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隨著晏陽初檔案、張伯苓私檔全宗等研究成果麵世，他們與社教社的信件往來亦隨之披露，為社教社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由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輯、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囊括了1911—1949年間國民政府在經濟、財政、社會、政治、教育等各方麵的大量檔案資料，為本書提供了諸多方便。此外，第二曆史檔案館還有一些尚未編入匯編中的南京政府教育部、內政部檔案中有關社會教育的資料，也為本書所征引。此外，筆者先後在江蘇、浙江、湖南、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四川、廣州、山西等省市檔案館查閱了有關社會教育的館藏檔案；特別是浙江省檔案館，藏有不少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五屆年會的檔案資料，相對於前四屆年會，1947年舉行的第五屆年會在學術刊物、教育公報、報紙上甚少找到報道，亦沒有出版年會報告，這些檔案資料對研究第五屆年會彌足珍貴。此外，還有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館藏地方誌相關資料及大量文史資料中有關社會教育內容的，大多是作者親身經曆或親眼所見的回憶，盡管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夾雜了作者的情感、個性、偏見，甚至記憶的錯誤或有意識的內容取舍，但作為相互印證的史料其價值不容小覷。
隨著影像史學的興起，學界逐漸認同除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傳統書寫曆史之外，借由繪畫、攝影、影像等視覺形象同樣可以再現曆史，“讓圖片自己說話”。年會合影、核心社員出席教育部會議合影、社員教育考察活動側影、實驗區事業以及社員專著書影等，都展示了社教社豐富多彩的麵相。由此，各種老照片亦成為本書的資料譜係構成。
當然，每一種史料在體現它的豐富性的同時，也同樣有著自身的局限性。不論是民國時期既有的研究成果，還是社教機關自行出版的月刊、畫報或專輯，教育部、地方教育廳及各社會教育機關的統計數字，以及各地檔案館館藏檔案、地方誌、文史資料，或是那些發黃的老照片，一般都立足於官方或創辦方立場，關注對象更多的是“已規範”“已圈定”的民眾。且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不同時期對社會教育的評價互有參差，特別是各地的地方誌、文史資料在編寫上呈現趨同風格。章開沅先生曾專門指出使用文史資料作為史料來源的風險：“在引用1949年以後各級政協所征集和發表的文史資料時，必須特別注意憶述者當時的環境與心境，即由於外在的壓力和主觀意識的變化每有可能導致回憶時不同程度的失真，無論溢惡或溢美都會誤導讀者。……我在20世紀60年代與此類作者打過許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確實存在著對當下威權的某種潛在迎合性。”[38]很顯然，文史資料中對於社教社的評價，口述者大多為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畢業的校友，集中發表在《江蘇文史資料》（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專輯），經曆歲月更迭，這些耄耋老人的回憶，更多留下的是想象中的或有篩選的“美好記憶”，過於溢美的色彩濃鬱。但這些多元資料，還是為分析社教社這個“曆史圖景”提供了必要的、不可取代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