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理事会决议，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制定由钟灵秀召集，由社会教育司的钟灵秀、顾良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甘豫源、马祖武（时任该院实验民众学校校长）、冯国华（时任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实验区主任）、赵占群（赵冀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及山东建设研究院的杨效春组成委员会。从社员服务单位看，既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又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山东建设研究院三大乡村建设基地专家，并加上第一届年会该提案的提出者冯国华，理事会是本着兼收并蓄各家意见来“点将”的，但各家分散各地的状况却造成实际工作进展的困难，召集人钟灵秀这样描述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的诞生：
灵秀于去年十一月间接到理事会函托后，以上列七社员中，除灵秀与良杰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服务外，其余五社友散居各地，不易集合，拟先行通函交换意见后，再商进行办法，特函请理事会将各社友最近通讯地址见示，并将冯国华先生拟定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分发各社友一份，以资参阅。又团体社员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南省立实验民众学校等实验经过及材料，亦请去函征集，以便参考。当经理事会函复照办。惟团体社员实验材料，截至二十三年七月止，未征集送到。嗣灵秀接俞理事庆棠函询此案进行经过，当即函复：“此案早经准备，所以迟未草拟者，以民国十八年教育部颁布之《民众学校办法大纲》，现在正拟修改为《民众学校规程》，课程略有变更。课程未定，课程标准实属无法进行草拟。一俟《民众学校规程》由部正式公布后，即当迅速进行，于本届大会前提出讨论。”直至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教育部始将《民众学校规程》正式公布，并通令各省市遵照办理，同时并将《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废止之。自此之后，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始可著手进行。惟计算距本社年会开会时间仅一月余，各担任起草之社友，又皆散居各处，往返磋商，势必多延时日，乃由灵秀与良杰先行草拟，于短期内草竣，七月十五日将全案油印分寄甘、冯、马、赵、杨五社友，并函请迅为补充删改，于七月底寄还灵秀处，由灵秀汇集各人意见，再行整理，然后寄交理事会，提出本届年会讨论。此本案经过之原委，及进行迟滞之情形，应为社友及热心民教同人详为报告，而请求体谅者也。现在草案，虽经灵秀与良杰草拟成后，然不完备之处甚多，意料其他五社友必多补充删改之处，一俟收到，必能补其阙略，多所增益。[72]
从钟灵秀叙述可知，理事会1933年8月份通过决议组织七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委员会，召集人称11月份才接到通知函，除社教司的同事外，其他五委员只能靠信函联络，而团体社员的实验报告迟迟未能征集到，更因为教育部要有民众学校新令出台，直至次年6月份教育部公布《民众学校规程》后，钟灵秀才正式启动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拟定，此时距第三届年会召开仅剩一月有余，委员们分散各地再次成为大的障碍，最终草案拟定变成了钟、顾两人的工作。当然，也正因为钟、顾二人主笔，他们从自身工作经验出发，使得该草案一开始就着眼全国范围，注意给各地留足伸缩性，站在教育部的高度上来定位，使得之后该提案向全国推展之路异常顺畅。
从钟、顾二人设计说明看，该课程标准遵照教育部新颁《民众学校规程》第十二条规定的国语、算术、乐歌、体育四科目分编（高级部的职业科，范围甚广，就少数科目编订，难期到处适用，故留待地方按照情形，自行编订），编订遵循三个目标：（1）精神的训练；（2）文字的学习；（3）简易知识的陶冶；高级部并注意职业常识的培养。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分初高两级编订，供教学年在16岁以上失学者适用。为各地方有伸缩余地起见，各科分量分配仅定百分比，国语、算术、乐歌、体育四项，初级、高级学校百分比分别为67%、17%、8%、8%和60%、12%、8%、8%（12%职业科目）。以国语科课程标准为例：
表5-2 社教社社员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分级规定标准（国语科）表（1933）[73]
续表
从表5-2中可以看出，钟、顾二人拟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中，选材范围遵照《民众学校规程》中规定，国语科包括公民、常识和作业，其中作业分识字、写字和作文项，认识注音符号与汉字暨读书被划归到识字中。社教社名誉社员吴稚晖大力呼吁注音符号对扫盲的重要性，教育部亦在积极提倡，注音符号在钟、顾二人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中得到切实体现，被列入国语课程标准目标的第一条：“能由注音符号，读出汉字，并能用注音符号注音”。并在作业项下的识字中对认识注音符号作出详细规定。在教学方法要点中，强调要培养学生兴趣，引起学习动机，为照顾学生个体差异，还规定了最低限度。此草案提交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与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提议“呈请教育部改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增订关于职业指导、生计训练等材料案”合并，大会议决“交由理事会组织委员会研究，俟有结果，再行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74]年会后，钟、顾二人特将该草案刊登于多家社教刊物上，“谨将《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附印于后，希望全体社友，及热心民众教育同人，深切注意，不吝赐教，或将意见通函指示（通讯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或另拟方式寄下，以便多所改正，无任欢迎翘企之至！”[75]希望能有同道予以各种意见，以备参考改正。
实际上，在钟、顾二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形成之前，赵冀良已有成熟的设计，在《教育与民众》（1934年6月28日出版）发表自己对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看法，很奇怪的是，他作为理事会指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制委员会一员，文中称“去年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开第二届年会，组织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拟委员会，着手编拟课程标准，贡献教育部采纳。所以民校课程标准，到现在还在问题中呢！这的确是一个伟大而又困难的工作，作者不敏，愿贡一得之愚，请求全国社教同志指正”。他认为民众学校须注意如何造成建设力量、如何唤醒民族意识和如何增高教育效率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平教会出版的著作中有明确答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学校式教育工作》中对于上列三项问题曾有详细的论列”；而他编制的初级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说明，“本课程以文字训练、知识陶冶及精神训练为目标；本课程分为语文、唱歌、时事概要、秩序训练、学生活动五科。语文课包括注音符号、民众读本、民众读物、习字、作文五门”。[76]可以看出，完全是平教会在定县实验的翻版。如果说赵冀良作为平教会干事，未能像钟灵秀等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便利，探知教育部正拟颁布《民众学校规程》、课程将有变动的信息，但细查赵冀良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教育部1929年就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中的课程规定，并不在他参照之列。由此可推测，钟灵秀在拟定草案期间上演“独角戏”的内在动机，各委员分散各地不易联络只是表面原因，或许各自参照系不同才是主因。为避免类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分歧过多再次上演，钟灵秀联合同事顾氏“独立操刀”，后期仅将观念接近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甘豫源、马祖武、冯国华列入，毅然舍去平教会的赵冀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杨效春，或许是其时能做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