》，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82] 《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83] 古楳：《卅五年的回忆》，19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84] 《社员消息 古楳》，载《社友通讯》，3卷8期，1935。
[85] 古楳：《对于本社第五届年会的期望》，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86] 《戚彬如畅谈北平民众教育计划》，载《北平晨报》，1933-09-07。
[87] 《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乡村实验区暂行组织规程及组织系统表》，J002-003-00091，1933，北京市档案馆藏。
[88] 《社务报告 呈请推行决议案》，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89] 《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广西省教育厅覆函》，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90] 文件计有：《河北省省县划分民众教育区办法》，《河北省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办法》，《河北省各县民众教育馆各项事业施行细则》，《河北省各县推行民众学校实施方案》，详见《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河北省教育厅覆函》，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91] 《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山西省教育厅覆函》，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92] 《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河南省教育厅覆函》，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93] 《民众教育馆馆长关于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的报告书记社会局的指令》，J002-003-00092，1933，北京市档案馆藏。
[94] 许公鉴：《如何增进年会的效力》，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95] 心斋：《本社第三届年会志略》，载《社教通讯》，第3卷4期，1934。
[96]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97] 表格说明：（1）校长包括学院及其他学校校长；（2）科长及科员包括教育部、厅局科长及科员；（3）馆长包括省县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馆长、实验区主任；（4）干事包括社教机关及学术团体主任及干事。《本社第三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98] 第三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曾议定“会场及会员宿舍在河南大学”（6月14日开会，地址在河南大学，王海涵、郑竹虚等8人出席）。之后筹备会未再讨论会场问题，开会时却改定省立初级中学，背后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
[99] 标语如下：（1）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2）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唯一办法；（3）乡村建设是社会教育的康庄大道；（4）社会教育负有创造新教育的责任；（5）社会教育负有建设新社会的使命；（6）社会教育要注意中国新生产技能之引进；（7）社会教育要注意民众组织力量的培养；（8）惟有社会教育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5～2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0]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1]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8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102]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在开封举行》，载《河南政治》，第4卷8期，1934。
[103] 表格说明：（1）设施类1。该议案由三个提案合并而成，即高维昌为一组（主文：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为主的张炯、高维昌、顾良杰、陈剑修、钟灵秀、郭连峰、彭百川为一组（主文：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为一组（主文：积极利用电影教育以增进社教效益案）。（2）设施类3。该提案由沈世祺、丁明德（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和吴县甪直民众教育馆谢巾粹（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组织民众新生活表率队，劝导民众实行新生活案）两案合并而成。（3）设施类8。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所提该案与“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案”合并。（4）社务类1。该提案由庄泽宣提议，赵冕、陈礼江、傅葆琛、高阳连署。笔者整理自心斋：《本社第三届年会志略》，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9～5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4] 分布如下：一、行政类有2个，即：（1）河北省立城市民众教育馆提“请教育部从早订颁社教服务人员待遇办法案”；（2）陕西社员杨兴荣提“用大会名义，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凡在民教机关服务人员，倘有舞弊营私、偷款自肥等情，应予以最严厉之处罚；并订颁惩奖办法，以资考核案”。二、设施类有9个，（1）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提“组织全国民众教育通讯社，用以沟通民教情报案”；（2）李一非、吕渭滨、陈国贵提“巡回民众教育馆应倡组试办案”；（3）李一非、吕渭滨、陈国贵提“师范及中学课程应增加戏剧科目以宏民教实力案”；（4）古剑尘提“师范及中等学校课程应增加戏剧及电影科目以宏民教实力案”；（5）古剑尘提“巡回民众教育馆急应创办案”；（6）乔作栋提“请扩充家庭职业以杜外货而重民生案”；（7）沈世祺、丁明德提“中小学应兼办民教事业案”；（8）祝纪年提“建议教育部创设成人学校以推广社会教育案”；（9）王泊生提“新中国戏剧教育设施方案”。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42、5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5] 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48～4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6] 《大会经过 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7] 《理事会第七次会议纪要》，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
[108] 《第七次理事会议决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109] 孟宪承、高阳：《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第一篇》，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10] 孟宪承、高阳：《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第一篇》，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11] 在年会报告中，中心议案由下列三点组成。第一点，社会教育的趋重于乡村建设：（1）经费的增加和支配；（2）机关的设置；（3）人才的训练。第二点，实施社会教育的几个原则：（1）目的；（2）内容；（3）方法。第三点，社会教育自身力量的运用：（1）准对着整个民族；（2）认定中心工作；（3）分工合作；（4）扩大组织。《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之设施要点》，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插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12] 梁漱溟：《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第二篇》，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13] 梁漱溟：《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第二篇》，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14] 梁漱溟：《政教合一》，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15] 俞庆棠：《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第三篇》，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16] 梁漱溟：《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载《大公报》，1934-08-12。
[117] 梁漱溟：《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载《大公报》，1934-08-12。
[118] 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载《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9期，1934。
[119] 《社务报告 呈请推行决议案》，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120] 心斋：《本社第三届年会志略》，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121] 《社务报告 中央嘉奖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第3卷6期，1934。
[122] 尤蔚祖：《一年来民众教育之重要集会》，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8期，1935。
[123] 《令发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决议形成建设实施要点》，载《广东教育厅旬刊教育》，第1卷1期，1935。
[124]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6～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25] 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61～10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26] 方惇颐：《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教育研究》，第67期，1936。
[127] 《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28] 《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告》，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29] 《社务报告 组织上海招待处》，载《社友通讯》，第4卷6期，1935。
[130] 《筹备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1] 《函中山大学邹校长检送大会预算表请转请西南政委核给以利会务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关于举办年会等情的文件》，020-007-111，1936，广东省档案馆藏。
[132] 《收支报告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3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3] 《讲演词 主席梁漱溟先生开幕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9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4] 《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35] 补助方法如下：一、本社第四届年会各省市出席社员，除广州外，一律予以补助。二、补助费以国立中山大学捐赠之四千元金额，除去本社专任干事一人出席年会来往川资后，分配之。三、补助费分四级，参照各省市至广州旅费之约数订之，各级包括之地点如左：第一级：北平、河北、山西、绥远、山西、四川、贵州、云南、其他边远各地及国外；第二级：山东、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安徽、青岛；第三级：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南京；第四级：广东、福建、香港。四、各级每社员补助费之比例为：第一级5.5，第二级4，第三级2.5，第四级1。其实数于报名截止后，由事务所根据报名人数算定通告。五、本社之补助，以在规定期间直接向本社报名并亲自到会者为限。过期报名或不报名人数算定通告。六、报名而不到会者，其应得之补助费，交由理事会另行支配用途。七、团体社员出席代表致补助额与个人同，由该团体正式通知规定之代表人（以每团体一人为限）领取。一人如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团体，补助费仍以一社员计算。代表人如系个人社员而领有个人补助费者，不得再领团体补助费。八、补助费由事务所会同年会筹备委员会，于大会期间分发之。《校闻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要讯：出席社员川资补助办法》，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036期，1935-10-26。
[136] 《照案函国立中山大学邹校长附具领据请照拨补助本社出席年会社员川资国币四千元仍请饬知会计部暂予保存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关于举办年会等情的文件》，020-007-111，1936，广东省档案馆藏。
[137] 《重要公牍 公函》，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2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8] 《函广东省会公案局、宪兵司令部广州戒严司令附送本会证章予以出入自由之便利由函广东宪兵司令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关于举办年会等情的文件》，020-007-111，1936，广东省档案馆藏。
[139] 《中山大学教职员宿舍》，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40] 方惇颐：《本社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41] 方惇颐：《本社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42] 《结束会议纪事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