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乡村建设进入**，分散各地的相关学术团体亟须加强联络，由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章元善、许仕廉、杨开道等人1933年发起，“鄙同人因感于乡村问题日趋严重，而各方乡村工作同人，彼此隔阂，缺乏联络，致力工作效力不宏，故曾彼此通讯，有公共集会及联络组织之提议。……其原则在多求精神上之契合，少注重形式之组织”[189]，特联合组织乡村工作讨论会，凡从事乡村工作者均可参加，以便交换经验，互相砥砺，增加工作效率，促进事业进展。会议采取值年制，前两届会议分别于1933年7月、1934年10月在邹平、定县举行，第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值年由梁漱溟、江问渔担任，两人作为社教社理事，与高践四、俞庆棠等人协商后，定于第三届年会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推定高践四、许仕廉、陈礼江、俞庆棠、刘平江、姚惠泉、童润之担任筹备委员，院长高践四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下设记录、文书、会计和事务四股，各有专人负责。会议召开前夕，总干事俞庆棠以社教社名义欢迎即将参会的各位代表：“不用说是无锡的幸运，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最竭诚欢迎的，莫过于在无锡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同人。”[190]1935年10月10日上午9时，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大礼堂顺利开幕。
图4-15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合影（1935）[191]
从图4-15可见，在巍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新大礼堂的衬托下，楼前广场上合影的与会代表熙熙攘攘，精神饱满。到会代表169人，代表了19个省市104个[192]单位、学术团体，包括“政治性的机关二十五，学校二十五，民间团体二十一，民众教育馆十三，学术团体五，教会团体七，其他银行、报馆等八处”[193]，参会代表以江浙冀鲁赣鄂皖豫等省为多。“大会会场就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新建的图书馆，该馆面向马路，门口挂着‘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横匾，虽无特别装饰，但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面，这已足够惹人注意。”[194]这种盛况给梁漱溟留下极为深刻印象，时过一年，他还专门回忆起这次年会，“乡村工作在定县办了有十年，其余也有六七年，也有三二年的，眼看着这种风气一天天的展开。二十二年在邹平开过一次全国工作讨论会，前年在定县，去年在无锡，到会人数年有增加，所代表的机关或团体，也是年有增加；这种很有力量的潮流，是一种自由的集合，不是政府招集的，赴会的人要自己拿路费宿费饭费以及种种开销，而所得只是交换意见，并无实在好处，可是到会的人有一二百人，代表不同的七八十个团体，由此也可见潮流的力量不是被动的”[195]。在乡村建设的热潮鼓动下，聚集了百余位全国范围内从事乡村工作者前来参会，与会代表名单如表4-13所示。
表4-13 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代表名单（193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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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是笔者根据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出席代表名单与该年社教社出版的《社员一览》两相比对而制成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69名出席代表中，社教社社员有45名，约占参会总人数26.63%。社教社理事会的15名现任理事（见表1-8）中，俞庆棠、梁漱溟、赵冕、钮永建、庄泽宣、陈礼江、董淮、高阳8人出席，雷沛鸿专门委托俞庆棠代其参加，而3名常务理事俞庆棠、梁漱溟和赵冕则悉数亮相。从参与社员省别看，涵盖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广东、河南、河北、湖南、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其中江苏省参会人数最多（51人），占总参会人数的30.3%，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18人参会；参会代表中政府有关人员32人，占总人数的19%，民众教育馆有20人，占总比例的11.9%；从事学术工作的代表为最多数（49人），占总比例的29.2%。[197]常务理事梁漱溟作为最为知名的乡村建设专家之一，他以《乡村工作中一个待研究实验的问题——如何使中国人团体组织》为题目，做了长达3个小时的讲演：“梁先生讲演的时候，省立教育学院的大礼堂里拥挤得‘水洩不通’，梁先生以多年讲学的特有的本领，个个字眼都清晰地传入每个听众的耳朵里。听完了讲演跑出来礼堂，许多人都相视而笑，说‘毕竟不凡’！”[198]社教社将梁漱溟、江问渔等其他乡村建设流派领军人物吸收入社，并委以主要角色，借助他们的社会声望，不仅迅速扩大了社教社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合力下，乡村工作成为社教社工作的方向之一，逐渐落实到社教基层工作实践中去。需要指出的是，因《社员一览》为1935年9月编印出版，早于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月余，名单或许有所遗漏，亦存在《社员一览》上社员字号的阙如而未能比对出来，但反映出来的大略已能说明问题所在。
相较前两届年会，第三届年会除安排三天正式会议外，13日分组参观。筹备会公推高践四、晏阳初、章元善、许仕廉、陈筑山、梁漱溟、江问渔7人组成主席团。10月10日上午9：00，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大礼堂正式开始，开幕大会由高践四主持。开幕词中高氏专门言之在10月10日举行开幕意义，“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庆日，乡村工作既着眼于中华民族前途，则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在今天开会，实含有庆祝国庆之意”。面对济济一堂的各界代表，高践四言“本会主旨，在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这也就是同人参加本会的期望”。晏阳初在随后讲演中，亦对高践四开幕词予以回应：“此次参加会员来自十九个省市，大家宁愿抛弃自己工作，不远千里而来此，互相切磋，彼此砥砺，并将过去之酸甜苦辣，种种困难烦闷，借此机会回想诉述。这是本会精神所在，与普通会议性质迥不相同的地方”[199]。本着这种精神，大会日程以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循环进行，分为政治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4组[200]，分别由陈筑山、庄泽宣、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诸人分别主席，讨论问题70余件。13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安排了分组参观。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出较为详细的会议日程表，如表4-14所示。
表4-14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日程表（193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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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14看，会前预定的甲乙丙丁四组问题组书记，除教育组高践四变化外，其他三组均保持不变。教育问题组两天分别为庄泽宣、俞庆棠担任分组主席。究其原因，表面看来高践四已担任开幕式大会主席，需要致开幕及闭幕辞，实际上，相较社会教育学术素养看，庄泽宣、俞庆棠应比高践四更为合适，且三人同为社教社理事，对外都代表社教社的声音，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此疆彼界，庄、俞二人代替高践四亦是名正言顺。而就两个半天的教育问题组讨论问题看，基本是社教社成员的智慧贡献，如“利用保甲制度促进乡村民众教育问题”，基本是社教社洛阳实验区的经验复制：“（一）方法：1.由保甲长报告区内不识字人数，先劝导，后用政治力量送入学校；2.分配各时期，按期入学，至少须入一教育机关受教。（二）原则：1.可以利用保甲长制度以促进民众教育；2.最好用会议式，用团体力量自动推行，万不得已方用硬性的政治力量”[202]。常务理事赵冕，理事庄泽宣、董渭川等提交了相关提案。社教社借助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积极发声，并汲取其中智慧，将其凝练为提案，提交1936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如该届年会大家讨论乡村教育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综合解决。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讨论中心问题时，张植安认为“要助成地方自治，不光要政教合一，不光用教育的力量、政治力量，还得用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以推动。所以要助成自治，必须利用行政、经济、军事三种力量，才能指挥一切，各方才能助成，否则，三者缺一，也不能做得通”，大会决议通过，并通知各地社友切实注意。[203]换句话讲，社教社正是在广泛汲取其他学术团体、机构的长处，为己所用，“政教合一”的社教事业实验亦由此突破了最初的政治与教育的合一的单一主题，转向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综合的“政教合一”，其内涵更为宽泛和扩大。由单一到综合，正是社教事业从分散到整合的重要表征。
该次年会，与会代表给予高度评价，“此次在无锡教育学院开三届年会，派代表出席之机关更形踊跃，达一百余处。会员一百六十八人，自由参加旁听者亦有五六十人。集合全国各地农村事业同志于一堂，各抒其阅历经验，研究心得，互相交换意见，以策励乡村建设县政改革诸端之进行，诚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之一线光明也”[204]。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社教社干事储志援引社教社年会经验，深以该年会未规定会员资格、未有严密大会组织及会期过短为憾。他认为不限制会员资格，会因为个人地位、背景、所负使命的不同导致意见复杂，各言其事，以致出现重新转移不能纳入正轨的结果。而缺乏严密大会组织，就会出现“藉这机会凑凑热闹，把会议情形，放在脑后的人，也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神仙会弊端，储志建议严密该会组织：“所以本会的组织似乎应该特别严密，对于各会员的奉行大会决议案，应略具强制性。将大会结果通函全体会员实行，甚至由值年代表负责视导督促，如是才能言行合一。否则会议自会议，于实际方面，很难有所补益。”[205]实际上，储志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揆之史料，颇有数位借开会之机游山逛水，并留下洋洋洒洒的回忆文章。如上海俞塘合作事业委员会的李宗孟，对该次会议记录得更多的是各处风景、美食，他勉强参加完第一天会议后，第二天就溜了会，“十一日，是大会的第二天，晨间被外面内河小轮的吼叫声、嚣扰声催起了床，上一晚和新夫兄约定不参加第二天下午的分组会议，抽出些空来去玩赏一下无锡的风光——那少妇派的风光”。文中称下午不参会，但是实际上上午仅照了合影便开溜，“早饭后，进城访友，十时许赶赴会场，正在预备摄影，于是在近二百的人头里，也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摄影后又继续开大会，我恐怕等大会开好吃过中饭去时间太局促，于是招呼了新夫兄早退离场”。之后两人就雇了两辆人力车，去旅馆换了短装，带了只小提箱，里面装了些水果，“很悠然底登车出发”。[206]这种参会心得还专门在俞塘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的《社教通讯》上刊发，可见大家已习以为常。
面对以储志为代表的社教社社员的呼吁，梁漱溟在11日上午大会予以回应，借“确定乡村应设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络案”讨论结果，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合，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207]。这种观点颇得一些代表认同，如参会代表张道一认为：“有一位会员深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痛心。在我个人看这‘乡村工作讨论会’七个大字里亦没有表示‘会议’的意思，这位先生的话徒表示其未加深思而已。”他认为工作讨论会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集会，“这里决不能产生什么决议，因为一年一度的临时结合，各方代表的来路都是自由参加，会员既不是永久的固定的，岂能有什么决议案？决议案又交哪个去执行？不执行又该怎样？”[208]实际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为本旨，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渠道，在乡村建设各派的联络功能与社教社打成平手[209]，很大原因就在于它仅仅是个临时集会，而非有会员限制和严密组织的固定社会团体。
总之，这次年会，对社教社意义重大。第一、第二届分别在中华平民促进总会所在地的定县、山东建设研究院的邹平召开，这次在社教社大本营所在地的无锡召开，且社教社社员占参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大会值年梁漱溟、江问渔均为该社理事，彰显了社教社作为新兴的民间学术团体，在乡村建设队伍中正脱颖而出，显露出与国内知名的乡建学术团体“试比肩”精神气度。“本社自成立以来，对于乡村工作就很着重，除于第二第三两届年会讨论拟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设施要点’而外，并创设洛阳实验区从事乡村实验工作。”[210]社教社奋力推进自身事业进展的同时，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这次年会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全国各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各个学术团体、流派之间的联络合作更为深入，而具体到社教社自身，该社自成立以来，自第一届年会以来一直提倡要注重乡村，强调与各学术团体机构的有机联络决议[211]落在实处。社教社通过参与承办全国乡村工作会议第三届年会，积极拓展交往范围，努力展现其社会形象。实际上，除去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假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外，1936年5月初，中国测验学会第三届年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先后假该院召开。“本社除就近襄助筹备事宜外，并联合省教育学院，无锡县教育局等数团体，宴请两学会出席年会之会员，以尽地主之谊。”[212]抗战期间，该社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12个团体，在重庆组织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及联合会，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联合年会。[213]这些联络有效地改变了之前“只有政府当局的主持，各界社会的协助，分道扬镳，缺乏联络”[214]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联结。
[1]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2] 《工作报告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3] 陆盖：《交谊会之花花絮絮》，载《社教通讯》，第1卷1期，1932。
[4] 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 笔者目前尚未搜寻到6卷3期，据《社友通讯》编辑叶岛回忆，《社友通讯》6卷3期已印刷，因战火纷飞难以寄往各地：“到了十月六日下午一时左右，敌机开始光临无锡车站一带来轰炸，地方秩序颇受影响，印刷所关起大门，把正在印刷中的六卷三期社友通讯无情地搁置在印刷机上。……方桥在无锡城南约十多里，离敌机日常来轰炸的目标稍远，……社友通讯六卷三期，此时在方桥附近的乡村中设法印就，可是送到邮局以后能否按份寄达各地却是很成问题，恐怕有不少社友至今未尝收到这一期吧？”详见：叶岛：《从无锡至桂林》，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6] 《本刊价目表》，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7] 心斋：《编者附言》，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合刊，1935。
[8] 《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9] 刊物内容主要分为：第一，短论。运用精锐的眼光，犀利的笔端，将现实的社教事业，痛下针砭！第二，社务要讯。逐期就社务发展之重要事实，作有系统之叙述，一面报告社务发展之近况，另一面作编辑社史的资料。第三，社友珍闻。采用侦探的方式，诙谐的笔致，把社友的珍闻趣事，真实的毕露出来。第四，社友活动。刺探社友活动消息，借以联络社友感情。余如小品文字、小小统计等，编者也很希望在这园地逐期贡献于大众之前。《卷头语》，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0] 《卷头语》，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1] 《征稿启示》，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12] 《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3] 心斋：《编者琐话》，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4] 储心斋：《忆中国社会教育社》，118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5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自刊，1991。
[15] 《编后注》，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16] 《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7] 赵冕：《本社第一年的回顾与第二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8] 《本社聘定新干事》，载《社友通讯》，第1卷6期，1932。
[19] 事务所自称：“本社为了要兴奋各地教育当局及社教人士努力研究社会教育学术及促进社会教育事业，每年均举行年会一次。更为了要向未出席年会各社员，报告大会经费及保存社会教育上重要史料起见，每于年会以后，均由事务所不厌其烦的编印报告一册。这本报告，在表面看起来，与其他概况、刊物之类，无甚两样，如考实际，确有其独到之意义。”《最后一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第三届年会报告》，11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20] 《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21] 《编辑以后》，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22] 《编辑后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23] 《编辑后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6期，1936。
[24] 赵演：《社会教育实验事业统整之必要》，载《社友通讯》，第5卷6期，1936。
[25] 《编辑后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6期，1936。
[26] 《编后》，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27] 《编辑以后》，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28] 《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29] 《编辑后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30] 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31] 徐旭：《被邹平所汲起的杂感》，载《社友通讯》，第3卷8期，1935。
[32] 蔡衡溪：《我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33] 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34] 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议经过及感想》，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35] 《本刊征稿启事》，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36] 《对于目前社会教育的意见》，载《社友通讯》，第6卷1、2期合刊，1937。
[37] “本社为沟通社员消息，向由常务理事聘请各地通讯员，以资联络，兹值二十五年度伊始，各地社友通讯处变更者定多，经商定聘请苏、皖、赣、冀、鲁、豫、陕、晋、湘、鄂、川、闽、粤、桂等各省通讯员徐朗秋、李邦权等四十余人，聘请书已于九月初分别发出。其他各社友亦请随时赐寄该地社员消息，并盼慷为社友通讯撰稿”。《社务报务 聘请各地通讯员》，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38] 心斋：《编者的话》，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39]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40]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41]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42]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43] 社员消息中称：刘君陕西省三原县人，原任陕西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本社在广州举行第四届年会前，刘君奉省令远道南下，拟出席参加会议，不意行抵南京时，因病魔羁扰，竟以丧生。各地社友闻之，莫不伤痛云。《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44]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45] 陶行知列该期社员消息榜首，称“陶君致力于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蜚声内外。……五月一日本社广东分社，假欧美同学会举行欢迎会，并邀请本省教育界参加，讨论乡村社会教育运动各项问题”。《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46] 《编后余语》，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47] 《编者的话》，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48] 缺失6卷3期。整理自《全国报刊索引》（http：//www.cnbksy.cn/literature/）及国家图书馆所收录的《社友通讯》7卷1—3期及复刊号。
[49] 《编辑以后》，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50] 心斋：《编辑琐话》，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51] 《启事》，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52] 整理自全国报刊索引库（http：//www.cnbksy.cn）《社友通讯》。
[53] 《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54] 《新书出版预告 各国成人教育近况》，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55] 《新书出版！各国成人教育近况》，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56] 《介绍民众教育刊物》，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57] 《介绍教育与民众》，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8] 《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59] 《社员注意》，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60] 整理自《社友通讯》第1卷1期，2、3期合刊，4、5期合刊，6期，7、8期合刊，9，10，11，12期。
[61] 《征求欧游旅伴》，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62] 《赵冕启事》，载《社友通讯》，第5卷1、2、3期合刊，1936。
[63] 心斋：《编辑琐话》，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64] 屈凌汉：《小小的建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65] 陈礼江：《参加民教会议的感想》，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66] 顾良杰：《民教专家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6期，1933。
[67] 编者：《民众教育会议志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68]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69] 整理自《民众教育会议志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70] 顾良杰：《民教专家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6期，1933。
[71] 推行民众教育之目的在就人民实际生活之需要（如食衣住行及治安教育卫生等），因地制宜，施以相当训练与指导，以期培起国民力量，树立自治基础；唤起民族意识，复兴中华民族；促进农业生产，改善经济组织；促进乡村建设，充实人民生活。
[72] 高践四：《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73] 编者：《民众教育会议志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74] 陈礼江：《参加民教会议的感想》，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75] 编者：《民众教育会议志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76] 整理自《附录 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名单》，载《乡村建设》，第2卷27～29期合刊，1933；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77] 九组提案如下所示：（1）推广民众学校办法草案；（2）民众学校规程草案；（3）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草案；（4）教育部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章程草案；（5）编辑民众读物案；（6）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草案；（7）改进及充实全国图书馆案；（8）社会教育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草案；（9）各省市县民众教育区规程草案。此外由委员临时提出者两案：一、相菊潭先生之请部咨商内政部指定一省或数省以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或农民教育馆馆长兼任区长试行政教合一案；二、钮永建先生之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图草案。详见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78]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79] 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5期，1934。
[80] 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5期，1934。
[81] 编者：《民众教育之实施途径》，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82] 顾良杰：《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经过及感想》，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5期，1934。
[83] 《国内时事：教育部召集之民众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开会情形》，载《摄影画报》，第10卷4期，1934。
[84] 《国内时事》，载《东方杂志》，第31卷4期，1934。
[85] 《民众教育委员会组织要点》，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8期，1934。
[86] 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87]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7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88] 《中国社会教育社分社组织办法》，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89] 《拟定组织分社赞同书》，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90] 《本社洛阳分社成立大会》，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91] 《社务报告 安庆社员筹组分社》，载《社友通讯》，第4卷5期，1935。
[92] 《工作报告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93] 黄道诚提案为“本社法定分社及轮流年会案”，李文白提交3个相关提案，分别为“各地社员分别组织分社以便常常集会讨论与推进案”“宜再多介绍西北社员案”“在西北上增设分社或社教通讯案”。
[94] 《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4～8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95] 《社务近讯 介绍社教人才》，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96] 《中国社会教育社介绍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办法》，载《社友通讯》，第1卷12期，1933。
[97] 《中国社会教育社待聘社员登记办法》，载《社友通讯》，第1卷12期，1933。
[98] 《待聘》，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99] 《介绍职务》，载《社友通讯》，第3卷6期，1934。
[100]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71～7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01] 《社务报告 介绍交换工作人员》，载《社友通讯》，第3卷8期，1935。
[102] （1）交换工作限于工作性质相同之人员。（2）交换之人员、时期，须得两机关完全同意。（3）交换人员之待遇旅费仍均由原工作机关负责。（4）交换人员须完全视同本机关工作人员，得参加一切在原职务上应出席之会议。（5）交换工作终了后，各工作人员须提出书面报告于本社，以供参考。（6）由本社拟定交换工作声请书，由各机关自由填写以便介绍接洽。《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35～3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103]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6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04] 俞庆棠：《社会教育应具推进社会的力量——在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开幕时致词》，详见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10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05]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21～2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06]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24～2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07] 《决议案之执行情况》，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08] 彭百川、赵光涛、朱坚白：《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抗日总动员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1卷11期，1933。
[109] 整理自彭百川、赵光涛、朱坚白：《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抗日总动员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1卷11期，1933。
[110] 彭百川、赵光涛、朱坚白：《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抗日总动员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1卷11期，1933。
[111] 彭百川、赵光涛、朱坚白：《赴沪联络国内艺术团体抗日总动员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1卷11期，1933。
[112] 钟瑾：《迷失在权力的漩涡——民国电影检查研究》，83～112页，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0。
[113] 经大会讨论后，将其办法修正如下：（1）各省市县社会教育机关，将农业上急需之机械、肥料，改良种子，除害，制造，运输，防灾等方法，与中国固有之美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亲爱诚信、见义勇为、临难不苟、杀身成仁等历史材料，分别制成标本、活动模型及明显之图表，作此项施教之工具。（2）呈请内政部、教育部、电影审查委员会，将有关上列之影片，不论国产与舶来品，将影片名称、出品公司、租片地点以及租费等，列表印刷分发全国社会教育机关，以便随时采取。《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3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14] 《本社第二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载《社友通讯》，第2卷9期，1934。
[115] “本社以各地社会教育机关，关于电影教育方面，时有函询，爰于上月二十四日分函电影检查委员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请将有关社会教育电影名称、出品公司、租片地点以及租费等，列表印刷，分发本社以及全国各社教机关，俾便随时采用。”《社务报告 调查社会教育电影》，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116]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44～4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17]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43～4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18] 《社务报告 第十次理事会决议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19] 《社务报告 请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20] 《社务报告 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四川省政府覆函》，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121] “查本厅对于此项实施，曾早计及，并于廿三年三月组织巡回教育电影团，购有含教育意味之影片多种，轮拨各省立民众教育馆供辅导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之用。施行以来，尚著成效，今后更拟注意乡村之巡回及与讲演多多联络，以求功效深入。所有本厅实施电影教育情形，相应函达。另附本厅巡回教育电影团简章一份并请查照。此致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务报告 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之应声 河北省教育厅覆函》，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122] “因为电影是实施社会教育的有效器具，所以本社第二、第三两届年会均有相关系的决议案，现在各省市均已次第推行。最近本社接到好几处来函，垂询实施电影教育的问题：‘电影巡回队的组织办法如何？要几人？’‘开映教育电影，要用些什么器具？价格若干？’‘教育映片名称？租价如何？什么公司出品最好？’等等，本社均已分别奉覆。社教同志们，倘有同类的问题，请参阅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出版的《电影教育实施法》及《电影教育专号》二书及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教育电影》一书。”《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123] 周慧梅、李媛：《国家想象与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意识走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1）。
[124] 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
[125] 《社务报告 呈请通令实施国防教育》，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26] 《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29～3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27] 陈大白：《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28] 《社务报告 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29] 《中国社会教育社西北教育考察团征求团员》，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30] 《农运情报 南宁通讯》，载《民间》，第1卷9期，1934。
[131]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408～409页，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
[132] 《社务报告 筹备第四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33] 《中国社会教育社四届年会筹备近讯 广西教育考察团办法》，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2期，1935。
[134] 《训令公路局饬知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来桂乘车准免费由》，载《广西省政府公报》，第102期，1936。
[135] “无锡俞庆棠先生台鉴：考察团来桂，极表欢迎。抵梧州后，境内乘车考察，概由省府招待，南宁住宿由研究院招待。余函详，沛鸿 虞印。”《社务报告 广西欢迎参观》，载《社友通讯》，第4卷6期，1935。
[136] 《紧急通告》，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37] 《工作报告 雷宾南先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实验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6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8] 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卷首插图，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39] 笔者整理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卷首插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0] 《序》，见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1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1] “一九三五年秋末，喜从天降，我又一位尊敬的老师俞庆棠来到了南宁。她是去广州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会议之后，率领广西教育考察团诸教育专家，专程来基础教育研究院的，参观座谈之余，师生久别重逢，如游子之重见亲人。雷师最能体察人情，他允许我请假跟随俞师北上，去柳州、桂林，沿途考察（我是去学习的），几近一个月的活动，回院后向雷师汇报，他含笑微微点头。乐于证实了基础教育当时在全省推行的情况。”该毕业生对广西教育考察团赴桂时间“1935年秋末”记忆有误，为尊重原文，保存了作者说法。叶蕴贞：《深切的忆》，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 雷沛鸿纪念文集》，143页，自刊，1988。
[142] 《广西之游》，载《申报每周增刊》，第1卷8期，1936。
[143] 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2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4]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述论——以年会（1932—1936）为中心》，载《民国档案》，2006（2）。
[145] 《本社广西考察团考察报告之一》，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46] 如国立中山大学，1937年1月26日，《国立中山大学日刊》上刊登该校教育系民廿六年班广西教育考察团启事，称“本团日前业已筹备成立，进行就绪。团员之销券款项，亦业汇齐存中国银行，决依原定日期出发。此事经由全体团员一致维护，断无变更之理，特此登报郑重声明”。《教育系民廿六年班广西教育考察团启事》，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349期，1937-01-26。
[147] 童润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始末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47～4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48]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49] “雷君自回广西，接任教育厅长以来，极力改进，以贯彻其向来对于教育之主张。顷已拟定‘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在这五年以内，凡自六足岁至十六足岁之失学儿童均强迫入学受义务教育，失学之壮丁，则强迫接受成年补习教育，并设立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作学术上之贡献，期在五年之内，以教育的力量完成全省各项建设”，《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150] 雷宾南：《最近的广西教育——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在江苏教育学院讲演》，载《教育周报》，第3卷6期，1934。
[151] 《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52] 晏阳初：《致陈光甫》，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书信卷（1916—1989），255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53] 1933年5月31日，尚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职的雷沛鸿在论及国民基础教育时，指出不可肆意挥霍“来自公币或来自基金”的钱款，在穷国办教育应遵循“因地为粮”原则，紧接着借评述平教会编写教材机会，对定县实验做了如下评价，“它只知研究，不知实施；它又只知实验，不知普及；其尤甚者，它日惟以研究实验自娱，而忘却全国颠连无告的劳苦大众”，他认为应该边研究边实验，边实施边改进，“不可把民众作机械看待，又不可作‘一劳永逸’之图”。韦善美、马清和：《雷沛鸿文集》上，59～61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154] 武宝琛：《采取设计方法进行的两年来之本院课本编辑工作》，见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总报告编辑委员会编：《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三年来工作总报告》，215页，南宁，南宁集成书局，1936。
[155] 曹天忠：《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载《学术研究》，2006（3）。
[156] 晏阳初：《对在定县工作同志的讲话》，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3卷，46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7]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3卷·书信），50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8] 《社员消息 雷宾南》，《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159] 社务报告中称：“乡村建设为复兴中国民族之唯一大道，尽人皆知，而实现乡村建设之方法，厥为民众教育，是说为本社常务理事梁漱溟先生所创设。梁先生对乡村建设之前因后果，社会背景，理事根据，都有精深之研究。最近应广西教育厅厅长本社理事雷宾南先生之邀，一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讲学。据梁氏函本社总干事，彼在桂约勾留一月有余，三月初定可北返参加本社第十一次理事会议。”《社务报告 梁常务理事赴桂讲学》，载《社友通讯》，第3卷7期，1935；“本社梁常务理事漱溟先生，本年二月应广西省教育厅雷厅长之请，前往讲学，并便道广东接洽本社建筑社所募捐事宜。顷以公务已完毕，而本社理事会即将举行，日前由粤来函，于本月十二日由港乘威尔逊总统号北上，约十五日抵沪，十六日来锡，处理社务，本社乘梁常务理事来锡之便，定于十七日上午九时起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藉表欢迎。”《社务报告 梁常务理事公毕北返》，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60] 梁漱溟在研究院活动记录集中刊登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29～34号），主要由马勤如、倪焕周等人整理。
[161] 曹天忠：《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载《学术研究》，2006（3）。
[162] 社教社派出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理事陈礼江等6人出席欢迎会，俞氏欢迎词颇有特色：“本社欢迎诸位先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事业上的欢迎，因为诸位先生有的是从事社会教育行政，有的是从事于社教的实际工作，都是社会教育的先锋队。一种是情谊上的联络，因为诸位先生，都是社教的同志，又大半是本社的社员。”面对社教社的热情款待，参观团代表赵玉炳致谢辞特别强调：“尤感谢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热忱，我们当带着苏省的好种子，回去种遍山东省，将来社教之花，如果开遍山东，都是受了今日中国社会教育社招待之赐。”敬之：《欢迎山东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参观团的一幕》，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163] 公推刘季洪、张星舫、俞庆棠三先生负责答复，由俞先生召集，其要点如下：（1）已有的比较正确的估计；（2）最近拟再设法调查；（3）消除文盲的方法——教育部正推行注音符号，在三年左右或有相当成效。《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64] 第一组为1928年内政部在调查12省的基础上，估算16省人口总数为474787368人；第二组为同年邮政部报告，全国人口总数为485508838人；第三组为1931年海关报告，总人口为438933373人；陈达著《人口调查》（依据王士达的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比较）公布全国人口总数为372563555人。第二组与第四组数据相较，差额有112945283人之多。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5] 表中部分百分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录入时采取了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该表中1933年江苏无锡统计数据有误，表中数据为核对后更改数字。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6] 傅葆琛：《我国文盲人数之谜》，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67] 他认为，（1）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57.3%，失学青年成人占青年人总数的66.7%；（2）城市文盲数为49.4%，乡村文盲数为70%；（3）男文盲数为45.2%，女文盲数为92%；（4）中国文盲数平均为66.7%，在世界中居第17位。据此，黄裳提出了6条建议：（1）民众教育应比义务教育重要；（2）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乡村民众；（3）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妇女民教；（4）消除文盲不可忽略壮年老年人；（5）中国文盲百分比，在世界上不算最多，土耳其苏俄可作榜样；（6）应速定文盲标准。黄裳：《文盲研究》，载《教育旬刊》，第1卷10期，1935。
[168] 黄裳：《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的研究》，36～37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5。
[169] 黄裳：《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的研究》，36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5。
[170] 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71] 《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1～8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2] 《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73] “文盲调查表格已由甘导伯、张锡昌两社友拟成，另有社员调查办法，亦经事务所草就，本当即为付印，分发各地社友，俾能于十二月底以前寄回本社，整理统计，报告于第五届年会。惟因顾及调查区域之普遍，增加结果之正确性起见，现正呈请教育部协助办理，候批准后，及积极进行。”《社务报告 举办文盲调查》，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174] 《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5] 《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6] 《社务报告 印发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177] 《社务报告 总干事主编农村生活》，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78] 《弁言》，见俞庆棠：《农村生活丛谈》，1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79] 俞庆棠：《发刊的旨趣》，载《申报》，1935-11-01。
[180] 《编者序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4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1] 《弁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1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2] 整理自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目次，1～3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183] 《工作报告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做社务报告》，《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84] 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版权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5] 广告中称发文26篇，与文中实际载文有误，为遵重原文，特照实录之。《介绍社员新著 俞庆棠编：农村生活丛谈》，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6] 俞庆棠：《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及其救济方法》，载《申报月刊》，第1卷4期，1932。
[187] 《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26～2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88] 《编者序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3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9] 石玉昆：《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及其感想》，载《国民基础教育丛讯》，第10期，1935。
[190] 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1期，1935。
[191]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6期，1935。
[192] 一说为代表99处工作机关，还有较为笼统的100有余，采取有详细分类的西超的说法。
[193] 西超：《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载《中国农村》，第2卷1期，1936。
[194] 叶蕖均：《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载《民众教育月刊》，第1卷3期，1935。
[195] 梁漱溟：《我国乡村运动》，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96] 该表所列出席人数与刊登在《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10期，1935）上名单有所出入，后表中的李煜瀛（石曾）、雷宾南实际上均未出席，分别由出席代表崔濂、俞庆棠所代。笔者整理自《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代表名录》，见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影印版，3～15页，上海，上海书局，1992；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197] 林浩藩：《参与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经过及感想》，载《福建教育》，第9期，1935。
[198] 西超：《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载《中国农村》，第2卷1期，1936。
[199] 高践四还将之分为四点：第一，重行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第二，报告一年来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第三，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第四，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经过》，载《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影印版，16、21页，上海，上海书局，1992。
[200] 大会专门拟定分类标准：（1）甲组：凡地方政治、乡村保卫、社会行政、公共卫生等关于政治一类之问题属之；（2）乙组：凡关于教育一类的问题属之；（3）丙组：凡农业、工业、水利、道路、金融及合作社等关于经济一类之问题属之；（4）丁组：凡不属于以上各组之问题或事涉两组、三组者属之。各组暂定一名书记员，以便整理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或预为征求专家指教，甲组书记为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陈筑山，乙组书记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践四，丙组书记为南京实业部的许仕廉，丁组书记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开会消息 通告三》，载《民众教育半月刊》，第22～23期，1935。
[201] 整理自常文熙：《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载《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10期，1935；石玉昆：《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及其感想》，载《国民基础教育丛讯》，第10期，1935。
[202] 林浩藩：《参与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经过及感想》，载《福建教育》，第9期，1935。
[203] 《中心问题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43～4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204] 常文熙：《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载《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10期，1935。
[205] 储志：《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206] 李宗孟：《游履无锡记——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的一片生活插页》，载《社教通讯》，第1卷8期，1935；同行的张新夫的参会感受也是一篇游记，张新夫：《从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归来》，载《社教通讯》，第1卷8期，1935。
[207] 《无锡通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开会消息》，载《民间》，第2卷12期，1935。
[208] 张道一：《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后》，载《新民》，第1卷2期，1935。
[209] 曹天忠认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派分中，纷繁复杂，贯串其发展的主线之一，无疑是‘自小而大’。完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其中的症结，是星散的各派如何有效地实现联络。各派藉自发交往和有组织的联系的渠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和分层次的横向联络。在前一形式中，平教会、国民基础教育派表现活跃；在后种联系上，中国社会教育社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全国乡村工作会议。”桑兵、关晓红：《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428～4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10] 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1期，1935。
[211] 社教社一直重视与国内学术团体的联络，以第二、第三届年会决议案为例：第二届年会上，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议《本社应与国内教育、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其他各机关学校密切联络合作进行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案》（决议“修正通过”）；第三届年会上，由庄泽宣牵头，赵冕、傅葆琛、陈礼江、高践四联名提案《明夏变通年会办法征性质相同学术机关合办暑假讲习会案》（决议修正通过，交理事会办理），希望与国内性质相同学术团体举行联合年会，举行暑假讲习会等，以期能加强联络，会后，理事会公推陈礼江为代表，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接洽，共同联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举办暑假讲习会等，积极倡导、呼吁与其他机关的联络合作。
[212] 《社务报告 招待两学会在锡举行年会》，载《社友通讯》，第4卷12期，1936。
[213]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为呈送年会决议案请采择施行由》，见《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请补助案》第1册，196-183-1，台北“国史馆”藏。
[214] 《浙江省立图书馆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之献辞》，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