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员集体考察，是社教社加强各地社教机关互相联络的有效途径。社教社第二届年会，陕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李超民提交“请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案”，称中国过去教育只注意内部少数都市，而忽视乡村与边疆，西北遂陷入农村崩溃、组织缺乏和文化落伍的不堪局面，亟须发展西北，“吾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实施社教计，此均为最好努力之场，急应集中一部分之力量，以转向目标于此。然一切进行，非先事考察不为功。惟兹事体大，决非个人之力量所能济”，提出先由社教社派定西北各省社员加上自愿参加的其他社员组成考察团，经费由社教社、社员所在教育厅、中央或教育部补助及个人自筹统筹解决，区域指定为陕、甘、晋、察、绥、宁、青、新、藏各省（亦可临时更改）。大会决议“原则通过，交理事会积极办理”[126]。第二届年会将其专门列入特别议案类，由此可见理事会的重视程度。会后尽管事务所积极努力促成西北教育考察团，却因种种原因，终究搁浅。
社教社召开的第四次理事会上，钮永建、陈大白提交“开发中原暨西北教育案”中的办法之一，便是“由本社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原及西北教育状况”，陈大白还专门撰写《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介绍中原及西北地区社教及风土人情，热情动员社员参与西北教育考察团。[127]事务所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事务所方面因鉴于西北各省急待开发，关于考察问题，常在筹划进行中。现在第三届年会既经决定在开封举行，而社员通知到会者又有百数十人，此机会大可利用。因由事务所拟定考察办法，通知各社员（已经通知出席年会者）参加，并暂定开封、洛阳、潼关、华阴、西安等处为考察地点”[128]。会后，理事会按照大会决议，专门在《社友通讯》上刊登广告，布告社教社西北教育考察团办法，征求社员（见图4-9）。可惜的是，这次事务所试图组织的西北教育考察团因报名社员较少再度搁浅。
图4-9 社教社征求西北教育考察团社员广告（1934）[129]
1935年8月，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确定广州为第四届年会召开地点，利用年会组织考察团之议再次提上日程。最为有利的是，社教社理事雷沛鸿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五年之久，1933年9月主政广西省教育行政，创办并兼任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在其主持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人对其有极高评价：“治义教民教于一炉，更将军、政、经、文打成一片，事实创始，曾无例可援”[130]；“不但是标本兼顾无零杂褊狭之弊，而且有整个的政治经济力量为其前驱后援，亦比较易致功效。和其他地方的局面建设实验工作一相比论，颇使我们引起有如步枪战法和铁甲车战法的不同之感”[13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雷沛鸿的教育厅厅长身份可为考察社员提供诸多方便。社教社决定再次尝试组织广西教育考察团。“本社以广西年来教育建设等事业，进步迅速，爰利用第四届年会之机会，组织广西考察团，通知参加者，亦达五十余人。”[132]汲取前两次失败教训，社教社事务所专门拟定了《广西教育考察团办法》，如下所示：
一、本社为利用第四届年会之机会，考察广西各种建设起见，组织广西考察团。
二、本社社员凡有志赴广西考察者，均得参加为团员，惟须于十一月五日向本社事务所报名，并缴纳预定费五元，将来抵冲旅费之一部分（不交预定费者报名无效）。
三、考察之范围，凡广西各种新建设均在其列，惟特重社会教育事业及其背景。
四、考察地点及时间由本社与广西省政府商定，于大会开幕后公布之。
五、考察团须有健全之组织与完密之计划，由各团员自行会商决定，经理事会同意后施行。
六、考察团行经地点，所有舟车及住宿等事宜，由本社设法代为接洽。
七、考察一切费用由团员分担。
八、本办法经理事会通过施行。[133]
1935年12月，办法公布之后，报名参加者有增无减，广西方面亦传来利好消息。1935年12月5日，广西省政府以总字第3280号训令该省公路局，饬令该局给予社教社广西教育考察团来桂乘车免费：“案准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九六三号公函开兹乘廿五年一月在广州举行年会之便，组织广西考察团，报名参加者八十余人，函请惠予利便等由，准此，除函复欢迎并准免费乘车以示优待外，合行令仰该局，即便饬属一体遵照，该团员何时入境，另文饬知。派车接送用去燃料，准予报候发还。此令。”[134]广西省教育厅亦积极回应，承诺给予招待。《社友通讯》还专门刊登了教育厅长雷沛鸿欢迎电报：[135]当然，资助并非仅仅是社友之间的道义，更为重要的是希望考察团能给予广西建设合理建议。1936年元旦，理事会事务所紧急通告该社广西考察团全体团员，转达广西省教育厅兼广西普及国民基础研究院院长雷宾南快函，称“本社第四届年会广西考察团抵邕后，拟在研究院举行讨论会三日，请转年会同人准备等语。除于上月下旬业已分别函达外，用再通知，敬希充分准备讨论资料，以冀对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方面有所贡献，藉答广西省政府欢迎同人前往参观之雅意”。[136]第四届年会期间，雷沛鸿受筹备会邀请专门做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实验报告，向参会代表介绍其国民基础教育实验中的经济、组织和人才问题，更为广西教育考察团出行预热，“我们认定教育不能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分开，故在组织上须打成一片，广西有全省建设纲领，教育建设为其一部份，诸位如到广西考察时，一定会发现很多问题，需待我们去解决”[137]。第四届年会闭幕后的第二天，1936年1月23日，66名社员组成的广西考察团在团长俞庆棠、刘平江（时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总务部主任）的率领下，浩浩****从广州启程，正式出发。
图4-10 社教社广西考察团全体摄影（1936）[138]
从图4-10可见，第一排右数第八为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分立两旁的，分别是该团的两位团长俞庆棠、刘平江，从照片看，团员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从参团名单看（表4-9），除去甘豫源、董渭川、崔载阳等少数几位社教社理事及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周调阳、《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等，大多数为分散各地的普通社员。这次为期三周的广西考察，有专门研讨，有主题考察，更有航船路途上的集体讨论，在饱览“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心旷神怡中，为社员们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的机会。
表4-9 社教社广西考察团团员一览（1936）[139]
从表4-9可知，这次广西考察团的组织相当严密，出行社员66名被分为七个队，每队设有队长，还有专人负责文书、会计、事务、交际，辅助两位团长协调整团出行。按照专业和个人兴趣，66名团员分为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及社会问题等五组，在为期三周的考察期间，雷沛鸿在公务之余，几乎全程陪同，团员们“经梧州、南宁、柳州及桂林等处，沿途江水萦回，峰林郁秀，团员于参观之余，获观赏自然之美。既饫新知，亦增雅尚焉”[140]。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接待者、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第一届毕业生叶蕴贞的回忆，也为该次日程满满的考察之旅做了很好的注脚：[141]下图为考察团参观武鸣民团干部学校时的合影。
图4-11 社教社广西教育考察团考察留影（1936）[142]
经过三周考察，形成了一本厚达110页的考察报告——《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该考察报告分为广西教育和广西经济两部分，分别由考察团社员执笔完成。广西教育分为6个方面，有专人执笔，分别为国民基础教育（杨翼心）、民团干部学校（饶铎鸣）、中学教育（陈洪有、孔文振）、高等教育（唐守谦、钱用和）、职业教育（章绳以、陈毅）、图书馆事业（俞庆英、陈岭梅），“结论及建议各点则是我们在平乐至昭平船上讨论的结果，参与这次讨论的，计有董渭川、童润之、刘平江、俞颂华、钱用和、俞庆棠、杨翼心、甘导伯、陈洪有、郝士英、程宗宣、崔载阳等十二人，记录由方惇颐整理”。后一部分广西经济亦是同样模式分工。因是多人执笔所成，编者亦承认：“虽经剪裁，而其间繁略长短，仍难一致，挂漏之处，当亦难免”[143]。后成书之时，教育部分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崔载阳主笔，由俞颂华、童润之各综其成，文中列有经考察团集体讨论所作的8个结论和18条建议，既有对广西国民教育优点的高度评价，亦有对其不足婉转的批评。有研究者指出：“这次考察规模大，影响深，不仅沟通了南北社教界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岭南地区粤、桂两省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144]而这种组织考察团的模式，实际上是社教专家在身体力行中辅导各地社员。
图4-12 《社友通讯》刊登广西考察团报告的广告（1937）[145]
这次考察，不仅开启了社教人才培养机关纷纷组建广西教育考察团的先机[146]，更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迁桂做了重要铺垫。社教社广西考察团团员、抗战复员后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一职的童润之曾回忆：“迁桂原因有二：一是曾任该省教育厅长的雷沛鸿（广西人），一度在无锡该院担任教授兼研究实验部主任，在其厅长任内，每年都保送几个学生到该院学习，广西和该院本来就有些人事上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教育社一九三五年在广州举行年会以后，组织了一个广西教育考察团，由俞庆棠率领，去广西参观。当时广西地方统治集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闹独立，政治上实行他们独特的‘三自政治’（自治、自卫、自养），教育上推行‘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个参观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教育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到达广西后，受到当局热烈欢迎。参观团参观了他们的‘三自政策’和国民教育制度的设施情况，在回无锡以后，曾为其政治与教育设施，作过一番宣传。有了这样一段的历史因缘，该院在抗战发生后西迁广西是很自然的。”[147]不曾想到的是，西迁桂林后，远离战时政治中心，经费无着，此时雷沛鸿已去职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改任广西大学校长，对西迁至此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爱莫能助，该院办学难以为继，加上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重庆创建，理事陈礼江担任院长，国民政府有意让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低年级学生转入广西大学，高年级和大部分教师再迁重庆，进入刚组建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该院停办。局势云谲波诡，绝非社教社组织广西考察团时所能预料到的。
当然，社教社广西教育团之所以能成行，与社教社诸位理事、社友的积极推动有直接关系。1933年9月，雷沛鸿辞去担任5年之久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暨研究实验部主任、《教育与民众》主编等职务，回籍出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在其行前，8月15日出刊的《社友通讯》“社员消息”一栏就率先刊出，称“雷君系广西籍，本社理事之一，原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主任，近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已经前往担任教育厅厅长职，雷君从事社教有年，贡献颇多，此次回籍主持全省教育行政，该省社教，定卜有惊人之发展也”[148]，为雷沛鸿广西履职造势。10月，雷沛鸿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社刊的“社员消息”一栏[149]。而同月出版的、由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主持的《教育与民众》，则刊登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试办规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等重要法案。次年4月，雷沛鸿特请假北上，至江浙鲁一带考察，并便道无锡，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作了《最近的广西教育》讲演，重点讲述了自担任桂省教育厅长9个月来推行国民基础教育的概况。[150]并邀请社教社理事、前同事陈礼江前去协助设计，“陈氏向以改造中国教育为己任，故已于本月二日从上海乘轮南下矣。按陈君亦为本社理事之一，现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部主任兼教授。六月十日以前之临时通讯处为‘广西南宁教育厅转’”[151]。陈礼江在南宁停留三周时间，其间不仅考察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各式事业实验，并为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师生做了《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之任务》《国民基础学校之任务》等学术报告，协助雷沛鸿完善了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和学术的顶层设计。之所以能如此亲密合作，与曾共事5年之久的同僚之情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雷沛鸿在广西进行的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秉承的是“政教合一”途径，与陈礼江、俞庆棠、赵冕等社教社理事理念极为一致，社教社先后开设的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均是“政教合一”事业实验。由此，他们之间亲密合作不足为奇。实际上，自雷沛鸿出掌广西教育行政后，先后有40多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前去广西参与实验事业（包括雷沛鸿每年选送人数），这些毕业生大多为社教社社员，从这个角度上讲，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更像是社教社的另一个实验区，前文讲过1940年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为蓝本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颁布、纳入国家大法而颁布全国时，洛阳实验区负责人陈大白感触与该实验区理念不谋而合，一致之处不言而喻。
很有意思的是，雷沛鸿作为社教社发起人之一，作为社教社的核心成员，他与乡村建设派的两大领军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的互动，颇能窥出几分社教社的态度。晏阳初早在1932年就与广西当局接触，该年4月29日，晏阳初在复陈光甫（李宗仁代表）信中称：“几个月前您代表李宗仁将军给我们发来电报和信函，要求我们派汤茂如先生去上海与他商讨广西省的平民教育问题。……假如李将军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平民教育的重大计划，我们真是十分高兴帮助广西成为第一个推行全省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省份”[152]，并派汤茂如前来，在广西宾阳筹办实验县事宜。5月，汤氏因涉嫌杀害司机，遭到广西文化名流白鹏飞（白氏曾与汤茂如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共过事，笔者注）等人控告而锒铛入狱，尽管晏阳初认为是白鹏飞因与汤茂如旧时共事有隙而趁机报复，但平教会广西计划就此搁浅却是事实。6月初，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电告晏阳初，希望其急派干将继续汤茂如未竟工作。对此，晏阳初颇为犹豫，究其主因，恐与广西高层正与雷沛鸿频频接触，并希望其回籍出任教育厅长有直接关系。雷沛鸿曾对定县实验公开批评[153]，高调宣传其国民基础教育理念，晏阳初不能不细加考虑。8月雷沛鸿答应回籍就任教育厅长，9月正式上任，当月晏阳初派出平教会重要干事南下，并顺道访问了新任厅长雷沛鸿及其亲任院长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可惜先机尽失，此时，广西高层协助下的雷沛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事业正式启动。之后雷沛鸿与晏阳初少有接触，仅见1934年4月平教会应雷厅长之邀，派出副会长陈筑山来研究院作了“国民基础教育应具的精神”学术讲演，北返后寄来大批平民读物，以“践与雷厅长之约”。[154]有研究者指出：“雷沛鸿在广泛加强与乡建各派联系的同时，似乎对平教派积极介入广西保持着戒备，甚至采取弱化、减低其在广西影响的措施。前述研究院院歌歌词的修改，‘弃晏从梁’，即为显例。此举不仅说明雷沛鸿对平教派观点的保留，而且挑战了有‘广西宪法之称’的《广西建设纲领》有关近代中国落后的贫、愚、弱、乱病态及病因的说法，后者显然是受晏阳初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否定了晏阳初的看法，无异于反对《广西建设纲领》。此举刺激了与平教会关系十分密切的广西省政府，致使双方联手抵制和排斥雷沛鸿，这很有可能是造成迄今为止为学界所忽略的雷沛鸿被免职，以及研究院遭关停的重要原因之一。”[155]从平教会档案记载来看，1936年3月，晏阳初在对定县工作同志讲话中，宣称“广西当局要使本会能彻底推行其工作起见，极诚恳地要求陈（陈筑山，笔者注）先生担任教育厅长职务，同时并请朱有光先生担任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156]，尽管因“两广事变”爆发及雷沛鸿不合作而告吹，但两人交恶达到了顶点，与其说是两人权力地盘争夺所致，倒不如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更为贴切。1936年4月，晏阳初称“应广西当局”迭嘱前往效力，决定在桂设办事会，委陈筑山主持，“并经陆续选遣此间负责重要职责之同志，如有光、佛西、石庵诸兄南下襄助”。[157]而这个时段的社教社，与晏阳初亦愈行愈远，1936年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一改前三届年会邀请晏阳初出席或为中心问题拟定草案的惯例，年会筹备委员会再无与晏阳初联络的任何记录。1936年夏末，雷沛鸿被迫辞去厅长职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研究院被关停。1937年2月中旬回国后，“顷已应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聘，来锡讲授《民族运动》、《比较成人教育》等课”。雷沛鸿落魄之时，《社友通讯》专门刊登“雷君系本社现任理事之一，原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去年秋离桂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雷君曾任该院教授多年，此次回院，闻者莫不称庆不止”[158]为其缓颊，可谓极大情感慰藉。
相较与晏阳初的江湖恩怨，雷沛鸿与广西同乡、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的相处就简单许多。1933年第二届年会梁漱溟大出风头，雷沛鸿因准备南下赴任，并未参会领略其风采。1935年1月，在雷沛鸿屡屡邀请之下，梁漱溟答应前往讲学，《社友通讯》特就此事先后两次发布“社务报告”[159]。在桂省逗留一月有余，梁漱溟日程非常紧凑，不仅为研究院师生先后作了《乡村与都市问题》《中国教育的改造》专题讲演，宣传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方案；主持学术讨论，回答师生疑问，并专门比较了邹平实验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的异同，在充分赞扬雷沛鸿的敬业与执着，肯定广西当局励精图治的同时，对广西实验中政治力量介入太多、文化力量不足提出批评意见。与社教社俞庆棠、高践四、赵冕等人看法较为一致，雷沛鸿对梁漱溟的社会本位教育系统方案大为认同：“我们主张的国民基础教育的论据，恰与梁漱溟先生的基本见地相符合”[160]。对登载梁漱溟相左意见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文章，雷沛鸿不以为忤，并将其刊登在《国民基础教育丛刊》创刊号上，郑重推荐给研究院师生及国内同行。学界研究者指出，梁漱溟对雷沛鸿的影响甚大，不仅在省内成立了“梁漱溟先生学说研究会”，因认可梁漱溟“中西文明不合辙，才是我国积弱不振的主因”的说法，毅然将研究院院歌中“唯贫与弱是主因”改为“唯文明抵触是主因”，并因此冒犯广西省政府，为其被迫辞职埋下伏笔。[161]或许，事情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社教社以及其背后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始终是雷沛鸿最稳固的精神家园，雷沛鸿与晏阳初、梁漱溟之间的是非恩怨，已然成为社教社与两人关系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