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視曆史的一個民族，曆朝曆代流傳下來的史書不僅浩如煙海、生動豐富，而且還有更為細致逼真、形式多樣的話本、戲劇、傳說、故事、演義、小說、詩歌等文藝形式，普通百姓通過它們去探聽曆史、關注曆史並議論曆史，滿足了自己的“曆史癖”。另一方麵，中國大概又是曆史上王朝更替最為頻繁、革命事件爆發最多的國家之一，而每一次的豪傑並起和江山易主，無不以生靈塗炭，社會大廈的傾覆為代價。個人的不幸、社會的動**、國家的滅亡，再加上“家國同構”的傳統思維方式和對社會集體的高度看重，一代代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將“國家”“祖國”納入到了倫理情感的範疇內，“每當國家遭受不幸時，人們就會產生一種極為強烈的沉痛感和道義感”。[1] 這種沉痛感與道義感，我們在先民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詩經·王風·黍離》）的悲歎中就已感觸到了。“黍離之悲”其實就是一種亡國之悲，也是一種亂世之痛、興亡之歎。從《詩經》開始，無數文人士大夫將這種家國之悲反複體味與詠歎，從而醞釀成愈來愈濃烈的曆史悲情。而隨著曆史的腳步別無選擇地邁向近代，中華民族固有的曆史悲情更加得到空前的強化與升華。長期積貧累弱導致的落後閉塞偏偏遭遇到了西方列強肆無忌憚的侵略與欺淩，於是“天朝大國”的幻夢徹底崩潰，“亡國滅種”的現實危機不僅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焦慮，更喚起了社會大眾心底深處的悲情意識。一旦遇到任何“風吹草動”的特殊社會事件，這種悲情意識就可能如火山噴發一樣爆發出來。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在1942年那樣一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特殊年代，重溫戰國時期楚國被秦國所滅的“曆史悲情”，無疑能最大限度地喚起普通民眾的心靈共鳴，從而激發起整個社會的高漲情緒。作為一位善於把握時代脈搏的詩人與作家，郭沫若以極快的速度創作出《屈原》等曆史劇，與他在五四時期創作完成《女神》中的大部分詩篇是極為相似的，同樣也是“個人的鬱積”與“民族的鬱積”相互交匯而找到的“噴火口”與“噴火方式”。[2]《屈原》中隨處可見“中國”“整個兒的中國”“我們的祖國”等富含現代民族主義色彩的語詞。屈原在遭到南後誣陷以後，依然堅定地勸導懷王：“你要替楚國的老百姓設想，多替中國的老百姓設想。老百姓都想過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國結束分裂的局麵，形成大一統的山河。”——我們發現在屈原口中，從“楚國的老百姓”到“中國的老百姓”是一個多麽自然的轉換。正是通過這樣的轉換，發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秦楚之爭與20世紀的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之間，建立起了互通互喻的對應關係；懷王、南後與屈原之間的政見分歧，也就自然地被比附為抗戰時期“賣國”與“愛國”的“路線鬥爭”了。