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7日，社教社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提案“本社拟与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术机关在广州合设实验区案”，决议公推金湘帆、萧冠英、崔载阳、徐锡龄、梁漱溟、俞庆棠等六位社友组织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由金委员召集[96]；会议上通过《合办实验区办法》，社教社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合办实验区设董事会，由主办机关各派3人，另由董事会聘请2～6人组织而成，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会内设常务理事三人，任期一年，由全体董事互推。董事会对区负责筹划经费、视察工作、审核计划，并聘请区主任及主任干事。实验区内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主任干事[97]一人，负责综理区务，主任干事经区主任同意后聘请其他干事。从实验区筹备会出席会员[98]情况看，实验区的顶层设计由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负主责，尤以社员崔载阳、徐锡龄为最。
1936年3月22日，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要讨论了由俞庆棠、崔载阳、徐锡龄拟定的实验区章程草案，决议推定林砺儒、黄希声、崔载阳、徐锡龄共同商定，以备下次会议讨论之用。按照选址标准[99]，筹备组先后探访鹤山之越塘、金岗镇，清远之后岗、周心墟，增城之镇龙、岳潭堡及花县之新民埠等地。将访查所得，报告第二次筹备委员会议，经选定以增县镇龙为实验区地址。[100]并第二次筹备会时发布实验区章程，实验区名字正式确定，实验处总办事处拟设镇龙。筹备会按照实验主旨，对其进行详细分解：（甲）关于推行普及教育：（1）教育在普及一地方之儿童、青年及成人；（2）经费要节省；（3）编制要顾及不同年龄之受教育者有继续进修之可能。（乙）关于适应生活需要：（1）教育以民众生计为中心，以复兴民族为鹄的。（2）教育材料应从生活需要中选取。（3）教育历程要充分利用各种活动。（4）教育效果要能行于日常生活。实验区组织系统如图3-12所示。
图3-12 花县实验区组织系统图（1937）[101]
图3-12是该实验区开幕之后，依据事业事实需要，经过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组织系统图。实际上，在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后已有一个实验区组织系统图，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细化事业部分。前者仅有事务处和研究委员会以及地方建设部和青年训练班等笼统内容，而图3-12中，经过实地调查，配合实验纲领[102]，实验委员会直接被乡村青年学校、实验乡村基础学校和乡村事业辅导处所取代。实验区的顶层设计并非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董事会会根据实验区事业实验而进行相应调整。
1936年6月，经过两次筹备会会议，崔载阳乘赴北平参观之便，本着“诸事具绪”的豪迈心情，专程到无锡与社教社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商定主任干事人选问题，决定聘请王璋女士为主任干事，并请邵晓堡、陈益华担任干事[103]，“希望能协同王女士下旬南下，尽快开始工作”[104]，急迫推动实验区心情，跃然纸上。按照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实验区将于6月1日开始办公，并已派人赴增城镇龙专事调查，为草拟工作计划标准作准备，计划9月1日正式成立实验区。可惜，“至九月间，调查始蒇事”，“九月二日，我们一行北来者抵粤，当时闻得镇龙区址，正在变更期中，遂追寻各先生所选看之各地，花县之平山、两龙，新民埠；最后亦去增城县之增龙及朱村，总觉得各地条件，不合乡教区筹备会议时所定之选区标准”，“九月十三日，到花县之龙翔市，调查结果，多数条件，尚合于选区标准，遂以最后看到之地点，而决定作为区址”[105]，实验区相应更名。《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亦持相同报道。[106]很有意思的是，《社友通讯》上却用“因种种原因”[107]一带而过。实际上，选区标准早在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就公布，先后还比较了数处地址后选定增县龙翔，且已在此处开始数月筹备，印章及其他均以备案，此时更址给出“不适符董事会选址标准”理由，难免给人牵强之感，或许人事变革是主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实验基本区及扩充区亦随之发生变化：“甲、以龙翔为中心，周围村落自成一社会单位者划为基本区，共三乡一镇二附庄。乙、以龙翔为中心，划周围十里内外之村落为扩充区，共包括二十三乡三镇。”[108]也就是说，花县实验区包括基本区和推广区，其事业实验“这个实验区的做法和一般乡村教育及乡村改进事业等来比，有很多不同，她的路线是：一、训练乡村青年干部，培养农村自力再造之中坚人物；二、试办乡村基础教育，建立农村文化中心之一元机体。她预计在三年之内，在全区二十六乡镇里面，最少须训练出二百个男性青年干部，分布全区各村庄；来做乡村自力引发的根苗”[109]。实际上，9月16日部分工作人员陆续下乡，筹备一切，10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之后尚有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直至11月15日，方才“阵营扎定，全部人马齐备”。与之前的增城实验选址相比，实为仓促。工作人员初到龙翔，“当时什么都没有，只能做些眼看口说的工作，巡游各乡村，谈谈乡情，做做朋友，除此之外，尚得煮饭洗衣”。总办事处设在跃云书院，因该处原系驻扎军队之用，“乡村人民，对于我们的说法，是男先生教男乡民当小兵，女先生是教女乡民做兵婆”[110]，工作人员最终通过与区乡镇长频频“上茶楼”，打开了工作局面。
表3-10 花县实验区干事分工及下乡时间一览表（1936）[111]
续表
实际上，董事会人选亦在变化之中。第二次筹备会议推定董事会及区主任人选：“一、董事：（1）萧冠英、郑彦棻、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2）黄麟书、黄希声、徐锡龄（广东省教育厅）；（3）梁漱溟、钮永建、俞庆棠（中国社会教育社）；（4）邹海滨、钟荣光、林励儒、晏阳初、金湘帆（聘任董事）；二、常务理事：邹海滨、黄麟书、梁漱溟（或俞庆棠）；三、实验区主任：崔载阳为实验区主任，徐锡龄为副主任。”[112]1936年10月22日，花县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国立中山大学办公室会议室召开，追认广东花县龙翔为本区区址，并定名为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暂设在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内。[113]董事会成员组成发生了些许调整，如表3-11所示。
表3-11 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一览（1937）[114]
从表3-11可以看出：与第二次筹备会议议定名单相比，社教社、国立中山大学董事名额保持稳定，而三方之一的广东省教育厅名额因行政职务人员调整而变化较大，原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被现任厅长许崇清所替代，常务理事亦随之发生变更；徐锡龄亦因调至私立岭南大学任教授成为聘任理事，替代原计划名单中的邹海滨；而原来教育厅理事名额被继任科长刘蓉森所填补。“嗣以政局关系，黄麟书、徐锡龄、冯锐先后离职，广东省教育厅改派许崇清及刘蓉森为本区理事，董事会并推许崇清为常务委员之一，再聘徐锡龄为本区董事，仍兼区副主任。”[115]社教社三名董事中，钮永建、俞庆棠均为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的核心人物，从客观上保证了花县实验区顶层设计时可以全面、完整汲取社教社洛阳实验区实验心得。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二次筹备会议中，常务董事名额名单中梁漱溟为社教社正式人选，俞庆棠以括号中的备选名单出现，到了正式董事会名单公布时，俞庆棠成为常务董事。按照董事会规定，常务董事产生是董事从合办单位人选中推选，并征询该人同意后确定，依梁氏在社教社第二届、第四届年会时“舍我其谁”的热烈表现，对于此事他应该顺水推舟，担任该实验区的常务董事。这个细节再一次传递着梁漱溟作为社教社的常务理事，对该社事业进展已远不如之前热衷。究其原因，应与他对乡村建设的理念与社教社渐生间隙有直接关系，他对社教社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的评价，亦佐证了这一论断。
按照总体设计，实验区开办费由社方担任，经常费由国立中山大学及广东省教育厅互商分担。此外主任干事一人薪金，除由经常费负担三分之二外，另由社教社在年会存款中负担三分之一，二年为限。筹备会专门列出实验区开办第一年的经常费预算16800元，分俸给、办公、事业三项，平均每月支出1400元，进行了专门别类、事无巨细的顶层规划，如表3-12所示。
表3-12 花县实验区经费预算表（1936年7月—1937年6月）[116]
续表
续表
表3-12显示，筹备委员会对实验区的经费预算是按照比例分配，薪金占了总经常费的55%，办公费为10%，事业费为35%，主要参照教育部对社会教育中心机关——民众教育馆经费比例的规定：“民众教育馆经常费分配之标准，薪工不得高于50%，事业费及设备费不得低于40%，办公费10%。”[117]12月8日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亲自到会，通过由社教社补助经费500元作为临时经费开支决议。[118]实际上，随着实验区组织系统发生变化后，花县实验区经费预算亦发生了变化，每月总预算为972.22元，比原预算770元高出200元之多，支出分为四部分：（1）俸给费为486元，其中主任干事为80元（社教社补助小洋60元不计入）、干事306元（月薪63元1人，56元1人，49元3人，40元1人），助理干事73.5元（月薪28元2人，17.5元1人），工友工食为26.5元。（2）办公费为70元；（3）购置费为15元；（4）事业费为401.22元，其中乡村青年学校205元、实验乡村基础学校66.4元、乡村事业辅导处为129.82元。调整后的薪工费、办公购置费、事业费比例分别占总比例49.99%、8.74%、41.27%，符合《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的经费比例分配，保障了实验区事业实验有序开展。
与洛阳实验区相同的是，社教社对花县实验区给予舆论上的支持，在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花县实验区的各类进展文章，还专门在第5卷7、8期合刊推出“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专号”。专号中还专门刊登一首署名“南”的小诗：“在南国，耕耘这一角之地，撒下些有用的种子，想叫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只是——热情，真诚的心，书生的理想。谨将此小小的专号，献给热心民教，从事民教的社友们，敬盼着给我们以指正！”[119]花县实验区于1937年1月24—25日正式开幕，举行各式展览（工作、农事和卫生展览），并进行民众体育比赛、演说比赛、游艺表演、幻灯放映等，典礼极为隆重。
图3-13 《社友通讯》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专号书影（193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