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众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看，识字依然是课程的主要目标。各地民众学校招生简章“入学四月，识字千余”明确标示，“一般民众学校的先生，大都以为民众学校的唯一使命，是在教民众识字，而一般的民众呢，也以为到民众学校里去的唯一目的，是在于识字”[60]，而识字教材便成为民众学校最为基本的教材。社教社社员黄裳在全国范围内对1247所民众学校调查数据显示，识字课占总课程的46.75%，民众学校采用的千字课本，有16.86%采用的是教育部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民众识字课本占总数的13.73%。[61]而各书坊“编辑民校课本的人，大多对于民众教育缺少实际的经验，仅靠着主观的理想，并且因为营业关系，又无长时间研究和详密的修改，当然不能有良善的出品”[62]。即便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识字课本（由沈百英编纂、陈布雷审校，1929年8月出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第一、二册已经重印19次，销路很大），依然存在“课题、生字、课文、图画以及材料”[63]方面的弊端，对社教社社员周德之的批判，编辑沈百英亦承认在生字和图画方面欠深入思考。[64]其他坊间出版的民校课本可想而知。究其原因，民众学校课程编制标准的阙如，加上对社会教育缺少实际经验，编辑教材者只能按照主观理解来揣测从事。甘豫源认为：“现在各级学校的课程编制，严格地说来，不过是教科目的规定。民众学校的课程，也聊复尔尔之，未能免俗。所谓课程即识字，写信、记账、游戏、唱歌……等等。自从革命军统一全国，民众教育民众训练之说高唱入云，但所谓民众学校课程，还没有人提出澈底改革的方案。所不同于军阀时代之平民学校者，不过加授党义数十分钟而已。”[65]而“课程标准，为办学施教重要之根据，抑亦划一同种学校毕业最低限度惟一之利器。查吾国自设立民众学校以来，各地各自为政，课程既不一致，课本尤为纷歧，毕业最低限度更难期其划一，倘长此以往，殊失教育之统一性；对于民众学校事业之前途亦多窒碍。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实有从速厘定之必要”[66]。民众学校课程编制标准亟须出台。
1932年8月社教社的第一届年会，社员许其仁、钟道赞与张永荣、冯国华分别递交第9号（各民教学校课程应注重生计教育方面，以利民教推行案）、27号（请教育部厘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使办学者知所遵循案）、35号（请教育部颁布高级民众学校办法并厘定课程标准，以利民众教育之推行与进展案）及40号（拟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请予审议案）提案，其中以冯国华提案最具系统性。冯氏作为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实验区主任，有数年办理民众学校的切实经验，深味民众学校办学中弊病，认为：“苟不将民众学校的课程标准厘订清楚，大家再随心所欲敷衍从事，民众学校的呼声虽喊得应天响，结果还是白费金钱，效率等于零。”为此，他就民众学校的国语、算术、常识、音乐课程拟定了详尽的各科分量的分配，各科的程序、教学方法在内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67]审查委员会将四案合一，主文修正为“拟定并实验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案”，办法则“由本社将第四十案原草案，委托重要社教机关，实施实验。于一年内，缮具实验报告，由本社审查研究后，再行酌夺”。[68]四个提案涉及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可见该问题已成为普遍难题。会后，理事会函请团体社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南省立实验民众学校等单位实验，并请缮具实验报告。[69]期望在第二届年会就实验报告再行讨论。可惜的是，次年8月在济南召开第二届年会时，因为种种原因，各团体社员均未能递交具体报告，就职于山东教育厅的社员杨展云、郁瘦梅、孔令粲联名提交“由本社编拟民校课程标准，呈请教育部核准，通令遵照施行案”，认为各地办理民众学校，多数依照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定“四个月毕业，读完千字课”办法，但各行其是、漫无标准的教学实践效果大打折扣，各方实验均认为该办法均无实现的可能，但相沿成习，遂成民众学校不变方式，“吾社既负有推进中国社会教育之使命，对此社教基本工作，应有所表现。且社内同人，对于民众学校深有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能集合专家，从事编拟，必能得较完善之课程标准”，建议由大会公推对于民众学校有研究者7～9人，组织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委员会从事草拟，提交理事会通过后呈部审核。大会决议“照原案通过，交理事会斟酌办理”。[70]杨展云等人提出的办法，操作性很强，对社教社这个学术团体来讲实行起来更为容易。理事会决议：“由会函请钟灵秀、顾良杰、甘豫源、冯国华、马祖武、赵占群、杨效春七社友组织委员会，由钟灵秀召集。”[71]钟灵秀接到理事会通知后，迅速行动起来，社教社主导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设计就此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