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氛围弥漫，国难教育是各界共同关注点，社教界视社会教育为“唤起民众”唯一途径，“社会教育即民族自决教育，亦即国民自救教育，故社教之产生及本社之成立，都是想为民族谋出路”[104]。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社教社，从一成立就将国难教育作为己任。第一届年会，社教社理事雷沛鸿、赵冕，常务理事俞庆棠联名向大会递交了“拟请社会教育机关，一致提倡爱国教育案”，大会给予高度重视，经第三次大会议决，将提案中“爱国教育”改为“救国教育”，办法重付审查，并推陈训慈、俞庆棠、高践四、甘豫源、刘绍桢五人为审查委员，审查后，将原案扩充修订如下：
主文：改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
理由：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于民国十八年由中央规定者，原有“延续民族生命”“务期民族独立”之语。盖一国之教育，自应以民族独立为先决问题。最近我国内忧外侮，愈形严重，所谓“民族生命”，已濒危殆。尤当以雪耻御侮挽救民族国家之生存为中心目标。社会教育既以最大多数之民众为施教之对象，则其对于“唤起民众”，以“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自应比较学校教育，负更大之责任。故今后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尽量灌输救国之精神，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
办法：社会教育实施救国教育之目标，期在养成民众强毅勇敢之精神，勤俭克苦之习惯，利群爱国之观念，国民应有之常识，与团结自卫之能力。务求在全体民众之中，普及救国自强之共同意识，培植复兴中国之真实力量。其设施之办法，为目前所急应实行或应继续推行者，举列如下：
1.援助东北义勇军；
2.提倡国货运动；
3.普及关于国难之宣传；
4.协助民众自卫；
5.充实各社会教育机关中有关救国之教材，各图书馆、阅报社及民众教育馆图书部等，应尽量购置并陈列关于救国常识之图书；
6.编印各种有关救国之民众读物；
7.编订关于救国之讲演资料；
8.推行足以发扬民族精神之音乐与艺术；
9.就民众娱乐中灌输关于救国之材料；
10.其他有效之各种方法。[105]
该决议方法第九条“就民众娱乐中灌输关于救国之材料”中，做了如下细化分解：“民众固有之娱乐如演戏、说书，应使其注重救国御侮之故事，或供给应时之新材料。新剧与电影，近渐普及，尤宜与之联络，使排演映放悲壮动人关于救国之剧本。此外如幻灯、留声机与无线电等，尽可尽量应用，以作救国之宣传。”[106]由此，进行演戏、说书、新剧、电影制作等的艺术团体被纳入视野中。1933年3月18—19日，社教社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上赵冕、赵光涛、雷沛鸿、陈礼江联名提出“本社应联络国内艺术机关团体及社会教育机关，总动员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案”，经理事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公推朱坚白、彭百川、赵光涛、董淮、雷沛鸿、孙枋、马宗荣为委员，负责组织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指定彭百川为主席”。[107]委员们19日假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开第一次会议，商议进行步骤，会上推定彭百川、朱坚白和赵光涛三人赴苏沪一带接洽各艺术团体及各电影公司。“百川等遂于三月二十八日赴沪，二十九日竟日奔走，分别接洽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说书社，以及海上著名之艺术家，并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假一品香旅社邀请各团体代表茶话，以资联络。”[108]出席代表如表4-7所示。
表4-7 社教社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出席单位一览表（1933）[109]
与会代表37人，除社教社社员外，囊括了上海市教育局、上海电影教育协会、商务印书馆以及数家知名说书社、电影制作公司。茶话会由彭百川主持，欢迎各位代表的同时，对社教社在沪招待艺术界意图予以解释：“上海为新文化之发源地，又为艺术人才荟萃之区，举凡电影，戏剧，唱片，说书等等，均为宣传之良好工具，苟能加以利用，则收效之大，洵未可限量也。惟吾人欲以艺术为唤起民众之手段，则必先统一艺术界之意志，而后可言救国，可以发生伟大力量”。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作为社教社社员，自然对彭百川呼吁予以积极回应：“中国社会教育社乃实施社教者与研究社教者所组织，对于社教之设施，多所研究，今日招待艺术界同人，自能为社教前途开一新路线。吾人目击时艰，应集多数人之力量，从事于新组织，及新计划，对一般劳苦工农，施以相当教育，救国前途，实利赖之。”明星影片公司经理、知名导演郑正秋致辞代表了艺术界的看法：
今日承中国社会教育社宠招，非常荣幸！关于改良艺术一端，自问知识有限，心余力拙。即以电影而论，最初未尝不欲以教育影片改良社会，无如难合社会心理，屡遭失败，是以一再牵就，于无形之中，难免有违最初宗旨之弊，而今出品之是否适合教育原理，则未敢臆断矣。贵社有此志愿，吾人极表赞同，惟希有确定组织，在电影方面，详加审查，旧者何种应革，新者应如何产生，尤希于材料方面，多所供给，则艺术教育与社会教育，可以融成一片，向同一方向谋发展也。[110]
随后清贤有声影片公司钱瘦铁、大长城影片公司李君磐、艺乘书画社钱化佛先后致辞，表示艺术界有服务社会的决心，彭百川代表社教社，期盼艺术界努力于抗日救国作品创制，并请各电影唱片公司厂家如有新制抗日救国出品，请函知该社登记，社教社愿代为介绍宣传，以期推广。从结果看，尽管宾主其乐融融，但社教社之前希望成立的“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未如愿组织，即便到会来宾“有以此相请者，同人等即答以须请示本社理事会后，方可决定，未予确定答复”，彭百川对此看似抵牾的做法给予如此答案：“同人等于开会之前，对于在沪设立组织一节，曾加以考虑，咸以沪上分子复杂，组织团体，易惹纠纷，及无味争执，故主张暂缓设立”。[111]参照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纠纷的研究[112]，彭百川这种论断颇有见识。
尽管“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命运多舛，但社教社对电影、戏剧等却日益重视起来。第二届年会决议案通过《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原提案由钟道赞、刘之常联名提出，[113]会后，社教社援例将决议案呈文教育部，教育部以教字第1836号训令电影检查委员会，“据中国社会教育社缮呈年会决议之呈请通令各省市社教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请予核办等情，查核原案所称各节系为便利教育实施起见，尚属可采。惟原案内办法第二项，应由该会办理”。教字第3339号训令再次迭发，“查本案前据该社呈请，当经令饬电影检查委员会核办，并批示知照各在案”。与教育部的积极态度相比，接到训令后，电影检查委员会却不甚响应，常务委员李景沁如此公文回复教育部：“查凡经本会检查核准之电影片、名称、出版公司等项，向来随时分类登载公报，分发全国设有电影院之各教育及各警察机关查照，即各处主要社会教育机关函索，亦无不随时陆续递寄，即影片内容，是否关于社会教育，尽可按照类别而查悉。至租片地点大约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影片租费随其内容之优劣而殊，未可预定。所请列表分发一节，似无须另行办理。此后由本会陆续检送公报一份，以资查考”[114]，态度极为冷淡。
尽管遭此冷遇，社教社依然热情未减，积极分函电影教育机关应社教机关教学之用[115]。1934年8月，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张炯、顾良杰、钟灵秀、郭莲峰、彭百川等人联合理事陈剑修，联名提交了“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统计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市1933年10月至1934年6月间放映教育电影次数，总计在968所学校映演了1316场次，观众人数达542852人：“……观众如此踊跃，可观一般青年对于教育电影之兴趣。迩来各地社会教育机关，亦加注意，相率采用教育电影，以为其中心工作之一，成效尚有可观。惟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个的与联合的计划。复以经济人才关系，自制教育电影片为数无几，不敷应用。虽有外国制造之教育影片可资观摩，然多嫌不合我国国情，介绍推行，欲益反损，究非治本之方”，要在训政期间完成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社会教育为最切要途径，“而电影教育，似为社会教育中收效最速之一种，自应集合群策群力，共谋推进，兹拟建设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教育电影”，建议双方共同筹集巨款经费，向社会征集良好电影剧本，自制影片或委托有名影片公司摄制，给予国内电影制片公司补助以资奖励，并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各地方规模较大的民众教育馆或其他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遍及偏僻乡村，启迪民智而广流传。[116]从该提案行文风格看，似应是彭百川主笔。该届年会，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高维昌，同时递交了“积极利用电影教育以增社教效益案”“积极提倡教育电影”提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决定三案合一，通过决议：“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通过办法如下：
（一）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凡省市都会及各县城市与乡村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一律附设电影教育组股，专办实施电影教育事宜。
（二）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暨该会所属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常川免费，供给教育电影。
（三）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筹集巨款经费，设制片公司，以资奖进。
（四）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市各地方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馆，或他种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专到偏僻乡村放映，藉以启迪民智，而广流传。
（五）拟请本社理事会推派负责人与中国电影协会、中央党部、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一致联合，向政府建议，从速实施教育电影统制。
（六）凡编制电影剧本及摄制电影，须特别注重发扬中国民族精神，及固有优良道德、古今伟人、模范事迹、生产教育、儿童幸福以及开发边荒等。
（七）举凡涉及迷信肉感，足以萎靡人心之剧本、影片，应绝对禁止发行及摄制。[117]
年会后，社教社第十届理事会议就“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施行案”进行讨论，决议公推李云亭、梁漱溟、孙廉泉三先生拟具计划，交常务理事办理，由梁先生召集。执行状况已分别聘请担任。[118]在社教社理事会的运作下，1935年3月22日，社教社以504号公函向各省市教育厅局，请各省指定规模较大之民众教育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实施电影教育，利用教育电影训练民众，提升民气，增加社会教育效率。[119]四川省政府、河北省教育厅给予积极回应。四川省政府以主席刘湘、教育厅长杨全宇联衔函复：“贵社第504号公函：请指定民众教育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实施电影教育一案，除指定成都、重庆、万县三市，及泸县、合川两县，积极筹备办理外，相应函复查照，并希将新制教育影片，陆续寄府，以便转发放映是荷。”[120]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郑道儒回函，称此建议与该厅事业不谋而合，[121]而社教社第二、第三届年会持续关注的提案，各地社员亦纷纷行动起来[122]，这些史料都无一例外透露出教育电影已在各地社教机关次第推行的现实境况。而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中开列的办法，如教育电影统制，随着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制场两个官营制片机构成立，特别是1942—1943年，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以教育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教育电影官营化完成，社教社所设计的教育电影有专门机构掌管、拍摄，统一规划全国总发行，各省交易厅、民众教育馆和电化教育巡回队负责放映工作的统制制度成为现实。[123]从这点看，社教社年会决议案有明显的前瞻性，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其集体智慧为社会教育发展框定了方向。
表4-8 社教社历届年会“救国教育”主题议案一览表（1932—1936）[124]
续表
由表4-8可知，自第一届年会起，“国难教育”是社教社历届年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总干事俞庆棠第一届年会上联合雷沛鸿、赵冕提出要实施国难教育，四届年会共有16个议案，其中第二届年会最为集中；提案人不仅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教育行政官员、国立大学教授，更多的提案来自地方基层社教机关主持人。从决议结果看，除“教育民众应注重人格之训练与心理之改造，以挽救民族之危机案”被保留外，其他大多被理事会审查委员会所认可。社教社第四届年会曾通过“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一案，继由第15次理事会议公推彭百川、甘豫源、陈礼江审查，复经第16次理事会议决议，遂呈请教育部通令实行，部分内容如下：
窃外侮横来，国势日蹙，欲确保民族生命，舍整饬国防，其道莫由！考国防之义，除充实武力军备之外，尤应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以培养国民之军事知能，唤起国民之御侮情绪。本社第四届年会爰有“各省市社教机关积极实施国防教育”一案，经决议“除通函全体社友努力实施外，并呈请钧部采纳通令施行”，兹谨将该案所拟办法，修正录呈如左：
一、各地民众学校应利用纪念周或集会时间教授国防常识。
二、各级社会教育机关应特设国防教育展览室，招致民众阅览。
三、各级社会教育机关每周应定期举行国防常识讲演，切实灌输民众国防常识。
四、各级社教机关应设法联络军政机关举行大规模之国防演习，切实训练民众国防之知能。
五、各级社教机关应积极推行壮丁训练。
以上各办法均经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详加修正，是否有当，敬恳钧部鉴核采纳通令施行，实为公便。[125]
各社员相关提案的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表明地方社教机关对社教社年会提案的跟进，社教社借助年会提案对同一主题的持续关注，对各省市社会教育事业起到引导、辅导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