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与经学
经学,从字面上看,就是指研究经典的学术或学问。不过,经学所研究的“经典”是特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过孔子整理的儒家典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在战国时期,经其实是各家子书的一种著述体例,是各家各派对本派比较重要著作的一种泛称,比如墨家有《墨经》,道家有《道德经》,法家李悝著有《法经》,《韩非子》书中有《八经》等。在此之前,“经”的意思则是指王室的重要典章,战国诸子借来指本派著作,以示郑重。把经的意思特指化,是西汉时候的事。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由王朝政府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由是始专指儒家经典。而经学一词的提出,也是汉代的事情。《汉书·儒林传》中说孔子之教化在鲁国有遗留,“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汉儒之所以用经称《诗》《书》《礼》《易》《春秋》诸书(《乐》在汉代已经失传,所以汉人所谈实际上只有五经),是因为“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义》)。即他们认为上天规定人世有五种永恒的“道”,圣人孔子效法之而作了五经,每一经都对应着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之“道”,用以教化世人。后儒对汉人的说法从字源上有了进一步的肯定:“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以,在汉人以及后人那里,都是训经为常,认为由圣人孔子制作的这些著作里面包含着经天纬地、万古不变的常道,可以为永恒的治世法则。与《诗》《书》等六经相对,由孔子之后儒者所作与经有关的著述,则只能称传、说、记等。比如《春秋》是经,而《公羊传》《穀梁传》及《左传》等解说《春秋》的著作只能算是传。即在儒家的经学体系中,经与解经之作是有明确区别的。张华《博物志》中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康有为也曾解释说:“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由上可见,汉儒对经的使用,显然具有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尊称意义,包含了一种人为的、神圣化的色彩。而这种命名上的神圣化,目的则在于对其所指内容的神圣化,是为儒家获得政治上独尊地位服务的。类似的情况,秦汉间的其他事情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朕”字在先秦时期是比较普通的第一人称用语,但从秦始皇开始,这个字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成为皇帝的专门自称用语,其目的也是在强化皇权的独尊性。
经的命名最初只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但从汉代开始,经的所指出现了变化,先是因为《乐》的失传,六经缩失为五经。然后,经的队伍出现逐渐扩大之势:在东汉时,五经因为加入了《论语》和《孝经》而成为七经;到唐代时,在科考取士中,又变为九经,即《诗》《书》《易》保持不变,《论语》和《孝经》不用,而《礼》分为《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唐文宗时,在九经的基础上,又取《论语》《孝经》和《尔雅》,并为十二经;再到宋代,因为孟子的地位被宋代的理学家们看重,《孟子》一书也加入了经的行列,经的范围最终定格为十三经(其后虽然还有二十一经、二十四经等说法,但都是一家之言,没有赢得普遍认可),而经部也与史、子、集等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组成部分,并一直占据核心位置。这时,原来作为解经之作的传、说、记等,陆续跻身经的行列,经与传、说、记之间的原始界限消失。这种情况似乎不符合六经命名的初衷,但却绝非无因所致。因为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孔子删订的六经对汉人而言是古书经典;而那些出自后儒的传、说、记等解经之作,在东汉之后也日渐成为古书经典,列为六经一体也自然未尝不可。
二、经学产生的背景
经学在汉代的兴盛,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背景,还是从学术自身发展需要等方面看,都有其必然性。
首先,从社会政治背景看,在儒学独尊局面形成之前,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对选择何种思想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最高统治者一直在探求最适宜的道路。先是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理论武器统一了天下,显示了以刑法治国的成效。此时,包括儒学在内的其他学说遭到沉重的压抑。然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二世而亡”,使后继的汉王朝统治者看到,法家“可为一时之计,但不久长”。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推行“黄老之学”,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为原则,实行无为而治。此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道家学说及一部分法家思想,而儒家经过“焚书坑儒”的打击后,在伏生等坚定的儒家学者的推动下,正从几乎被湮没的状态中开始复苏、发展。整个汉王朝前期,在“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很快稳定了帝国的政治局势,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兴盛局面。但是,“无为而治”的方针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突出表现为诸侯王势力强大,中央皇权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威胁。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提出了“削藩”的建议,结果却引来了七国之乱。这种局面说明“无为而治”已经走投无路,加强中央集权,重新选择新的治国思想势在必行。而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上合君心,下合民情,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在社会教化上适合于强化宗法制的传统人伦关系。于是,汉武帝在政治措施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思想上也采取了统一四宇的政策,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帝国上层下令,把儒家学说立为官方哲学,儒学由此取得了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是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己任的经学形成并走向繁荣的外在背景。
其次,经学在汉代的兴盛,也有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那就是汉代立经学博士的制度。博士之称在战国时期的齐、鲁等国已出现,沈约《宋书·百官志》云:“六国时有博士,掌通古今。”在秦国,博士成为常设之职,班固《汉书·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入汉以后,虽然在统治思想和理念上反思前朝,反其道而行之,但在实际政治制度方面,汉代颇多秦制遗留,博士之设亦如秦,“殆诸子、诗赋、术数方技皆立博士”(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至汉武帝独尊儒术,遂立五经博士,而废止了其他方面的博士之职。其后的汉王朝统治者不断增立经学博士,到汉宣帝末年,经学已有十四家博士之多。从文化意义上看,经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战国时代诸子学的退潮、湮没,以及西周王官之学的复兴、更化。而对于经学的开展来说,博士之职的设立显然是大有益处的。因为经学博士的设立,使儒学研究由私人学术变成官方学术。这样,儒生或经师们的学术活动不仅有来自于官方的经济支持,同时,“学而优则仕”,也会带来政治上的荣誉与好处。所以,经学博士的设立,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实际利益上的驱动力,这对汉代儒生们研究儒家经典无疑具有相当的推动作用,使得经学的发展在制度上有一个优于他学的外在保证。
图4-6-1 《白虎通义》书影
最后,经学在汉代的形成与兴盛,也是儒学在学术固有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应。学术的发展自有规律,“内纯致用”是其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内纯是指某一学说、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纯洁自身,寻求学派理论内核的合理性,即在认知层面上进行学说理论的深化。致用是指一个学派或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因时制宜,拓展学说的实用功能。也就是说,经学在汉代的兴盛,是儒家学说在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对时代政治要求的一个回应。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帝国统治的需要,儒家学说的信仰者一方面对本派学说内部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发展。比如,对儒家的伦理哲学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的归纳,提出“三纲五常说”。“三纲”,即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最基本的人生关系,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这些概念在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学者那里已经使用,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套体系。而且,先秦儒家也没有解释自己伦理哲学的逻辑依据,但汉儒在其经学研究中做出了回答。例如,东汉班固编辑的《白虎通义》中就提到:“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公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妻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又谓:“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绝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同时,儒学在汉代经师手里,也吸收、借鉴了其他学说的有关理念,使儒家学说的理论性得以加强,其主张更加适合时代的要求。比如,汉武帝时候的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家,他在延承《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借鉴了战国以来阴阳学派的阴阳五行理论,建立适应帝国政治需要、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天人合一理论,提出了“五德始终说”、“三统说”、“灾异说”等概念,为汉帝国政权承秦而来的合理性,以及君权至上、天下一统政治结构的合理性等,做出了理论上的解说与肯定。
另外,为了加强儒学的致用性,汉代的许多儒生或经师甚至对儒家典籍的具体政治效用,都做出了明确的、结构化的安排。比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说: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智。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关于儒家经典实用功能的分派:“《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代儒学在其学术内纯化、致用化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天人感应等概念,成为后代两千年封建专制政权的一贯理论基石,使得历代统治者都选择儒学作为各自专制帝国的官学,从而保证了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始终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也自然会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再结合其他因素,经学在汉代的兴盛以及在后代的继续,也便可以理解了。
三、经学的历史
经学在汉代建立起来之后,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在漫长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经学是有兴衰起伏的。按照其学术内容和方法上的演变,大体而言,经学可分为汉学、宋学两大类别。从时间上讲,汉学主导唐以前之经学,宋学形成于两宋,而笼罩元、明二代。至于清朝,则是汉、宋学的综合。虽然其时经学大盛,但在学术内容和方法上,并未别开生面,在汉、宋之外另立一派。
从学术史上看,自汉到唐,经学始终保持着汉代时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学术论题和特征,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经学的汉学阶段。汉代经学最突出的就是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分,最早是指儒家经典书写文字上的差异。所谓今文,就是汉代时通用的隶书,而今文经就是用隶书书写、传授的儒家“五经”。所谓古文,指的是先秦时的籀书,在汉朝时已经不再使用,所以相对于隶书而言,自然是古文字了,而古文经就是指汉时用籀书书写的“五经”。儒家典籍在汉代之所以出现今、古文的差异,原因就在于秦朝时的“焚书”之厄,因此汉儒收求儒家典籍有两条途径:一是凭记忆,靠背诵,根据由秦入汉经师的口授,用隶书重新书写出来,就成为今文经。二是民间密藏的少量古本经书和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则是古文经。今、古文经不仅书写文字不同,并且字句、篇章亦有一定差异。在西汉中前期,认识古文的学者很少,古文经主要被藏在皇家秘府,儒生传习所用的大都是今文经,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所立的十四家五经博士,也都属于今文家。因此,在汉宣帝之前,只有今、古文之分,但并没有今、古文之争。到了汉宣帝以后的西汉末期,刘歆因为整理皇家藏书的机会,大量接触古文经书,遂提出把《古文尚书》(今已不传)、《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立为学官。因为要立为学官,所以古文家必须创立新的解说,于是借今、古文经在文字、篇章上的差异,和今文学家分道扬镳,形成了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首先是一种学术之争。大体上讲,今文学家比较致力于发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尊奉孔子为“受命”的“素王”,认为孔子整理《诗》《书》等书,是为“托古改制”。五经中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其引阴阳五行观念入儒学,直接导致了东汉谶纬之学的泛滥。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董仲舒、京房、何休等。而古文学家更多用力于章句训诂,崇奉周公,把孔子视为一个传解周公之道的“先师”,不像今文学家那样神圣化孔子。五经中以《周礼》为主,反对纬书和微言大义。代表性人物主要是刘歆等。古文、今文经学的争论,自西汉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于整个东汉时期,古文经在刘歆等人的努力下,先后有多种列为学官。但到了东汉后期,经学的汉学阶段表现出一种新的学术特色,即经学今、古文相混淆,郑玄、许慎等是代表。郑玄是东汉后期十分有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很大,以至身边的下人都受他熏陶而颇有文采。有一个故事说,郑玄的婢女因为惹怒他而被惩罚站在泥地中,旁边路过的另外一个婢女,引了《诗经》里面的话说:“胡为乎泥中?”婢女应口以《诗经》中的话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郑玄之治经学,兼采今、古文字,兼授今、古文义,他曾遍注群经,代表作是 《仪礼注》和 《毛诗笺》。在《仪礼注》中,郑玄常常是或用今文之字,而注出古文之字;或用古义,而补足今文之义;或者同时兼用古今文。郑玄的《毛诗笺》以属于古文的《毛传》为主,但也时时援用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文《毛传》中的注解是:“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与之祈于郊媒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意思是说,简狄在春分季节,燕子飞回之时,与帝高辛氏到郊外祈祷,因而生契,燕子在这里是吉祥的象征。而郑笺却紧接着注解说:“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而生契。”显然,郑笺此训未从毛传之古文说,把燕子解释为商族的图腾,而采用极可能是三家诗的今文说法,所以其解说中带有一些今文学派的神异色彩。郑玄以一种比较公正的态度对待今、古文经学,尽量地采纳两方的合理性意见,加以融通,这种做法很被当时的儒生和经师所赞赏,今、古文的融合也就此成为学术大势,其争论也就告一段落。
图4-6-2 郑玄像
魏晋时儒学退位,玄学形成。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和老庄互释,以解说玄学命题,王弼、何晏为其代表,学术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这时,纯粹的经学研究很少,王肃是当时的代表性经学家。王肃的解经像郑玄一样,也是兼采、混合今古文。但王肃似乎是出于某种学术成见,经常是:在郑玄采用古文解处,王肃采用今文解;反之,郑玄援引今文义时,王肃则取古文义。在混合经学今、古文中,除郑玄建立的“郑学”之外,王肃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学”。至南北朝,经学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北学在学术上有各自的特色:大体上说,北学继承了两汉经学传统,其特点是以明经为学术中心,多保留汉学名物训诂的朴实学风;而南学多受玄学、佛学的影响,其特色是重视义疏之学,重在发挥儒家经典的义理,是汉学中微言大义的传统。所以,《北史·儒林传序》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说法。
图4-6-3 《韩诗外传》书影
唐代是经学汉学阶段的最后时期,其特色是经学中的今、古文对立以及南、北学对立,都渐趋消失,经学解说走向统一,这在《五经正义》中有重要的体现。《五经正义》是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下令,为士人科考而准备的统一教材,由孔颖达等人编辑而成,它代表了唐代经学的最高成就。《五经正义》的经注,将今文与古文、南学与北学的传注与义疏熔为一炉,同时,在采纳前人材料时,多能客观、公允地评断古、今文经说歧异之处,展示了一种兼收并蓄、理性客观的学术立场或风格。唐代其他儒家学者的经疏,诸如贾公彦《周礼注疏》《仪礼注疏》、陆淳《春秋纂例》等,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代经学的贡献在于,《五经正义》等奠定了经学研究中的“义疏”之学;同时,经学的研究范围由汉代最初的五经扩大到九经。概括地说,汉至唐,经学虽有发展变迁,基本上没有逾越汉代今、古文经的学术范围,因此在学术史上此时期都归于汉学阶段。
至于宋学,则是指宋、元、明时期的经学,它兴起于两宋时期,然后一直延续到元、明两朝。宋代经学著作多为经注或经说的形式,借以阐发理学思想。其中较有影响者如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张载《易说》《正蒙》、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等。在经学发展历史中,宋学与汉学相比,具有不同的学术特色。归纳来讲,宋代经学的学术特色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宋代学者展示了比较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从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到南宋的朱熹等,在其经学著作中,对儒家经典本身的神圣性,以及汉儒经说的权威性都表示了自己的某些质疑。对此,宋人自己便有记载。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援引了一段陆游对宋代经学变迁的评价,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由此可见,宋学不仅对汉学的注疏大加异议,甚至对儒家经典本身某些内容与篇章也持猜测态度。宋学疑经思潮的更进一步发展,则是扩大为直接的改经、删经行为。例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见,改变了旧文的节次,将全文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补写了第五章“格物致知”的传文134字。宋学的这种学术作风,显示了其勇于疑古的精神。在许多方面,确实揭示了经学自汉代以来的谬误,对后来清代学者的经学辨伪运动无疑是起了一种启发作用。但是改经、删经之举,却使宋学多了几分主观臆断的色彩。第二,宋学是伴随着浓厚的理学氛围而形成的,所以,宋人经说中的义理部分充斥着极度强化了的伦理观念。作为经学的宋学,始终是在理学思潮风靡的学术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完全可以说,主要的经学家也都是理学家。因此,理学的基本观念,必然要渗进对经典的解说中,从而造成宋学独特的道德色彩浓重的义理解说。比如,在对《诗经》中情诗的解读上,朱熹把“郑风”、“卫风”等中的24首抒发男女之情的作品定性为“**诗”,认为这些作品“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这种评价和汉学中美刺教化之说截然不同,显然是从理学的道德观念出发而做出的判断。宋学这种从理学观念出发去解读儒家经典的做法,自然会导致疑经、改经行为的发生。故而,如果说汉学可以简单归纳为“我注六经”的话,那么宋学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宋学解经的这种主观性,原因在于理学在形成中,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需要从禅学、道教以及当时的科学知识中吸收相关内容,以补充儒学的理论缺陷,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哲学体系。因此,对六经与汉学的某些“修正”便是势在必行。
归纳而言,宋代经学的特点基本上是由理学的建设而决定的,它的贡献一则是在汉学之外开创了宋学的儒经研究策略,自宋以后,落实了《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十三经”的经学研究范围。二则是帮助理学建立了一套可以实现理论自足的哲学体系,发展了儒家学说,完成了儒家学说的内纯致用化要求。其缺点也很明显,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批评宋人的《书》义说:“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此说正点在宋学的痛处。宋学在两宋时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后,在随后的元、明两代得到继承。元、明期间虽然也有自己的经学家和经学著作,但在理学思想的笼罩下,其经学完全丧失了创造性,始终未能突破宋学的学术范围。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批评元人说:“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则批评明人云:“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
经学至清代,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阶段。清代经学的主要特色,就是包容汉、宋,兼行今、古。清代经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清前期顺、康、雍三朝为一段。官方主持整修诸经,尊崇朱熹,学术上以宋学为主而兼采汉学。进入乾隆朝以后,学术风气转而主宗汉学。学术上讲究博引广证,务求实据。经学家在为疏解经传而取证先前典籍时,态度十分严肃,一般说来,他们不援引已确证的伪书或小说家言,援引宋代以后的经说也很谨慎;重视文字、音韵等“小学”,将经疏奠立于文字音韵学基础之上。这种治经态度显示了清代经学具有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它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学风”,代表了清代经学的最高成就。乾嘉经学可以分为两派,即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派学术内容和倾向有一定差异,大体而言,吴派以博证信古为特色,在解读儒家经典中,追求多多罗列古籍与前人观点,以证明自己主张,尤其重视汉代学者的见解与观点;而皖派特别致力于文字、音韵学,从“小学”入手来阐明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援引古人论断来证明己说。这是清代经学的第二阶段。嘉庆以后,今文经学复兴。经疏的重心由名物训诂转向大义微言,在众多经、传中,特别推奉《公羊传》,且十分重视辑佚西汉今文经遗说,驳斥古文经学为刘歆伪造。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借今文经说中“托古改制”的主张,为当时的政治革新服务。而章太炎则治古文经,站在革命民主派立场驳斥维新派,成为两千年经学历史中的最后一位大师。
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随着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统治地位的丧失,经学也衰落下来,经学作为古典学术的代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经学的特点
最后,让我们对经学的总体特征做一个归纳。首先,经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从一开始便是以“官学”的姿态出现,紧紧贴近政治现实,代表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汉代开始,经学的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和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休戚相关。汉代时,在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下,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此后,博士逐渐增加,至汉宣帝末年,增至“十四经博士”。其后,虽然有今、古文之争,经学在东汉也产生比较严重的谶纬化倾向,但在总体上经学总是牢牢占据汉代的正统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是思想界的主流,但上层统治者倡导的仍是经学。唐代时,为了统一思想、改变师说多门的状况,朝廷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规定儒生应明经科者皆以《五经正义》为准绳,定经学为一尊。至宋代,理学兴盛,其产生伊始即与经学合而为一,着重于研究儒家经典。南宋末年,程朱理学被奉为正宗,得到官方承认,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则成为学校的启蒙读本和开科取士的依据。明清两代继续尊奉理学,而经学也相应地继续保持其官学的地位。
其次,经学的另一个特征则是以儒学为主,兼容百家,依时而变,不断汇集其他各种思想,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儒学。这一特点在汉、宋两代表现最为明显。在两汉,经学家们在解说先秦儒家经典时,将先秦诸子之说有选择地纳入了儒学体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以儒学为基础,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政治理念,掺和了阴阳五行学说和黄老之学,建立起天人感应的政治理论模式;其后,自西汉末年到整个东汉期间,经学又和战国时期齐学的谶纬思想合流,形成了儒学的神秘化。这时经学所研究的儒学,包含了道、法、名、墨、阴阳五行各家的思想成分,与先秦儒家显然不同。而宋代时,经学与理学互为表里,由阐释经义而讲“性命义理”,人们借经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标新立异,疑经、议经乃至改经、删经成为一种学术风气。因此,理学家们在辨经明理的过程中,援引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来解说儒经,在吸收佛、道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儒学体系。
再次,经学在治学方法上以考释经典为能事,强调实事求是的考据。汉人的今、古文之争,讨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异同。这种争论,表面上是版本之争、文字之争,实际上是文字训诂和经义解释之争。两家的争论,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儒家经典本身。及至郑玄综合今、古文学,也是以经典的考释为基础的。在其后的经学历史中,大体上一直是沿袭着考辨经典的路子,或以小学、音韵、训诂、辨伪、校雠的方式考经,或以注疏、阐释的方式解经。至清代,经学诸种考辨的特点体现得更加突出。清代的经学是在文字狱风行的严酷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很多知识分子是为了避祸而埋首于“故纸堆”,但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姿态,反倒成就了清代经学极高的学术地位。清代的经学尊古崇汉,以考据之学见长,重视训诂,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形成了所谓的“乾嘉之学”。而这种“乾嘉之学”,实际上继承的就是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因此,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汉学”。
经学历史持续两千余年,一直代表着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其主旨是在思想领域维护封建统治,经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术上则对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艺术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代经学著述甚多,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于今人来说,了解、认识经学的优点与缺陷,对我们更好地继承传统、发展当今学术事业,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