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两界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近代以来，提倡社会教育的人士与其他社会改造论者一样，都迫切希望能够获得教育改革话语权，左右政权的能力大小是实现前提。不少专家热衷行走在“行政与学术”双轨道中，与国民党元老、权力新秀以及各省实际掌权者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资源来增大“梦想成真”的砝码。而政府亦希望争取学界支持，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曾专门指出：“办社会教育的机关，借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借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177]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有“由本社组织委员会研究政教合一之办法案”，决议“公推相菊潭、赵步霞、彭百川三先生为委员，由相先生召集”[178]，与政府彼此借力。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的政教合一的事业实验，是社教社与政府双方联合的尝试和探索的结果，实验成果的推广所彰显的政治与教育良性互动，不仅巩固和提高了社教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的社会地位，而且共同主导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径。
社教社的政治资源来自骨干成员对社会变动的新挑战的回应能力。“教育是一种推动社会的力量，要和政治经济等改造携手共进，才能表现效能。民众教育者从他们的言论看去，决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他们多相信教育的力量是有限制的，当前的环境是不乐观的，然而他们不肯束手以待环境的改善，或冥想理想国的降临，更不肯离弃了实际的工作来空谈路线理论。这是他们所异于经院派学者或玄想的激进党人之处。”[179]社员通过年会提案或其他方式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学术团体对政府、地方对中央、社会对国家政权的要求与愿望，经过大会讨论形成的年会决议案，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政教合一就在使政教的工作连锁进行，并且使政治的权力和教育的精神合一，使成总的力量，以解决总的问题，所以政教合一，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180]第二届年会有筹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的提案落实，紧接着，第三届年会上河南省立实验民众学校递交了“请本社拟定社教机关与其他机关联络合作之办法案”，政教合一是其目标。提案详文如下：
主文：呈请教育部转呈中央通令各省市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切实合作，以期收政教合一之效果案
理由：
（一）作君作师是中国自来政教合一之先例。
（二）欧美各国遇有特殊问题，多取决于大学教授，即为政教接近之表现。
（三）中国近代政教分家，主政者类皆漠视教育，地方土劣，又从而把持之，虽仅学者鼓吹说法，然多受政治影响，不能见诸实行。
（四）社会教育为唤起民众之基本工作，但非与政治携手，不能收功倍之效。
（五）现国家忧患并臻，不可终日，而一般民众犹在五里雾中，若不经一番紧急训练，则麻木沉疴不能拔除。然单靠教育，绝难奏功，亟须政教合一，使全国民众均有保乡保国之精神，兴谋生讲礼之风尚，则庶能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办法：
（一）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中小学一律联络行政机关兼办民众学校，内设成人青年小学三部。
（二）呈请教育部转呈中央令各省市行政长官须负教育重大责任，以谋政由教出之成就。
（三）由各省市政府严令地方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合一，贯澈政教合一之主张，以奠乡村建设之根基。
（四）访造贤良、扶植正绅，为推行政教合一之步骤。
（五）由各省市政府严令各地方行政机关于各该管辖区域内将所有民众分期训练，以成绩优劣为考成之标准。[181]
该提案经过大会讨论，形成“交理事会于整理中心提案时参考”决议。社教社不仅通过提案、决议案来表达意见，历届年会都提前函请党政两界的代表出席，直接促进政教两界联合。如第一届年会出席的有：中央党部代表杨栋林、教育部代表彭百川、浙江省党部代表胡健中、江苏省教育厅代表相菊潭、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浙江省政府代表王继曾。[182]第三届年会应邀出席代表增加到41家；第四届年会邀请到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区芳浦、教育部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以及山东、广西、河北、河南、江西、湖南等教育厅代表，“诸先生暨来宾旁听社员等计四百余人，济济一堂，情形异常热烈”[183]。理事会更是频频在年会上强调，希望中央最高的党政机关继续给予该社指导帮助，如第三届年会总干事俞庆棠致闭幕词中谈道：“本社社员都是在社教埋头工作的人，平时或没有多少机会，能够与政府常常接近。我们只有希望中央最高当局顾念民族的危机和我们为民族努力的诚意，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事业，而常常予以同情与指导”。[184]社教社事业开展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发西北’的一个口号，在今日到处可以听到，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表现着，譬如本社在洛阳创设实验区，本届年会在开封举行，皆含有这种用意。原想乘年会之便，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以便协助该处教育之改进。会前即订定了办法，公开征求团员。”[185]质言之，社教社的洛阳实验区开办、年会地址的选择以及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等均为响应政府“开发西北”号召，将社教社事业发展归置于政府工作计划的同轨道内。
图3-16 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筹建时的题词（1934）[186]
图3-17 政学两界为洛阳实验区一周年题词书影（1935）[187]
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实验区的初衷是“倡导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并研究及实验中原及西北之社会教育问题”，在实验区筹备及一周年之期，社教社社刊《社友通讯》先后推出专号，“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请来知名社员陶行知题写标题，还请了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及社会名流王次甫、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题词助威。“洛阳实验区第一年实验专号”，更是不惜拿出三期合刊的篇幅，不仅请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题写专号名称，还邀请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第四陆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盛士恒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行政要员、社会名流题词造势。1935年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添聘祝绍周为董事，刘峙、戴季陶、陈立夫、张继四人为名誉董事，“此次所聘之董事暨名誉董事，或则提倡开发西北，或则热心社会教育，洛阳实验区区务，今后之能长足进展，当为意料中之事也”[188]。显然，政界人士的身份更为社教社所看重。
除积极邀请党政界人士参会，社教社还通过一系列决议案，积极配合政府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复兴民族成为时代强音和最大政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直接间接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社教社的历届年会，多有围绕该主题的特别议案通过，以民间立场，积极配合着政府的对敌策略。第一届年会，雷沛鸿、俞庆棠与赵冕等人联合提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特别议案，号召各社教机关要灌输救国教育精神，并确定救国教育的目标与方法。经大会审查、修订案通过，并递交教育部。教育部几乎全文采纳，以《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为名颁布，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189]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案”中心议题作为特别类议案。1934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意志消沉，有鉴于此，社教社通过《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进行案》特别提案，要“振起国族精神”“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等，以期配合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备战，“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190]此番事业，被国立中山大学崔载阳认为“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191]，将之归为倡导民族教育的先锋。
实际上，花县实验区前置三合办机关的排序变化，同样在传递着社教社及国立中山大学的“弦外之音”。1936年1月17日，社教社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合办实验区办法》中第一条规定：“定名：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某某乡村教育实验区”[192]，到了筹备以及实际命名时，广东省教育厅被排在国立中山大学之前，如此凸显出教育行政的地位，应与借助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教合一”事业实验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强制征学制，军农合一，造产运动等事业，背后都是政治权力的力量推动。“因为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绝非人财两缺的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任，因之，与其他事业机关联络战线，确属经济而两便，洛阳实验区即本此旨而实行。”[193]政治力量被列入征学制建立的第二精义。“因为有了最经济的方法，必赖政治力量以推行，方能发生教育力量，过去民众教育力量实施之困难，其症结即在政教分家，教育事业没有政治力量以资推进，困难问题没有政治力量来解决，因之费力多而收效少。”[194]花县实验区工作人员反思一年来的实验区工作，认为实验区“在过去，也曾得到学术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合作，也曾得到多少政治的助力。但，总觉得还是太少。将来实验区所训练的青年回乡服务，乡村基础学校制度之推广，普及教育之推行，经济事业之开发，在在需要各方力量尤其政治助力，始能进行顺利。如普及教育之推行，实不仅技术问题，而政治力量亦有其决定作用。目前实验区是需要从政府请得若干权力可以自由支配及得政府明令各区乡村长对区之尽力协助。即经济方面，亦需赖各方学术团体以及政府农业机关之协助与合作，如是，事业之安排与实验之进行，始不至捉襟见肘”。[195]此言背后，寻求政治力量作为助力是主要诉求。
社教社之所以如此热情广邀党政两界人士参与年会，究其原因，可大致归为三个：一是该社遵循民间学术团体年会规定[196]；二是该社为推进社教事业发展，积极追求“政教两界沟通”，以期寻找能将“书生之见”化为“指点方遒”的机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究系学术团体，只能尽提倡设计之责，至大规模的推行，则须得行政机关之主持”[197]；三是政府亟须与教育团体合作，为其政策设计、制定及推行寻找教育界支持，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颁发的社教法令、规程有很大一部分与该社提交的提案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社会教育家群体通过社教社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现在外的，更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是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
近代中国各种教育思潮显示知识分子群体（学界）的团体力量，政府希望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而要争取学界支持，政府对其关切的教育课题及理念必然有所回应，设法将其建议纳入政策，化为具体实践；而学界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以便其理念、目标能转化为现实。从效果看，政学两界相互妥协所构成的合力，相辅相成，使得社会教育既不会流于口号、形式或一纸具文，又不至于因为经费的短缺或个人能力的限制、位置变动而昙花一现，社会教育因此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
综之，无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还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抑或以乡村青年学校为中心的乡村青年训练、以乡村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实验；两个实验区最为注重的，是为各式培训、训练制定详细日程表（如表3-3、表3-7、表3-8、表3-14），这些日程表背后的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198]“本区一切事业进行，务须本洛阳县政府之县政进行及区署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其他乡建机关切实联络，以谋建国方针的齐一而收政教养卫合一的实效”。[199]花县实验区时时强调训练乡村中坚人物，以民族教育、国难教育为中心，使他们负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再造乡村复兴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科泽认为：“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200]在集体生活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等概念因特定生活课程安排而具体化，成为引导、强化学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而象征符号和仪式作为社会动员、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和社区的认同和强固功能，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过程得以生动呈现和充分展示，“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201]。各种训练班、民众基础学校的生活课程安排中，教员们的身份、主要内容以及口号等，都成为国民党“党治”权威下基层社会渗透的文化运作方式，构建的集体记忆为国家观念、政党认同做了坚实铺垫。“（洛阳实验区儿童高级班升旗典礼，笔者注）民族意识是我国教育所亟应培植的，每当上早操时前，朝气方盛，即撞钟升旗，全体肃立致敬，村民每个人的心中又是怎样的动**着国家观念呢？”[202]实际上，无论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均利用这种制度设计，将彼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进行抽丝剥茧，凝炼为集体记忆的简洁文本，在这“丰富”与“简洁”背后，体现的是实验区在进行集体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维途径（包括时间、空间和仪式议程、宣传口号等），而每一种途径都在为实验区“政教合一”的实验目标制造着可能。借助这种富含象征与隐喻的多维途径，社教社的精英们向实验区的民众们渲染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民众们身处其中，民族国家、党治文化、合作经济、新生活运动等流行话语体系，被安插在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实验事业中，多向度渗入他们的社会日常生活，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愿等三民主义符号被广为认同。洛阳实验区管教养卫实验事业[203]，花县实验区的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绝不仅简单地将政治秩序投射到象征层面，还为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新的佐证，为新形势下政教合一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单就完成六年计划的洛阳实验区来看，如果从实验区董事会的顶层设计和结果来看，偏于一隅、似乎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进行，其实验结果甚至与国家重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容纳儿童、青年、成年于一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新县制不谋而合[204]，折射到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实践中。从这个角度讲，社教社合办实验区的价值和结论，似有重估的必要。
[1] 郑一华：《几年来民众教育中的矛盾现象》，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2] 许公鉴提案，认为社教社应订定中国社教研究实验事业总计划，支配各地社友分别研究实验，分工合作，按期进行，改变之前向无联络、各就所好、各行其是的局面，大会通过“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实验事业协进会，委员人选及详细办法，交由理事会斟酌办理”决议。许公鉴：《如何谋研究实验事业之分工合作案》，《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6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 高阳按照理事会安排，专函晏阳初，邀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加入“研究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11月11日，晏阳初回复高践四，欣然应邀入会，并提出通信联络各地的建议。“践四先生有道：敬复者：奉读大函，敬悉一是。中国社教社组织研究实验协进委员会，邀约敝会参加，欣兴良深。惟弟意同仁散处各省，召集不易，如用通信商讨阐明，以为如何？承赐表格，谨择其简要者填写奉上。敝会在定各部分工作，正在研究实验之中，较为复杂，原寄表格难于填写。另由邮寄奉最近敝会工作简要小册数本，即请察收转致为幸！专此奉复，顺颂 大安 弟晏阳初拜启”《复高阳》，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书信卷（1916—1989），376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4] 理事会公推高践四、彭百川、屈凌汉、尹全智、杨效春、江恒源、周德之、张永荣、马祖武、雷沛鸿、罗廷光、相菊潭、雷鸿堃、王公度、刘宰国等参与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召开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5] 《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15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6] 陈大白：《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7] 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8] 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9]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0] 实验区的顶层设计，早在1933年8月就开始进行。以“民众教育培植国民力量、树立自治基础、唤起民族意识、复兴中华民族、增加农业生产、改善经济组织、促进乡村建设、充实人民生活”为目标，制定了13条原则，如教养卫合一、自治区民众教育与区农业指导合一、以区为单位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做学教合一、改进生产能力实行经济合作、训练民团寓兵于农、以全区为学校以全区民众为学生以乡村建设为课程等；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期间，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赵光涛提交“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大会决议由理事会推5～7人组织设计委员会，计划一切创办事宜，并募集捐款作为开办费用。会后，理事会推定钮永建等5人为设计委员从事实验区设计工作。《社教社筹建民教实验区》，载《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1期，1933；《社教社民教实验区计划纲要草案中之分年计划》，载《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1期，1933；陈大白：《筹备前期之洛阳实验区》，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1] 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12]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3] 《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办法》，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4] 《河南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计划大纲》，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5] 《洛阳实验区董事会董事一览》，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6] 《洛阳实验区董事一览（一）（二）（三）》，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7] 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8] 实验区筹备主任陈大白专门向社教社呈请为实验区发图记一颗：“该主任为慎重起见，特呈请颁发图记一颗，随由本社拟定样式呈请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准备。顷已刻就本质图记一颗，文曰‘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图记’，业经颁发应用，并令将启用日期呈报备查”。《社务报告 颁发洛阳实验区图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9]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20] 临时设备各费或由各热心人捐募，或自行捐助。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捐助了科学仪器17件、农村工艺品14件、动物标本10件、病虫害标本46盒；赵光涛捐助脚踏车一辆、油印机一架；郭芳五捐助椅子15把；专员公署捐助电话机一架、方桌4张；王海涵捐助小算盘40把、大算盘1把等。赵光涛：《会议席上印象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21] 《社务报告 请求庚款补助费》，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22] 《洛阳实验区徽章》，《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23] （1）实施初步教育，奠定村单位实验之基础。（2）精密调查代表农村，编制村单位实验之计划。（3）组织民众领袖份子，建立村单位实验之组织。（4）联络政教热心人士，协助村单位实验之发展。《洛阳实验区筹备处计划大纲》，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24] 整理自《洛阳实验区近讯 组织设计委员会》，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25] “乡村建设是整个的，社会事业是多方面的，以民教机关少许之经济与人才，断难负此重任。所以我们主张民教机关应该与党、政、军、民事、金融、教育与合作等机关联合战线，通力合作，共谋整个乡村之建设。因为在彼为推广设施，在此为研究实验，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实施既经济而效率则甚大。”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26] 《洛阳实验区近讯 工作报告心得及困难》，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27] 按照洛阳实验区主持人陈大白的调查，他认为：“中原社会还留滞于十七世纪的封建社会，凡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习惯等与沿海诸省多所不同，因之社会教育之实施方法，亦因地制宜，吻合社会之实际需要。……中原社会还滞留在于十七世纪的封建社会，尚未受到帝国主义之侵略，所以这是中国纯粹的农村之本色。不过在此封建社会中，旧礼教旧势力的确是很大，民教事业之推动，是很感困难。我们从事社教者如何借旧势力来建设新力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陈大白：《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28] 《洛阳实验区近讯 开幕典礼》，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29]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开幕典礼》，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10期，1935。
[30] 陈大白：《写在前面》，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1]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32]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33] 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6。
[34]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35] 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6。
[36] 吕庙村地处洛阳县城东北约15里（1里等于500米），距本区区公所平乐村约7公里（1公里等于1000米），本村依据保甲制度编制，隶属第三区65保，联保办事处设在该村，132户村民分属于12甲，50.75%属于自耕农，佃农兼自耕农占总户数的28.03%，地主仅4家，占总户数的1.52%，本村土地系黏质壤土，多属坡田，灌溉不便。盈亏户数为73户，占总户数的55.31%，盈余49户，占总比例的39.12%，盈亏相抵的12户。全村人口总数755人（其中13～18岁人数为85人，占总人口总比例的11.25%；19～39岁人数为269人，占总人口比例的35.63%），务农为50.99%，做笔、赶轿车为该村农户特种副业（做笔26人，赶轿车15人），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的61.45%。该实验村设有县立第22小学和县立女子短期小学各一所，学生70余人（男生40余人，女生30余人），民风朴实，女子多缠足，村媪多诵读佛经，附近有西吕庙、大杨树等10个村庄。沙居易、金绍武：《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之农户调查》，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7] 沙居易、金绍武：《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之农户调查》，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38] 《洛阳实验区近况 董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39] 黄理斋：《筹备后期之洛阳实验区》，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40] 《洛阳实验区吕庙实验村强迫征学办法》，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7期，1935。
[41] 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42] 陈大白：《征学制实验之发端》，载《社友通讯》，第3卷7期，1935。
[43]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4]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5] 大队长为全队最高领袖，在教学与管理上，都站在最重要位置。主要职责为：大队集合时司令、晨操升旗司令，精神讲话、新闻报告、视导教学、主席法纪会议、设计社务服务及教学研讨会主席等；中队长为全中队最高领袖，司点名、整洁监导、指导教学准备、参与法纪会议、维持秩序、视导教学、视导整洁检查、轮值新闻报告；大队长缺席时，得临时代理之。小队长为全小队领袖，也是基本干员。司整洁检查、纪录训练、违警纪录；导生上课时，司准备指导、复习指导，并为上下课时司令，各种活动均由小队长维持秩序，且参加法纪会议，执行惩处。
[46]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7]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8]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49]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50]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1] 金绍武：《民众基础教育之普及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2] 按照规定，学员一次无故不到，罚站听1小时；两次无故不到者罚灯油一斤，三次无故不到者罚煤炭100斤，四次罚送区署转送县署，罚劳工7日。
[53] 金绍武：《民众基础教育之普及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4] 陈大白：《乡村社会教育之实验研究》，载《教育杂志》，第33卷11期，1948。
[55] 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6] 这5所合作社性质均为无限责任，其中3所是信用兼营（吕庙实验村的兼营毛笔产销、小王村合作社与东马村合作社均兼营棉花运销），大王村和董村均为信用合作社，社员数最多33人，最少22人，股数25～99不等，股金32～198元不等，5处共有社员132人，92人为自耕农，23人为佃农；5处合作社共有214股数，股金396元，从开展业务看均为借款（大王村的395元，小王村的470元、东马村的为640元），3村共有85户借款；从借款用途看，多用于生产方面，如有32户买农具，19户买肥料，14户买牲畜，凿井者为6户；亦有6户用于还高利贷，8户其他用途。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57] 《洛阳实验区启事》，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58] 表格说明：（1）表中知识能力一栏中：1为粗通文意及略识文字，2为略识文字。（2）职业一栏中“*”代表务农兼做笔。（3）推定方式有拟定和商定两种，有合作社者均为拟定；无社的各村均为商定。详见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59] 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0] 笔者整理自王怀良：《农村合作事业之训练与指导》，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1]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3页，中原印刷所，1940。
[62] 赵泉民：《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4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3] 《各省信用合作社分布状况表》江苏栏，见《申报年鉴》，第1078页，申报年鉴社，1936。
[64] 王志华：《推进江苏合作事业之意见》，载《中央日报》副刊，《大道》，1930-05-27。
[65] 因为实行强迫方式，全区98名保甲长、推广区塾师25人全部参加，临近地区27名塾师慕名而来，壮丁训练更扩展至四联保、26个村庄的1659名壮丁。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5。
[66] 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67] 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8] 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9期，1936。
[69] 实验区专门拟定10条口号：（1）我们要自卫卫国！（2）我们要自养养群！（3）实行军农合一！（4）民众武装起来！（5）我们誓为政府后盾！（6）大家精诚团结！（7）恢复中国领土！（8）复兴中华民族！（9）三民主义万岁！（10）中华民国万岁！这些口号将家国责任、民族复兴与军民训练对接起来。
[70] 邢广益：《非常时期军农训练之实验》，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71] 除去吕庙实验区，推广区内皆为私塾，设施简陋，陈腐保守，实验区利用旧历年，利用受训保甲长组成的学务会，将推广区中14村的25所私塾，归并为14校，并借此甄别塾师，将已强迫受训的不合格塾师清退，后委派合格毕业生前来任教。
[72] 在具体实施中，即以联保为下级行政单位，凡联保内的民众学校校长、乡村小学校长与壮丁队队长均由联保主任兼任，以统一行政职权，增进行政效力。
[73] 钮永建：《村单位强迫造产之中心组织》，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74] 《洛阳实验区近讯 实施造产训练》，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75] 贾极愚：《洛阳实验区视察记》，载《政治旬刊》，第1卷14期，1936。
[76]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77]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164页，中原印刷所，1940。
[78] 江问渔、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第3卷，40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
[79] “家里有病人，自己在到洛阳去五天以前发热了三天，自己学校里的成绩展览会，都没有参加，个人经济也有一些困难，筹这项旅费，也是一个小小的问题。精神是十二分的颓丧，受了环境的刺激，一个人死气沉沉，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似的；做事的时候，不是没精打采，就是大发脾气。我想旁的事情都不打紧，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去了，误事有余，成事不足，我对于社不去的贡献，比去的贡献要大，我决计不去。然而日子一天近似一天了，电报快信雪片似的来催，还是大家都有的理由，都不肯去！唉！本社事务所没有人代表出席，说得出么？八月十七到十九的年会在开封开会，现在一个人都不去，夏天拥了许多人去，说得过去吗？呀！我真是焦急万分了，果然这样困难么？我没有法，只有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匆匆忙忙的乘坐三月二十九无锡的半夜车，呜呜的去了”，俞庆棠：《到洛阳去》，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80] 《社务报告 赵常务理事西北归来》，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81] 《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82]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前言，1页，中原印刷所，1940。
[83]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述论——以年会（1932—1936）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2）。
[84]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5页，中原印刷所，1940。
[85] 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5。
[86]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25～26页，洛阳实验区自刊，1940。
[87]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27页，洛阳实验区自刊，1940。
[88] 俞庆棠：《中国民众教育之演进》，载《民众教育月刊》，第1卷4期，1936。
[89] 《民众教育法规汇编》，14～18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
[90] 《洛阳实验区实验完成》，载《教育通讯》（汉口），第3卷29期，1940。
[91]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扉页1～2页，中原印刷所，1940。
[92]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近讯》，载《建国教育》，第1卷3、4期合刊，1939。
[93]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94] 《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95] 《花县实验区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96] 《两次理事会议记 第十三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97] 实验区筹备会制定选择主任人员的十条客观标准：（1）曾受教育专业训练，并办理民教实验事业者。（2）有从事社会教育事业之志趣与能力者。（3）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能刻苦耐劳者。（4）能通本地语言者。（5）能深入民间者。（6）能认识社会问题，并能设法解决问题者。（7）能组织民众并领导民众者。（8）能运用科学方法满足民众需要者。（9）有创造能力及研究兴趣，以推进实验事业者。（10）待人诚恳和平，处事有热诚毅力者。《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 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镇龙村教育实验区章程》，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98] 花县实验区筹备期间先后召开多次筹备会，以第一、二、四次筹备会召开地点及出席人员为例。（1）第一次筹备会，1936年3月22日，会议地点在广州市财政厅前太平餐馆，出席者：邹海滨、黄麟书、萧冠英、黄希声、郑彦棻、林砺儒、徐锡龄、崔载阳；（2）第二次筹备会，1936年5月8日，中山大学会议室，出席者：邹海滨、萧冠英、郑彦棻、林砺儒、金湘帆、黄希声、徐锡龄、崔载阳；（3）第四次筹备会，1936年5月20日，广东省教育厅会议室，出席者：萧冠英、许崇清、金曾澄、崔载阳、郑彦棻、徐锡龄、黄希声、刘蓉森、林砺儒。《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记录》，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6。
[99] 选择实验区地址之客观标准如左：（1）距广州以一日可来回为宜。（2）民众教育程度不要太高。（3）富力不太大亦不太小。（4）壮丁与青年所占成数，以较多为宜。（5）能自成一社会单位（Natural Community）。（6）居民多为直接生产者。（7）人口约五千至一万为宜。
[100] 《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101]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02] 实验事项纲领有三：（1）训练乡村青年，养成乡村服务之中坚人物；（2）普及乡村教育基础，建造乡村文化之中心组织；（3）倡导乡村建设，并试行普及教育办法。
[103] 按照事先约定，主要工作人员由中国社会教育社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选定，协商推荐一位合适人员，由联合起来的三方面任命，参照实验区章程规定的10条主任人员客观参考，推定王璋及陈、邵三人。三人均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其中，王璋系民众教育系毕业，曾任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及南通民众教育馆研究辅导部主任，继即赴日留学，专攻乡村教育、农村经济等科。陈益华毕业于农师科，历任该院研究实验干事，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乡村师范教员及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指导员等职。邵晓堡历任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主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干事，浙江省立实验农校教员，安徽省立第一民教馆生计部主任等职，并著有《农事指导》一书。储心斋：《忆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 第25辑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117页，自刊，1991；《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104] 《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105] 王璋：《二月余来寸进工作之报告》，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06] 实验区更名函请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鉴核备案，原函如下：“敬启者：本会日前决定实验区区址设于增城镇龙，定名为‘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镇龙乡村教育实验区’，并曾分函各机关在案。现以增城镇龙未尽适合选区标准，经于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定花县龙翔为实验区区址，并决定区名改为‘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又同日会议决议董事会及实验区各刻印章一颗。董事会印章文曰：‘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之钤记’，实验区印章文曰：‘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钤记’。均经记录在卷。现查董事会钤记经于本月二十四日启用，实验区钤记亦以颁发该区应用，除分函外，相应录案连同印鉴二纸函达，敬乞 鉴核备查为荷！闻校长业已照准备案，并经致函董事会查照云”。《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印鉴准备案讯》，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283期，1936-11-04。
[107] 《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草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08] 总工作范围为26乡、139个村庄、9858户，人口共计51506人，乡民以耕地为生，实验区共有耕地45050亩。其中基本区的3个乡村共有1563处农户8898人，有小学两处、私塾7处，文盲约有57000人，失学儿童约925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草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09] 邵晓堡：《介绍南国的花县乡教实验区》，载《乡村建设》，第6卷10期，1937。
[110] 王璋：《二月余来寸进工作之报告》，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11] 王璋：《二月余来寸进工作之报告》，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12] 《乡村教育实验区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113] 《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14] 《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15]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16] 《花县乡教实验区制定进行计划暨各项章则》，载《民众教育通讯》，第7卷1期，1937。
[117] 《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见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法令汇编》，99～10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18]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19] 《前奏》，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0] 《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1] 《后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2]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23] 《乡村青年训练设施法则》，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4] 《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草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5] 王璋：《二月余来寸进工作之报告》，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6] 整理自《乡村青年训练设施法则》，载《社友通讯》，第5卷7、8期合刊，1937。
[127] 扫除校舍准备膳食均为分组轮流；星期日除轮流省视外，其余留校者生活日程表调整为：（1）上午学科停止，8：00—10：00为全校大扫除，留校学生均需参加；10：00—12：00为全身洁净。（2）14：00—15：00自由作业停止。（3）下午各科停止，13：40—19：00，为乡村访问自由活动时间。（4）19：00—21：00改为集体娱乐。（5）遇有特殊情形时，本日程得临时变更之。《花县乡教实验区制定进行计划暨各项章则》，载《民众教育通讯》，第7卷1期，1937。
[128]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29]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30]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31] 《乡村基础教育实施标准》，载《民众教育通讯》，第7卷1期，1937。
[132] 王璋：《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计划大纲》，载《乡村建设》，第6卷8期，1936。
[133]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34]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35] 《花县乡教实验区制定进行计划暨各项章则》，《民众教育通讯》，第7卷1期，1937。
[136] 石玉昆：《广东省的社会教育》，载《教育与民众》，第10卷6期，1941。
[137] 林槐：《考察纪实》，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38]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39] 陈大白认为：“于是两个提案，变为一个决议案，两个动机，造成一种事业，洛阳实验区就在这种巧合之下着手筹措；以社会教育来开发中原，就成为民众教育的新兴运动了。”陈大白：《筹备前期之洛阳实验区》，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40]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141]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2～7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42] 《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143] “民教范围极广，我们的责任极其繁重。但以鉴于国际之情形，及乡村崩溃已至极度，顾在第二届年会提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问题作工作之目标，此次更作深刻之讨论。虽然一时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工作方向确定在此”。《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5～1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44]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5～7页、1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45] 步骤有四：（1）先由联保作起；（2）每联保之保长准兼任联保小学校长及联保队长；（3）另设联保书记一名，小学（民校）教员若干名，联队副一名，各负一部分之责任，其工作则可交互负责，如书记亦可任课，教员亦可负联保中之一部分工作，联队副亦任小学民校之军事训练及训育等工作；（4）联保设会议，一切进行事宜均由此会议中解决之。《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7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146] 原提案理由为“南京为首都所在，安徽黄山为极有希望之风景区域，创办实验区，易收推行社会教育之实效”，套用洛阳实验区办法，“由理事会聘请首都与安徽之社友，与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安徽省政府教育厅作初步接洽，如两处当局感觉需要，再由理事会正式洽商”。《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5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47] 刘宰国提案主文为“积极筹设西安民教实验区，以普及西北民教推进西北文化巩固西北国防案”。《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5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48] 《两次理事会议记录 第八次会议》，《本社二十三年度社务进行要项》，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149] 如黄山实验区，理事会第11、12次会议先后进行热烈讨论：第11次理事会时，事务所与安徽省教育厅杨厅长数次洽商，“本拟派员会勘区址，俾便着手筹备，嗣接教厅复函，以黄山尚未十分平靖，暂缓开始筹备”。8月10日，理事会第12次会议，庄泽宣提出：“黄山一带，匪乱已平，本社拟办之黄山实验区，急应积极进行，拟请推定专员与安徽省政府协商，开始筹备案”，理事会会议决议“交常务理事接洽进行，斟酌办理”。《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50] 1934年10月28日，第十次理事会议通过：“本社系学术团体，此后对于社教事业之研究与实验，只予以精神或旁力之协助，一概不津贴经常费”。《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151] 《第十三次理事会及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合办实验区办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29～13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2] 《讲演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1～93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53] 主文：本社应酌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各种民教问题案
决议：办法修订为：（1）商请教育部划全国为若干区，每区由本社主持设立实验区一处，其经费由教育部津贴，或完全拨给，其实验中心，分别就各区特殊环境规定之。
（2）由本社自划全国为若干区，分别商定各该地方教育行政当局，或民教机关合作设立，其经费由各该地方自理，或由本社酌量津贴，其事业应受本社之指导。
《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 丙、社务类》，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154] 《中心问题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6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155]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3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56] 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宗旨》，载《新民》，第1卷7、8期合刊，1935。
[157] 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载《教育杂志》，第20卷5期，1928。
[158] 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危机》，载《中华教育界》，第10卷1期，1920。
[159] 费孝通：《乡土重建》，72～74页，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160] 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报告》，2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161] 田正平：《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载《教育研究》，2007（5）。
[162] 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63] 陈礼江、陈友瑞：《农民对于文化反应心理之调查与研究》，载《教育与民众》，第8卷1期，1936。
[164] 《毛泽东选集》第1卷，39～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5]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243～2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66] 黄理斋：《保甲中心之村政建设实验》，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5。
[167]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载《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第1卷11期，1928。
[168] 心水：《现在教育制度的罪恶》，载《生活》，第5卷30期，1930。
[169] 于述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多维分析》，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170] 俞庆棠：《民众教育》，95页，南京，中正书局，1935。
[171] 钟灵秀：《识字运动的重要和推行》，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8期，1936。
[172] 中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法令汇编》，13～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73] 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5。
[174] 马宗荣：《识字运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1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75] 沙居易：《普及乡村基础教育的实验》，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76] 《洛阳实验区近讯 民众基础学校之活动》，载《社友通讯》，第3卷12期，1935。
[177] 梁漱溟：《乡村运动发生的事实经过》，见马秋帆编：《梁漱溟教育论著选》，30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78] 《社务报告 第十次理事会决议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79] 梁容若：《八年来民众教育刊物的检阅》，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180] 朱坚白：《论政教合一》，载《社友通讯》，第3卷12期，1935。
[181]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38～3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82] 《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83] 《各日开会情形》，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35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84]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85]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6～2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86] 陈大白：《写在前面》，载《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187] 《社友通讯》，第4卷1、2、3期合刊，1935。
[188] 《社务报告 聘请洛阳实验区董事》，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189] 《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3期，1932。
[190]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9～3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91] 崔载阳：《八年来民族教育之研究》，载《教育研究》第65期，1936。
[192] 《第十三次理事会及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29～13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93] 贾极愚：《洛阳实验区视察记》，载《政治旬刊》，第1卷14期，1936。
[194] 陈大白、邢广益：《洛阳实验区之新教育实验》，载《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1期，1936。
[195] 石玉昆：《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载《教育研究（广州）》，第77期，1937。
[196] “凡国内法定的人民团体举行大会，均须呈请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派员指导”，中国社会教育社系“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而成立，同时又是学术团体，所以每次年会均呈请中央党部暨教育部派员指导”。《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11～1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97]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98] 贾极愚：《洛阳实验区视察记》，载《政治旬刊》，第1卷14期，1936。
[199]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二年》，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200]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8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01] 陈蕴茜：《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载《史林》，2007（6）。
[202] 《洛阳实验区近讯 几种新的生活方式》，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203] 保教合一之事业设施可分为政、教、卫三方面，关于政的方面，中心组织为联保办公处，办理联保内容行政事业。民众组织有息讼会，调解人民诉讼纠纷；关于教的方法，有民众学校与乡村小学，包括普及义务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至于在育的方面，有壮丁之军训与社会体育运动，并设备乡村医院及医学卫生事业。此种事业内容虽属简单，但甚适实际需要，而且为各联保所必需举办者。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204]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之政治实验心得》，载《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