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文盲调查起因是因为世界成人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目，并请该社推员予以答复。这个问题在社教社第十一次理事会议上正式讨论。理事会决议。[163]从理事会决议的三人身份看，理事刘季洪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理事张星舫（即张炯）为社会教育司司长，常务理事、总干事俞庆棠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主任、教授，两教授加上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的资源，该社以此为契机，积极行动起来，对进行全国文盲调查做着种种准备。
总干事俞庆棠对国内既有的文盲调查情况作了清理，她认为人口向来没有正确统计，文盲数目更是囫囵吞枣，多是主观估计，俞庆棠援引了四组数据加以对比：“我国人口的估计，一差就差了一个美国人口的总数。倘以人口数小一点的国家来说，一差就差到好几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呢”。[164]为救此时弊，国内一些知名学术团体对文盲数目调查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实验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其开办的实验区内，都进行了一些地域性的调查统计，如表4-10所示。
表4-10 国内知名社会团体对于文盲数调查情况一览表[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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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中，以调查地域范围大小和人数多寡来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调查都独占鳌头。但是，社教社理事、知名文盲问题研究专家傅葆琛却声称，其数据来源依然是经不起推敲。傅葆琛叙述了一段往事：
数年前，李云亭先生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时候，我正在江苏教育学院担任民众教育研究实验部工作。李先生曾写信问我：“现在通行之说话‘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八十’，系根据平教总会之估计。吾人以其无论如何不能正确，故未深加研究，但弟深愿知道该项数目系如何推算出来。曾作大规模之调查乎？抑估计得来乎？其方法如何？现在此数太高乎？太低乎？……先生在《文盲与非文盲的研究》一文中云：‘中国的文盲实在不少，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并引吴稚晖先生之文，谓不识字者有二百兆。现弟所愿函知者，即平教会之“百分之八十”及先生之“至少百分之五十”系如何推算得来。”平教会对于文盲的百分比，据我所知，是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估计。至于改进社的估计根据何处，则无人知晓。
傅葆琛坦言，“教育部两次估计的青年和成年失学人数，与我前几年估计的数目，相差六千六百余万之多，这因为我们估计的根据不同的原故。……没有根据调查统计，便把我国文盲人数认为占全人口之八十，当然是不合逻辑。不过历年一般人对于我国不识字人的估计，多半采用这个比例”[166]。社员黄裳在搜集国内27处机关团体社会调查基础上，得出关于中国文盲的整体状况，[167]在这些建议中，指出办理民众学校时应注重乡村、妇女和壮年老年民众，容易被大家认可，但第五条“中国文盲百分比，在世界上不算最多”颇惹争议。有鉴于此，借调查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黄裳在全国范围各省市民众学校寄发4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247份，代表21省市260余县市的66557名学员，他统计出了民众学校附近文盲百分比，如表4-11所示。
表4-11 民众学校附近文盲百分比统计一览表（n=124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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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4-10中数据所示，不论何种社会团体或机构，各种社会调查的结果文盲的平均比例为75.33%，而性别差异很大，女子文盲数比男子文盲数高得多。就分布区域来讲，文盲的数目是乡村高于城市，交通不便的省份高于沿海或交通要衢。而据黄裳调查的1247校中（如表4-11），民众学校设立在城镇者605所，占总数的48.51%，设立于乡村者为420所，占总数的33.68%，未详者222所，占17.81%。如除去未详者外，设于城镇者占总数的59.03%，设于乡镇者占40.97%，乡村失学民众之多，远在城市失学民众之上，而民众学校之设立，城镇与乡村之比反为三比二[169]，黄裳建议办理教育者应倚重“乡村教育”趋势，倚重“民众教育”的趋势，大力兴办民众学校。面对昔日学生黄裳的调查数据，俞庆棠认为：“倘若拿这个数目和全国人口数做一个比例，比较全国教育会议成人补习教育方案中二万万的数目要高着三分之一呢。”[170]画外之音依然是不够客观。“从来没有人做过文盲的调查”的情况下，得出了各式全国文盲数目结论，这种吊诡逻辑前提实在极不合理，但又现实存在。面对这种局面，社教社加快步伐，着力推进全国文盲调查。
第四次年会，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个人社员林建行分别递交“由社提倡举办全国社会调查案”“本会应组织各调查队进行工作以期明了社会实况”提案，经年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两案合一，主文变为“由本社举办文盲调查案”，决议修正通过的办法有四：（1）凡本社社员应负责调查所在地一村或一乡（五十户至一百户）；（2）用抽样调查法；（3）各地社员调查文盲所用之表格，由本社制发；（4）在下届年会前完成此项工作。[171]会后，1936年3月14日，理事会第15次会议就“大会交议，由本社举办文盲调查案”，决议公推甘豫源、张锡昌二人设法进行。[172]从进度上看，社教社拟借助教育部力量来完成该项全国文盲调查。[173]调查表样式如图4-13所示。
图4-13 社教社设计的《文盲调查表》图式（1936）[174]
图4-13中还附有专门的测试课文，共有单字50个，重复字21个，均以小一号字体排，课文来自商务印书馆一年制短期小学混合课本第二册第十三课，课文中“我是中国人，我愿中国强，爱用国货要提倡”，与社教社“提倡国货”的国难教育主题非常切合，这应是被选中的最大原因。至于这些字是否为常用字，是否适合测试文盲，或许不是考虑的主因。
1936年10月25日，理事会第16次会议时，其中“请审核二十五年度社务进行要项案”，决议中“教育方面之工作第四项‘举行文盲调查’，改为‘进行文盲百分比之调查与研究’”[175]，以此为标志，原本计划的“文盲调查”因难度太大，主题悄然缩小至“进行文盲百分比之调查与研究”。嗣后，社务报告中披露改动的原因，原本计划分寄各地社友代为抽样调查，“嗣因感于社员分布之区域，文盲人数大抵已经相当减少，深恐结果未必正确，故改为特约对于我国文盲问题素有研究之傅葆琛、黄裳两社友，作专精之调查研究；并分函各省市教育厅局征求最近文盲之结果，以便汇集研究”。社教社分致各省市教育厅局公函如下：
径启者：我国文盲众多，为世人所公认，但因缺乏精准之调查，全国文盲之总数，仅有概略之估计，向无正确报告。近年来扫除文盲工作，由于政府之热心提倡，各地教育机关之努力进行，旧有“我国文盲数目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之估计，似有修正之必要。本社有鉴于斯，爰于去春在粤举行第四届年会时，曾议决“举办文盲调查”一案。嗣因限于经费，大规模之调查，不易举办，又经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决议改为“进行文盲百分比之研究”，并列入本社本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之一。素仰贵厅（局）倡导社教，不遗余力，扫除文盲，成绩斐然，敬希将最近文盲调查所得，赐示一份，俾能汇集研究，求得一较正确之文盲数目，以供全国教育界同人之参考，是为至祷！另奉上本社所拟文盲调查表二十份，敬祈赐正并参考为荷！[176]
公函寄出后，绥远、河南、江苏、湖南、贵州、安徽、福建等各省教育厅及青岛市教育局、北平市社会局等复文该社，给予响应。可惜的是，因第五届年会未能如期召开，社教社的文盲百分比调查究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其为全国文盲调查所做的努力不容忽视，以往学界研究甚少涉及，不能不成为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