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與戲曲中的“忠奸對立”，還常常與“賢臣昏君”模式融為一體。因為奸佞小人不僅是忠良之士們的對立麵，還要成為君王罪過的替罪羊。“奸佞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君王昏聵的時候，為君王承擔罪責。”[1] 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集權主義時代，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帝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封建倫理中的皇帝是不可能有過錯的，因而古典戲曲中的政治悲劇一般離不開這樣一種敘事模式：“忠臣為善，奸臣為惡，皇帝善而起初受蔽，最後去蔽。”[2] 在這種模式中，帝王的“最後去蔽”是至關重要的，隻有如此才能保證“天道”的正常運轉。然而正因如此，使得中國古典政治悲劇避開了悲劇意識最本質的精神內涵：對現存製度和社會的深刻反思與批判。從這一點上說，《屈原》大大超越了古典戲曲的悲劇意識，作品中的楚懷王不僅凶殘無比、專橫跋扈，而且昏聵無能，喪失了起碼的決斷能力。但在《屈原》對曆史偉人和英雄的讚頌背後，卻隱含著另一種難以為人察覺的潛在危險：以對曆史英雄和曆史偉人的崇拜取代了古人對封建帝王的膜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劇中主人公與敘述者融為一體時，這種對劇中主人公的讚頌與謳歌則可能轉化為敘述者乃至作者本人自我意識的膨脹；而當這個“自我”自以為真理在握、並自詡為某一曆史理性的代言者時，那麽新一輪的曆史悲劇又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作家讓屈原反複吟誦的一句台詞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嗬！”雖然隻是一種悲憤的抗議，但也足可看出屈原差不多是以“整個兒的楚國”自居了，這固然與古代帝王的“朕即國家”有本質不同，但也潛伏著不言自明的巨大危險性。在第五幕的**部分“雷電獨白”中，屈原呐喊著“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裏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的同時，突然又有這樣一句自白：“這是我的意誌，宇宙的意誌。”可見無論是在屈原還是在作家心中，“我的意誌”與“宇宙的意誌”已經融為一體、合二為一了。但不管是“我的意誌”順從了“宇宙的意誌”，還是“我的意誌”代表了“宇宙的意誌”，那種唯我獨尊的自我崇拜意識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