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28日，社教社理事会第10次会议召开，就第三届年会交代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之事讨论，决议“将大会交下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交原起草委员会，限期召集会议讨论通过后，交常务理事呈请教育部公布施行”。[77]会后，社教社常务理事将《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呈递教育部后，呈文中称：“民校课程各地皆无标准，一切科目，多凭各校自主拟定，教学上固感困难，实际效果，亦不甚显著。本社有鉴于此，爰分请国内民教课程专家研讨各种客观条件，经二年之久，拟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
呈件均悉。查原呈草案，大致向无不合，惟实际是否完善适用，尚待研究实验。兹将原草案修正另印，发饬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就所属各民众学校，制定较为优良之五校至十校，按照标准草案，先行试用一年，充分研究实验，俟期满后，汇齐试用各校意见，开具详细报告，呈备参考。业经明令通饬遵照，仰即知照。[78]
1935年3月，教育部以第3830号批示，将其颁布全国“修正试用”，通令各省市就所属民校中指定较为优良的五至十校先行试用，“期以一年为期，以求得一个比较可靠的结果，藉作修正订定正式课程标准之重要参考”[79]。按照教育部饬令，各省市各自选择合格民众学校进行实验事业，并将实验结果汇总上报教育部审核。以江苏俞塘省立民众教育馆实验民众学校实验结果为例，“本馆为实验教育部颁布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起见，于二十四年度起，在东公园民众学校开始实验，一年来共办理初级两期。……至于课程方面，均依照部颁课程标准办理”。其实验意见如下：
1.受教时间太短：按课程标准，民校课程有国语算术（包括珠算笔算）乐歌体育等，其时间分配比例，较之十八年颁布之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已进步不少。然犹感时间不敷分配之困难，故无论国语、算术、乐歌，均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教完，而以国语一科尤甚。
2.课程标准太简略：民校除国语一科采用教本外，其他如算术、乐歌，尚无适合之教材，不得不由教师自编教材。然以民教机关之工作人员，往往担任民校教师者，必同时负有其他不同之任务，无论学力是否能自编教材，其时间和精力均感不足，于是不得不移用普通小学之中级教材。成人与儿童经验各殊，生活习惯亦不同，而个性之差异尤大。是以仅就教师主观之去舍，难免发生问题。故理想之课程标准，能有更详明之指示，庶可减少教者之困难。
3.课外活动太少：民校留生问题是否发生视施教之能否切合民众实际生活上之需要。依目前情形言，以教学时间不多，多重视教学效果，往往有注重教室内上课之趋势。晚间二小时，全部为其所占，迨散学后，学生劳动终日，兼又上课，精力已疲。匪特课外活动之机会甚少，即教师与学生间谈话机会，亦不易得。
综上三点，民校学生既为时间所限，不克尽量获得课外活动之机会，故仅教室内之上课，即学生能全部接受灌输之知识，终觉于实际生活之要求，相去不无太远。[80]
文中所提三条意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特别是时间不敷使用。浙江省教育厅接到部令后，曾令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嘉兴县立中心民众教育馆、临海县立海门民众教育馆等10个社教机关分别进行研究实验，尽管研究实验的问题繁简不一，但各科分量的支配是否适当，各科课程标准所规定目标、作业要项、教学方法要点及最低限度是否适当是共同关注，仅就各科分量支配结果看：国语科教学时间有增加必要（初级应由66%增加至75%，高级班应由50%增加至65%），算术科初级应由18%增至20%～25%、高级班时间分配尚可敷用；乐歌和体育科应以在课外教育为宜，不必列入分配比例，如必须列入课内，其比例各有增减，乐歌应由8%减至6%，体育则从8%增至9%。各科课程标准中，最为困难的是注音符号的学习，因浙江方言复杂及日常生活应用机会不多，颇难达到课程所定标准。社员林宗礼负责整理汇总这10个社教机关的研究实验报告，他认为，除去课程标准本身问题之外，还有两点亟须我们注意：（1）按民校规程所规定之初级毕业最低期限为200小时，不敷分配，有提高必要；（2）课外阅读之适当读物缺乏，应从速编制。[81]来自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社员樊月培、朱智贤（此时朱氏尚不是社教社社员，笔者注）根据实验结果[82]，提出修正意见：（1）课程目标，应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简易文字的学习、生活常识的灌输及自卫能力的养成；（2）课程标准不宜太高，因生活和地域的关系，太高则不易达到；（3）科目不宜太繁，教材不宜过多，但求内涵广博切要，俾得专心学习[83]。从这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看，作者大多数为社教社社员，拥有丰富的民众学校办学经验，均会在报告中给出或翔实，或简略的改进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社教社依然在为试用《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不断修补、完善努力，并为社会营造了一个争相谈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氛围，以期教育部能在“一年期满”后如期颁布正式课程标准。
或许是因为各地试用结果发现问题过于繁多，教育部在实验期满后，用了将近9个月时间来整理实验报告。1937年1月28日上午，教育部召集该草案起草人钟灵秀、顾良杰、冯国华、马祖武、甘豫源五人，同时聘请相关方面专家郝更生（体育）、赵元任（音乐）、吴剑真（自卫训练）三人，开会作缜密审查。“据悉课程标准草案经此次讨论结果修正之要点，均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约有下数项：（一）在目标方面，特殊注重民族主义的培养，（二）在科目方面，增加《公民训练》科目，（三）体育科目加入自卫一项，此外如时间分量之分配及教学方法与内容，亦均有所更改。闻此项修正草案，俟整理后，尚须送请各审查委员签注最后意见，再呈部长核定公布施行。”[84]从消息看，教育部除召集草案起草小组，还专门邀请相关科目专家进入，并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在目标方面，凸显注重民族主义的培养，增加公民训练，并加入自卫等内容。可惜的是，战火骤燃，《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修正戛然而止。1938年8月27日，教育部以第5730号训令颁布《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实施要点》，“战时民众学校公民训练教材纲要”“战时民众学校公民训练教法要点”和“战时民众学校各科教学时间支配表”被作为附录放在该实施要点之后，主要目标变为激发民族意识，培养抗战职能和发挥战时服务精神。[85]1939年，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颁布《中山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分十部分，包括总说明、总纲以及成人班、妇女班各科的课程标准，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之前众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