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11—12日，社教社第一次理事会议，与会理事对“拟具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达成决议，“推举孟宪承（召集人）、赵冕、陈礼江、俞庆棠、尚仲衣拟具草案，提交下届理事会讨论”。[4]以此为起点，社教社拉开了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为清晰起见，特将社教社历次理事会、年会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表5-1 社教社关于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案一览表（1932—1937）[5]
续表
从表5-1可见，社教社理事会议与年会相互呼应，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向纵深发展。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推举出孟宪承为召集人的草案拟定小组，第二次会议孟宪承等人以联名形式递交了“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定社会教育地位一案审查报告”，决议将此提交第一届年会，并推孟宪承、高践四出席予以说明。在第一届年会上，孟宪承的说明与钟灵秀、彭百川、顾良杰提案“征集关于须知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之方案，整理研究，以便政府采行案”彼此辉映，推动大会形成“有本会通函全国，征集具体方案”带有时刻进度表的决议案。会后，孟宪承专门就小组心得写成专文，称“顶顶热心这个问题的，怕要算钮永建先生了。他的《建立民众教育系统之刍见》，（见《教育与民众》）是一篇经过精密计划的文章。如果我没有错解，他那里所讨论的，也并不是单纯的学制系统问题，倒着重于实施的具体计划。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成年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计划，搁置了两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的核定。我们趁这机会，依钮先生之指示，和我们大家的经验和意见，来修改或补充一番，定出一份新的计划，那也是我们另外所能做的一桩工作”[6]。在这次年会上通过的“本社二十一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中，“继续研究改进我国学制系统问题”被列入教育方面工作的第一项。社教社理事会第3、第4次会议中的相关决议是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1932年8月，社教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图5-1为社教社刊发的特别“启事”。
图5-1 社教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1933）[7]
在《启事》中，社教社称“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教育系统，已成为我社教同志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惟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拟定，及与现行学制系统内，原定各阶，如何联络，抑于学校系统外，另定一独立社会教育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并列，或新创一中国教育系统——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凡此种种，均为主要之先决问题”。[8]社教社呼吁全国教育专家和社教界同志，“事关社教前途，国家基础，民族生命，望我同志，踊跃应征”，贡献自己智慧，以备政府采择。1933年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专家会，梁漱溟被指定为“民众教育在学制系统之地位”草案起草人之一；该年3月，社教社理事会第4次会议将3人整理小组增至满额7人，这次最大的变化便是增加了梁漱溟。同年8月，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改造派突出重围，“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成了社教社制度设计的主体框架，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已悄然变更为社会教育系统案，实际上，变化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社会教育地位案的核心内容，社教社将决议案呈交教育部，教育部指定邹平作为试验地点，第三届年会决议是“再呈请教育部明令公布社会教育之系统案”，大会决议为“俟邹平等处办有成效时，再行呈请教育部办理”，内部分歧已难以统一。由此，社教社第四届年会调整思路，重新回归到社会教育地位的路径上来，希借助国民政府修改《宪法草案》之机能确定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推举三人担任起草委员，按照《宪法草案》应行增加有关社会教育条文起草。[9]并特别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名向立法院请愿。该年10月28日，理事会第10次会议召开，因国民政府五中全会召开在即，理事会提议“由本社建议五中全会，请中央特别注重民众教育案”，并公推钮永建、陈礼江、孟宪承、陈剑修、赵冕根据本会贡献要点拟定提案，“积极推行民众教育以复兴民族请愿书”，并请由中央委员提案，随后社教社发布请愿书[10]，为社会教育地位的争取营造舆论。
1936年3月14日，鉴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中未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理事会召开第15次会议，决定推举孟宪承、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为起草委员兼代表，拜谒委员，最终仅以“教育人员”笼统说法代替原本的“学校教师”。或许正因为如此，1937年3月28日召开的理事会第17次会议，陈礼江、马宗荣提议，将“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问题”作为第五届年会的中心问题之一，从表面上看貌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讨论又回到原点，实际上经过数年的呼吁和多维制度设计尝试，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再集中讨论，以期能得到更合理的设计方案，可惜因战火燃起，1937年8月的青岛第五届年会戛然而止，该讨论不了了之。但揆之史实，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始终是社教社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47年复社后，该年3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五届年会，社员余绪胜、李家骥、王倘分别递交第3、13和16号提案，提案审查组三案合一，修正为“拟请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请教育部采择案”，大会通过“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决议。会后，新组建的第五届理事会第1次会议继续跟进，决议“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交下次理事会会议通过后，呈请教育部采择”，顾岳中为召集人。[11]尚未发现后续史料显示结果如何。但不论如何，社教社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钟灵秀、彭百川和顾良杰向大会提交了《促进社会教育列入现行学制系统之进行程序案》提案中，铺陈了当时学界（包括社教界内部）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纷杂主张，难以协调整合的现状。
查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学制系统，已为我社会教育界同人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切望其早日实现。顾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排列？及与系统内原定各阶段，如何联络？抑应于现行学校教育系统外，另定一独立的社会教育系统？均为重要的先决问题。主张纷歧，各方意思，以少接近之机会，致无集中之可能，亟应征求全国社会教育界及一般教育家之意见，集思广益，制成全国一致之有力方案，以期适用而利施行。[12]
该提案为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三位社员联名提议，带有几分官方意愿，加上年会前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就此问题专门讨论过，并指定以孟宪承为首的理事加以推进。双力合一，年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此案为“目前最切要而急得解决的问题之一”，将之列入“特别重要”的“特别类”决议案。因兹事体大，审查委员会作了如下修正：第一，由本会函请全国各重要社教机关或团体、知名教育学者、著有成绩或经验的社教人士征求具体方案。第二，方案形式，大概分为：（1）将社会教育加入现行学制系统；（2）于学校教育系统外，另立一独立之社会教育系统（将学校与社会系统并列，参照苏俄现行学制系统图）；（3）其他。第三，征求日期以三个月为限。第四，由理事会成立社会教育系统草案整理委员会，整理汇编征得各案，拟成若干具体草案，会同本社理事会召开联席大会，审查决定最后采用草案后，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3]由此，以社教社为基地，“拥有较大制度设计表述权”的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域外观念的观照下，开始“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多维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