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與戲曲中的“忠奸對立”，還常常與“賢臣昏君”模式融為一體。因為奸佞小人不僅是忠良之士們的對立麵，還要成為君王罪過的替罪羊。“奸佞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君王昏聵的時候，為君王承擔罪責。”[1] 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集權主義時代，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帝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封建倫理中的皇帝是不可能有過錯的，因而古典戲曲中的政治悲劇一般離不開這樣一種敘事模式：“忠臣為善，奸臣為惡，皇帝善而起初受蔽，最後去蔽。”[2] 在這種模式中，帝王的“最後去蔽”是至關重要的，隻有如此才能保證“天道”的正常運轉。然而正因如此，使得中國古典政治悲劇避開了悲劇意識最本質的精神內涵：對現存製度和社會的深刻反思與批判。從這一點上說，《屈原》大大超越了古典戲曲的悲劇意識，作品中的楚懷王不僅凶殘無比、專橫跋扈，而且昏聵無能，喪失了起碼的決斷能力。但在《屈原》對曆史偉人和英雄的讚頌背後，卻隱含著另一種難以為人察覺的潛在危險：以對曆史英雄和曆史偉人的崇拜取代了古人對封建帝王的膜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劇中主人公與敘述者融為一體時，這種對劇中主人公的讚頌與謳歌則可能轉化為敘述者乃至作者本人自我意識的膨脹；而當這個“自我”自以為真理在握、並自詡為某一曆史理性的代言者時，那麽新一輪的曆史悲劇又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作家讓屈原反複吟誦的一句台詞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嗬！”雖然隻是一種悲憤的抗議，但也足可看出屈原差不多是以“整個兒的楚國”自居了，這固然與古代帝王的“朕即國家”有本質不同，但也潛伏著不言自明的巨大危險性。在第五幕的**部分“雷電獨白”中，屈原呐喊著“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裏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的同時，突然又有這樣一句自白：“這是我的意誌，宇宙的意誌。”可見無論是在屈原還是在作家心中，“我的意誌”與“宇宙的意誌”已經融為一體、合二為一了。但不管是“我的意誌”順從了“宇宙的意誌”，還是“我的意誌”代表了“宇宙的意誌”，那種唯我獨尊的自我崇拜意識已昭然若揭。
在劇本結尾處，作者還安排出身低微但年輕美麗的嬋娟誤飲了原本用來謀害屈原的毒酒，從而以“有驚無險”的方式保護了屈原的“身家性命”，這明顯隱含了“隻要屈原還在，國家就在、希望就在”的主題內涵。然而我們不能不懷疑：一兩位英雄人物的個人生死，真的就能決定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嗎？如果把對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理想的維護簡化或變相簡化為對一兩名英雄人物的保護，豈不已陷入道德與理想的悖論中？嬋娟臨死前對屈原的一段表白曾讓廣大觀眾感動不已：
“先生……我真高興……我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責任。我始終誠心誠意地服侍著你，因為你就是我們楚國的柱石。 ……我愛楚國，我就不能不愛先生。……先生，我經常想照著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獻給祖國。……我把我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這樣可寶貴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麽地幸運啊！”
但筆者在細讀這段文字之後，卻發現背後的文化心理內涵簡直讓人心痛：嬋娟對劇中屈原的情感，無疑是“純潔”地建立在屈原身為“楚國的柱石”一類理性體認之上的。嬋娟向屈原的傾訴：“我愛楚國，我就不能不愛先生。”或許的確發自她的內心，但在筆者聽來卻未免有些“心驚肉跳”。因為，如果是以“愛楚國”的名義去愛“先生”，那麽對“先生”的熱愛就是最“天經地義”的了；如果是以“愛楚國”的**去愛“先生”，那麽替“先生”而死、為“先生”而獻身就不僅理所應當，而且必然成為“愛先生”者們爭先恐後而欲得之的榮譽和幸福了。還有，一旦嬋娟們明白了“愛楚國”與“愛先生”其實是一回事，那麽頭腦簡單、閱曆膚淺的嬋娟們很可能將“愛楚國”的覺悟和**，轉移到“愛先生”這裏，專心致誌地通過“愛先生”去“愛楚國”。而享受著如此之“愛”的“先生”，又有什麽事情不可以去做、什麽目的不可以達到呢？
還有一個問題：嬋娟作為受教育者，是受到了“先生”的感化才“知道了做人的責任”，而這個“做人的責任”竟然就是誠心誠意地服侍“先生”；嬋娟完全接受了“先生”的“指示”，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在關鍵時刻替先生而死，以自己卑賤又“微弱”的生命，代替先生那“可寶貴的存在”。如此“教育”，豈不令人疑竇叢生？
自古美人愛英雄，這本無可厚非。英雄與偉人們的頂天立地、威武陽剛、堅忍頑強體現了整個人類的精神和意誌，自然最能受到美人的傾慕，所以“英雄美人”曆來是中外文學中永恒的敘事母題；但在另一方麵，能有“紅顏”因崇拜而獻身或替死，則“英雄”與偉人們和自以為“英雄”與偉人的人們，實在可以陶醉於自戀自大的心理快感之中。如果再運用現代女性主義視角重新審視郭沫若筆下的嬋娟等人物，則會發現她們與中國古代被反複讚頌的“貞女”與“烈女”之間，是有著隱秘卻深刻的內在關聯的。中國古代婦女在通往“貞女”或“烈女”一類貌似神聖崇高的道德之路上所灑下的斑斑血淚，中外學者已有汗牛充棟般的著述，筆者在這裏不再重複。
[1]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第136頁。
[2]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第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